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白云我们都向往,但如果要你为此付费的话,你愿意付多少?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美国学者森斯坦在《最差的情形》一书中说了这样一件事。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美国有机构针对环境保护和《京都议定书》做过这样一个调查,你愿意为保护环境支付多少成本?调查发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大约63%的美国人认同:“环境保护是如此的重要,再高的要求和标准都没有错,必须不计成本持续改善环境。”59%的美国人也以同样的姿态支持《京都议定书》,反对者仅有21%。如果照此来看,我们似乎不需要为环保的成本问题担忧。但有趣的现象发生了,当被告知支持《京都议定书》需要普通美国家庭每月承担50美元时,就有52%的美国人拒绝支持;如果每月的花费上涨到100美元或更高,那就只有11%的美国人会继续支持该协议。
为什么当初大多数人信誓旦旦“不计成本”地支持改善环境,但是一旦真实成本出现时,就会有这么多人拒绝这些改善措施?森斯坦下了这么一个结论:“实际上,人们并不愿意在环境改善方面做出具体的花费。”为什么呢?当成本平均分摊到人们面前时,他们就开始衡量成本和收益,而他们对规制型开销的热情也就开始降温。美国人认为,应当要求汽车公司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采取措施,但他们却并不乐于为汽油价格增长而多些开销。
当成本分摊到人们面前时为什么就会考虑这个数字是否可以承担?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每个人来说,其支付能力是由其收入所决定,当他需要为保护环境支付成本时,意味着他必须要调整其他方面的开支。这个时候,他必须考虑,是把这笔钱花在环境保护上好,还是花在其他吃喝拉撒或休闲旅游上划算?他们都在计算自己的利害得失。一个很有可能的现象是,越有支付能力的人可能越会为环保付费,而那些尚处于温饱问题上的人可能需要把这笔钱花在他认为更重要的领域。
当然,这里说的是美国的情况。那么,中国的情况会更好些吗?几年前,有经济学家通过对北京市居民的调查,发现北京市民对空气污染治理的支付意愿不到年收入的0.2%,约为120.15-128.60元人民币。为此该经济学家还在微博上感叹,对于环境问题“大家都是喊口号,掏钱的时候就犹豫了……中国老百姓对公共产品的支付热情还是不够。”
北京居民为了控制空气污染只愿意支付0.2%的成本是不是太低?对此有很多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中国老百姓对公共产品的支付热情还是不够”这个判断并不严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是高税收低福利的国家。公众话语权有限。如果把问题改为:你的纳税中,你要求政府投入多少到空气污染治理(相对于医疗、教育、治安和基础设施等),才能得出有意义的结果。”
是的,这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私人部门每年交了这么多税,为什么还要再让我们为治理大气污染掏钱?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政府财政支出每年都以两位数增长,远高于GDP和私人部门的收入增幅。政府在控制空气污染失败后再让居民掏钱,是不是不合情理?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洞见的意见。但必须指出的是,当我们说是否愿意为环境保护支付成本时,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我们愿意为此缴纳多少税费用于环境保护,二是我们在日常开支中愿意为保护环境而购买环保产品,而此类产品往往需要更高的成本,需要我们支付更多。前者是我们交钱给政府让其直接治理环境,而后者则是由人们以消费者的身份用钱选择是否支持环境。
要让私人部门愿意把钱交给政府来治理环境,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政府的投入能否产生效果?从目前不少地区的实践来看,这是存疑的。就在3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本次“两会”上参加安徽省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十多年前我们投入数千亿资金整治淮河是失败的,既没有治理好淮河,同时也没发展好经济。假设由政府主导的环境治理项目绩效乏善可陈,公众自然不愿意把钱交给它,因此也就有了支付意愿低的现象。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当务之急是要提高政府治理的效率,要让政府行为透明、可问责。
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政府在很多时候并不直接要求民众掏钱治理环境,但它会通过设定标准的方式让公众为保护环境埋单。环境标准如何影响公众支出?因为不同的标准往往意味着不同的投入成本,一般而言,标准越严厉,生产者所需支付的合规成本就越高。尤为重要的是,在现代社会中,任何行为都不存在一个绝对安全阀值,这意味着标准的制定并不仅仅是有关安全的技术性问题,更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当标准提高后,短期内会以产品或服务价格上涨的方式呈现。问题来了,普通民众(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能否承担价格上涨的成本?
美国经济学家卡恩在2001年的一篇论文中讨论了环境标准对社会不同阶层所造成的影响。他指出减少尾气排放最大挑战来自于低收入阶层,因为低收入阶层的老旧汽车制造了更多的不合格尾气。为尾气达标需1000-2000美元的支出,于是很多人选择了逃避,这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加州90%的机动车尾气都是由10%的老爷车产生的。
当然,从长远来看,如果存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高标准所带来的成本会被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收益化解,但这需要时间。更为重要的是,存量产品的合规成本该如何承担?也正是如此,我们需要明确社会不同阶层面对相同标准的损失或收益。很显然,这都不是简单说几句“提高标准”或者“严格执法”就能解决。那么,我们真的为承担环境保护成本做好准备了吗?
(作者:傅蔚冈,学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