从孔夫子到张伯苓（下）

—— 走出官学的新私学

献给张伯苓先生：

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教育。

他一生只有一个遗憾，那就是把私立改为国立。

他一生只有一次失算，那就是客串了一把政治，结果却被政治所暗算。

张伯苓，是我国教育界的阿基米德。他以为，给他一个支点——教育，他就能救国：“我认定救国在教育”，“解决世界大难题，要在教育”。这样的信念，来自从孔夫子到张伯苓的传统，还来自基督教。

他一手持《论语》，一手拿《圣经》，延续了自明代徐光启以来一度中断了的“中西会通”的学统，而非晚清以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当思想界高举主义大旗，使民主与科学政治化时，他却在社会化和实业化的教育中将它们坐实，他说：“教育事业，强国之最善股票。”

股票是产业化的，要向社会发行，以实业做支撑。向社会发行，使教育社会化；以实业支撑，使教育实业化。社会化，使教育独立；实业化，使教育自立。教育的独立和自立，就是救国的那个“阿基米德”支点。民主与科学，在此“支点”上方能启动。南开新私学，便是一次“启动”的实验。

何谓“新私学”？以时代言，乃近代私学，非古代私学；论取向，乃西化之私学，非传统之私学；其形式，乃私立学校，非私塾也。

传统私学，以孔孟为体，帝王为用，其学不离科举之轨。而先生之新私学，以科学为体，经济为用，趋于教育与实业。

为了教育独立

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有行乞者。募捐，就其本质而言，与行乞相似。为了使教育独立，他放下一切，去“行乞”。

南开中学建校之始，有严范孙、津商王益孙，每月助银两一百启动。加以范孙先生的声望支持，伯苓募捐，较为顺利。邑绅郑菊如先生，捐津城西南洼地十余亩，作建校用，津人称洼地为“开”，故名“南开”。新校建设费，是得前大总统徐世昌等人捐助，共计银二万六千两。徐世昌，字菊人，光绪八年顺天乡试，与严修为同科举人。袁世凯，字慰亭，捐助一万元建礼堂，故以其字命名，曰“慰亭堂”。

学校扩大，开支增加，徐世昌增捐每月银二百两，严修儿女亲家直隶提学史卢木斋拨公款助经常费每月银百两。不久，徐世昌、王益孙诸先生，因战乱停捐。严家产业受上海“橡胶股票”牵连，范孙先生亦暂停捐款。

提学使傅增湘先生，将另外两所中学归并南开，经费年银八千两，拨给南开使用，但学校却要改称公立南开中学，不过，仍归私人经营。当时，公私之分，以“集资公款名为公立中学，一人出资名为私立中学”。伯苓致信范孙先生：南开中学，私捐一时断源，只得暂蔽公款之下。范孙获悉，遂挪借各种款项，维持南开学校日常费用，留下私学一脉。

新私学，虽时有困窘，人多助之，而终归无恙。自设南开大学动议一出，总统徐世昌、总统黎元洪等，就特予赞助。又拟募集基金130万元，按月利5厘计，以维持大学每年经常费。严、张二人，南下至南京，见津籍江苏督军李秀山，以筹款事奉托。

同时遍访各省军民长官及教育当局，集大洋8.5万余元，聊敷开办之用，可大学之经常费用，仍无着落。于是，伯苓二次南行，代范孙先生，重访李督军。李公病重，未能谋面。但督军使人转告，前所嘱筹集基金一事，毋虑，尽可宽心。伯苓返津，不及两周，即闻李督军因病魔自戕。遗嘱，以家产之四分的150万元，捐给南开大学作永久基金。以民国元年公债280万元兑付，经由财政部抵换6厘公债，实收入87万元。合计，可得月息6500元，与开办之初经常费用的预算吻合。

基金一已启动，伯苓不敢稍懈，又引来美国洛克菲勒基金团。基金团欲捐助我国两所私立大学，经考察，确定捐资对象为东南大学和南开大学，捐资数目各25万元，但以本国配捐一半为条件。

就在伯苓方为这一半数额为难时，袁世凯的婶婶袁太夫人闻之，即命其子袁述之认捐。当年，袁世凯得罪摄政王载沣以脚疾归乡时，严修为袁抗辩未果，愤而辞官。袁感铭于心，东山再起时，曾赠一笔款给严修，严修随即把这笔款入股造胰公司。袁世凯帝制失败，其子女生计多赖此款维持。袁家感激严修，大凡南开之事，都积极参与。“思源堂”为南开实验楼，楼下为物理实验室，中为生物实验室，上为化学试验室，也是袁述之母亲捐银10万元建筑的。“思源”也有“思袁”之意。

1923年12月，在袁太夫人的追悼会上，伯苓慨言：“袁太夫人所受教育，本无一般新女子之多，然其教育子女服务社会之精神，则或为一般妇女所不及。现代女子其所受教育之机会，既远多于袁太夫人，苟能获得袁太夫人之精神，则中国将来何患不强？”（《南开周刊》，第79期）

袁述之，袁世凯堂兄，实业家，禀慈命，捐款7万元，虽不及一半，但伯苓终于敢应洛克菲勒基金团的条件。自洛克菲勒基金进校，校园一派建设气象，各项设施，多于此时兴建。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派员来调查，以南开中学成绩优异，给予补助1.5万元，并议决，三年内拨助大学10.5万元，扩充理科，后又加拨6万元。卢木斋个人捐资10万元，建南开大学图书馆。张学良认捐南开大学基金20万元。原大学公助经费，由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按月付大洋2万元，公署取消后改由财政部自中央银行按月拨付，此项经费，为学校经常费主要来源。至此，南开系列学校，各部经费来源，基本趋于稳定。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对于新私学的支持。教育要独立，除了争取国内外各种社会资金的支持，还要政府支持，尤其是政府从专制向民主过渡，或以民主的名义执政时，可以因势利导之。学校发展了，经费问题仍令人忐忑，伯苓依然如老僧托钵。他说：“余为学校筹款，常因不成而不豫”。谈到不愉快的尴尬，他叹息：我不是乞丐。

办学不问政治

 南开，这朵新私学的鲜花，总算绽开了。开在“寓公”文化集散地、北京的政治后花园——天津。“寓公”，是指北洋政府时期，那些来自北京下野的军阀政客和清朝皇室宗亲以及各式各样的遗老遗少。他们隐居在天津租界，看似赋闲，过着富而闲适的生活，暗中却依旧操纵北京政局，影响着天津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这批特殊居民当时被称作“寓公”，他们的屁股坐在天津，眼睛盯着北京。

“寓公”们与范孙先生人脉很深。伯苓在他们之中募捐，如鱼得水。南开大学成立时，李纯督军的祝词，就提到了他们：“自两先生计划书出，黎前总统、冯前总统、徐大总统、曹督军、阎督军、孟督军、陈督军、曹省长莫不起而赞成。纯亦勉趋其后。”但对南开，他们没有介入政治情感，不以个人倾向作为交换条件，善举不以意识形态介入，这是新私学独立品格的底线。伯苓先生以南开这片净土，唤醒了他们个体的人格尊严和社会责任感，是纯粹的个人独立行为。据初步统计，以大洋计，军阀对南开的捐助，前后有150万元之多。

当许多国立大学和政府机构，都由于缺乏地方和国库的正常资助造成财政困难时，南开都能通过捐款收入、基金捐赠和私人资助维持正常局面。

可学生们常不以为然，他们劝校长“不要军阀的臭钱”。伯龄都坦然一笑，说：美好的鲜花，不妨由粪水培育出来。这比喻，有失公道，却也无奈。军阀的名字，似乎总与战乱相系，被我们的历史观封存起来。今天，不妨揭开封条，回顾一下历史：为什么在北洋政府治下，兴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北洋惟有军政，军政没文化，反而能兼收。南京有党治，党治有党文化，必然要兼并，使文化意识形态化。因此，当时的党治之下，文化却退化。以蔡元培为例，他在北洋政府治下的北大，是教育家和思想家；在南京政府治下，官当得很大，堪称党治要员，可那还算教育家和思想家吗？放在这样的视野里来看北洋时期的文化，就能看到另一面。

如同样对南开新私学的支持，北洋政府让南开中学暂蔽于公款之下，条件一成熟，就让它重新私有化，而蒋介石却要将南开大学收归国有。前者是不自觉地支持了教育独立，而后者却有意取缔之。就像当年请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一样，蒋介石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正如当年用党化手段废了蔡元培的自由教育思想，他想用官本位废了张伯苓的新私学。

可伯苓先生却“厌谈政治”，他的政治理想，是先办实业，后谈政治。从实业中拿钱出来，去办政治，不是从政治中拿钱出来，去买议员。这种先实业而后政治，就是他的政治梦。他拿军阀的钱，独立自主为国家培养人才，难道不是政治？不必人人都举起高贵的拳头，高呼口号，向着黑暗与没落；倘能以拾荒者自居，走进黑暗与没落，从中拾起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岂非更佳？当林立的革命拳头要砸烂旧世界时，他已在培养建设者了。

教育不能赢利

南开学校经费来源，共有十项，其中五项，为自营收入。募捐与自营相结合，造就了教育独立的实体及其产业化办学模式。这一模式，代表了近代新私学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化的趋势。1925年，教育部特派员刘百昭到南开视察，结论是：“就中国公私立学校而论，该校整齐划一，可算第一。”

伯苓走四方，乞天下财，求教育独立，更以自营，谋教育自立。南开第20年度经费收支状况表，将学校收入款项分为五大项，其中三大项为自营收入，这一年的租息及杂项收入，竟然超过学费收入的三分之一。在各项自营收入中，学费为学校主营收入，南开也不例外。自南开中学成立之日起，学费就是学校的主要收入。

由于生源充足，学费居高不下，伯苓先生坦言：“吾尝闻人谓本校为贵胄学校，此语诚非过当。”但南开兼容贫困学生，以“试读生”养免费生。“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试读生”可以不经考试入学，但学宿费要加倍。试读一年，考试及格，转为正式生，不及格者，要重新交费，才能续读。

学费虽高，但南开却没有靠学费来赢利，而是使学费收支平衡。其时，国内许多私立大学，都是靠学生的学费来维持的。如北平民国大学，生源多为投考国立大学的落榜生，人数颇大。还有一些大学，则别有用心，被伯苓先生一语道破：“大多数乃专为欲分润各国将退还我国之庚子赔款。”这样一哄而起办私学，想发国难财，当然好景不长。

教育独立，是近代化的理想；教育自立，则为现代化要求。南开新私学，从追求近代化的理想，到适应现代化的要求，走出一条新私学实业之路。

学校是个“大工厂”

论中国近现代教育，有两人并世而立：蔡元培完成了中国传统教育近代化的转换，张伯苓则开了中国近代新私学教育现代化的先河；蔡元培使中国近代教育超越了传统政治文化，张伯苓则为中国现代教育探索了新私学实业化的办学之路。

因此，我国当代教育，有两笔宝贵遗产：蔡元培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和张伯苓新私学的实业教育路线。

何谓新私学实业化教育路线？伯苓说：外国学校如大工厂，学生如工厂之出品。学校视社会需要而定教育方针。也就是教育为体，实业为用。学校管理，采用企业通行的董事会制，9名董事，统管大学、中学两部，校长由董事会聘任，大学部、中学部各设主任一人，由校长推荐，董事会批准。

董事会职权，为筹募经费，议决预算，审查决算。学校章程制定及变更，由董事会决议通过，发给学生毕业证书及授予学位，也由董事会决定。以此为模式，南开大学下属各院、系、所，亦自筹经费，自设董事会。

捐资创办南开者，如严范孙、徐世昌、王益孙、范静生、李秀山等，都作过校董，李组绅、范旭东等大商家，也曾为院系所之董事。此外，还有一部分学界和社会名流，以其名望和经验，任南开校董，如蒋梦麟、胡适之、丁文江、陶孟和、吴达诠等，如企业的独立董事。

为国家培育“财力”

南开大学的学科建设，是实学化的。南开的“土货化”思想，除了洋为中用，还有就是实用。实用之学，当然就是“实学”了。伯苓先生道：“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这就是他的“实用主义”救国抱负了。

大学扩充后，改文、理、商三科为三院，分设历史、政治、经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商学、会计、统计、银行等十一系。不久，原来文学院的经济系发展为经济学院。文学院又增设了英文系、政治学系、哲学教育系；经济学院，则开农业经济系、工业管理系、运输学系、经济史学系、统计学系、经济研究所等。理学院也增加了医学系、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

这样的学科设置偏于实用，培养的人才也趋于实用。伯苓在美国发现：他们最大的发达，就是财力。因此，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培养“财力”。他的每一个学生，都理应是国家的一份“财力”。从理学院到工学院，理科教育越来越“财力”化。从文学院到经济学院，文科教育也趋于“财力”化。 

那时，我国教育仍在近代化中，对于实业化教育路线，批评者颇多。有人说，“南开大学有文科而无中文系”，是因为“张伯苓自己文笔不通”，南开“不注重中文”，使得“整个学校鄙俗不堪”，没有文化；有人说，“张伯苓以实用为科学的重点，是把科学从崇高的地位拖到尘埃。张伯苓只配作一个职业中学的校长，不配作一个大学的校长。”

其实还是不解私立学校办学之艰，南开请梁启超先生操办“东方文化研究所”，未成。范孙先生曾请李叔同主讲国学，亦终未出山。

我国私立大学，办理科者本不多，因为理科“不经济”。可伯苓先生却认为，理科是基础，不仅科学思想的兴起，对传统文化的改造，要靠理科，而且将科学思想转化为“财力”，也要考理科。正是在培育“财力”这一点上，民主与科学思想被他坐实了。

推销南开“货”

南开最大的“财力”，还是学生。伯苓戏称学生为“货”，对南开“货”，他有信心：南开“工厂”造人才，在社会上有用，前途就很大了。“塘沽永利（永利制碱公司）、久大（久大盐业公司）已经承认我们的货了。”“我们南开工厂造人才，本地销路不少，别处多销也好。”“充实我们的工厂，造就学生到各处去。”为此，他亲自推销，为他的“货”开拓市场。华西公司聘他为董事，他欣然同意，“为的是销销大学、中学的货”。

他的“货”有成长性：“若干年后长起来，我们的货更容易销。”他呼吁：“造就学生到各处去，特别是西南。”在一次开学典礼上，他说：新来的学生很多，为什么来？不是要点什么嘛？要什么？要职业，南开“货”，十成里有九成以上都就业了。

化工系学生毕业时，“每人皆有选择两三个职业的机会。”而商科毕业生，因南开对“工商以及银行界之贡献，可谓非常之大”，所以，“每年南大毕业生，特别是商科的，在毕业前，即已应聘一空。”

这样紧俏的南开“货”，质量究竟如何呢？吴大猷说，中央研究院六任院长，有两位是受南开教育的；民国中央研究院选举中国第一届院士，81人中就有南开9人：数学姜立夫、陈省身，物理学吴大猷、饶毓泰，经济学殷宏章，哲学汤用彤，考古学李济，历史学萧公权，社会学陶孟和。后来在台湾被选为院士的又有梅贻琦等人。

这样的“货”，岂止是“财力”？简直就是国宝。

民主是“不倒翁”

他自喻为“不倒翁”。自注曰：“非不倒也，倒后能复起也”。“复起”靠什么？靠民主。访美时，他发现教育的第一要义，是民主。遂与范孙先生一起，于南开内部，行股东民主制。

南开以私立兴学，投资者为股东，而有南开“人民”资格。伯苓曰：“徐菊人先生虽为总统，终为本校旧校董，亦系一人民资格。”“人民”，在这里，是有限性的，不再“无穷大”了。“无穷大”的“人民”，是绝对性的，然而却被掏空了。

因为“无穷大”的“人民”，通常都被王权代表，王权以“人民”二字，将个人权利兼并了。而民主，就是要在有限的范围内，使“人民”享有权利。“人民”权利，非天命遗产，而是交换。平时出钱，作为纳税人；战时出命，作为战士。王权政治声称代表“人民”，为民做主，是王权民主制。这样的“民主”，靠得住？靠它建国不行，靠它建校也不行。

国人通病，好谈民主，而不知分别。袁世凯想搞的“民主”，当然是王权民主。这样的“民主”古已有之，还用新文化来提倡？

靠王权政治“搞民主”，只能是把王权搞成“民主”。“人民”的民主，要靠人民自己来做，从点滴之事中，坐实民主，“须自造民国”。

南开新私学，即从股东民主制入手，行渐进之民主。先行股东议事之民主，次行教授治校之民主，继而行学生自治之民主，待学校民主制建设完成，再从学校扩大到社会各界，推进至国家政府。

此为政治民主化的实用主义的实验方法。而伯苓先生倡导的股东制的“民”，首先是投资者。他欢迎这样的“人民”，成为南开的“民主”——“东家”。

那时，私立学校纷纷落马，而南开不倒，就在于这样的民主化。他希望南开的“人民”越多越好，“人民”多了，才能不倒。伯苓先生高举“私立民有”的旗帜，每遇危机，都以民主化险为夷。当范孙先生以一人之财力私立南开时，就从未将南开据为私有，当伯苓先生恭称范孙为“南开校父”时，不仅以创始者言之，更以民主言之。

伯苓言：“私立学校不是私有学校。”此语，不仅发自内心，而且立为南开新私学的宗旨，他们把南开系列学校，办成了“人民”学校。

“不倒翁”倒了

1948年，南开大学复校，却被蒋介石收归国有。1949年，他不舍南开，以沉默回绝了蒋氏父子赴台的邀请。他留下来，把重庆南开中学、小学、幼儿园等一并交给“人民政府”。把“人民学校”交给“人民政府”，他心安理得，可以告慰范孙先生。

蒋介石曾把南开大学收归国有，他不服，曾表示，十年以后，还要将南开大学恢复私立，就因为他对国民党政府的“人民”合法性还缺乏信心。

而现在，他将自己的毕生心血主动奉献出来，想在“人民政府”里从事教育。可一个年逾古稀老人的这么一点愿望，却一头撞在阶级斗争的硬钉子上。由于他与蒋介石的瓜葛，他不但不能继续办新的南开中学，连老南开中学也不要他了。这对一位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南开的垂暮老人，犹如乱棒齐下。当他绝望地说出：“南开不要我了。”他在椎心泣血！带着无穷的遗憾和不解，伯苓先生终于1951年溘然长逝。

75岁或许是高龄，但他决不认为自己对教育已善始善终了。“不倒翁”总有倒下的时候。他的老朋友、老部下黄钰生先生在悼词中写道：“他悲伤他是被新中国所扬弃的人，他悲伤在新社会里无有他的地位，他悲伤他不如老友颜惠庆，他悲伤他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他悲伤他一生的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

虽然新政权对他表示过热情欢迎，但阶级斗争的偏激使许多人与他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从一些评价中，不难看出阶级斗争的简单化导致的历史误会。

一位刘兆吉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张校长”一文中写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张校长一生犯过不少错误，譬如他把贫、弱、愚、私、散夸大为中华民族的病根，也没有分析所以导致贫、弱、愚、私、散的原因是三座大山。因而他寄希望于教育救国，而没有想到不推翻 三座大山 ，教育救国是不可能的。”刘兆吉先生还举了一件高度赞扬张校长的事实。他说，张校长决定将“重庆的南开中学、小学、幼儿园献给国家”时，指定他清产造册，处理上交事宜，“几年后，经过三反五反，证实了南开没有贪污事端。”

也就是说，伯苓先生是否清廉，是他在“三反五反”中予以证实的。尤为令人痛心者，“有人说，张伯苓没有形式地向人民低头”。谁是“人民”？要向谁低头？还需要用石头来为他立碑吗？从孔夫子到张伯苓，他的名字，早已矗立在思想史的碑林里，与先贤大哲们排列在一起，点燃思想的火花，予我们以启示。

（作者：李冬君）【来源: 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