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个段子在广泛流传：“台湾科学家做了个有趣的实验，他们让台湾和大陆的小朋友抄写‘忧郁的台湾乌龟’100遍，经过观察他们发现台湾小朋友抄了十几遍后就不耐烦了，而大陆小朋友每次都能坚持抄完，科学家由此断定大陆小朋友缺乏反抗精神。对此结论我一直很怀疑，直到看到一份台湾小朋友抄写的作业：憂鬱的臺灣烏龜……”
这把简繁体字之争又加热了。
几乎每年的两会，总有个别委员会提出恢复繁体字。我猜想，他们可能看到了网上很多人的诉求，加之这种提案比较安全。虽然简体字在中国带有一点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无伤大雅，因为这毕竟显得很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很爱国，主流是好的，总之，有百利而无一弊。
但我认为，这种比较专业的事，实在还是交给专业人士去论证比较好，因为我所见那些呼吁恢复繁体字的，基本没有什么文字学常识。比如他们说得最多的理由是，汉字是象形文字，是表意文字，简化导致它丧失表意功能，损失巨大，并举出实际例子，说什么“愛”声称“爱”，导致“愛无心”；“親”省成“亲”，乃至“親不见”。这些看法貌似有道理，实际上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首先，汉字自从西周后，就不怎么象形。即使在甲骨文时代，不象形的字也不少。比如甲骨文的“日”，常常画得很方正，一点也不像圆圆的太阳。其它即使比较图画化的字形，也并不好理解。除了少数表示动物的字形，的确象形得让人一眼就可看出是什么东西之外，大部分字都需要专家呕心沥血研究，比如字形比勘、上下文推敲，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才能大致释读。如果说汉字是象形的，应该一眼就能释读，何须研究？隶变之后，汉字已经完全不象形了，根本不是象形文字。
其次，汉字也早就不怎么表意了。虽然我们承认，汉字的偏旁有一些表意功能，但称之为表意字，还是很勉强。英语的字根也很表意，却没有人说英语是表意文字。实际上，汉字的表意偏旁不过是起了一点提示作用，让人可以判断其意义的大致范围。而且，就这一点来说，也很不安全。比如古代表示第二人称的“汝”，起先用“女”字来假借，后来采用“汝”，我们读古文，看见“汝”，一眼就能明白是第二人称代词；如果是“女”，就会觉得很不习惯。但在古人眼里，可能恰恰相反。况且“汝”字从水旁，按说它应该提示这个词和水有关，但当成人称代词的时候，却和水毫无关系。所以，汉字所谓表意功能，实际上是很有限的。我们在心中固定了某个汉字代表什么意思，并不是因为它表意，而是我们习惯了它表达某个意义。
第三，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除此之外不应该承担更多的功能，汉字也是一样。我们写汉字，就是用来表达思想，和别人交流，当然以越容易掌握越佳。其实我们随便找一句白话文，就会发现里面大部分早已不是用那些汉字的本义，而是用假借义。这说明，汉字本质上仍旧是一种记音文字，只不过它的记音符号是成千个方块记号，它们能够存在至今，主要还因为汉语同音字太多，用汉字这种繁复的记号，可以提高区别度，从而提高阅读速度，否则汉语也早就采用字母记音了。当然，我至今依旧怀疑，这是不是一种习惯问题，也就是说，如果真的采用拼音记录汉语，只要习惯了，恐怕和用汉字记录汉语，其阅读效果差不了太多。
此外，还有人把问题提到民族主义的高度，说为了捍卫中国古代优秀灿烂的传统文化，就不能简化汉字，因为只会简体字的人，不能阅读古籍。这也有疑问，汉字不简化，难道大部分人就会天天去读古书？且不说古书中的思想是否适应现代文明，其实一个人愿读古书与否，实在和字体的简繁关系不大。因为古书之难读，主要不在于字的简繁，而在于词义的古今变迁，以及古代历史文化背景的复杂，让现代人较难掌握，望而生畏。在台湾和香港使用繁体字的地区，其普通人对传统文化的熟悉程度，并不一定高过大陆。所以，捍卫传统文化与否，和使用什么字体关系不大。
因此，不管如何，我都认为恢复繁体的呼声没有价值，而简化字好处多多，比如手写方便，印刷也能节省油墨。尤其从扫盲来看，简体字显然也比繁体字效果更佳，这已经被周有光等很多语言文字学家通过实验证实。在东北某落后地区，教群众在简化汉字中夹杂汉语拼音，能使农村妇女迅速掌握读写。有人拿台湾和香港文盲率比大陆少来论证繁体字不会影响扫盲，其实是强词夺理，因为两岸三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完全不一样，大陆穷人要多得多，这些人大部分接受不到什么像样的教育，文盲率高，实在和字体的繁简没有任何关系。
也许保留繁体字唯一的好处就是美观，不过就这点也很难肯定。毕竟书法家临的字帖都是古人写的，可那些笔画简单的字，古人照样写得好看呀！
（作者：梁惠王）【来源: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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