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塑

　   作为世界历史转折点的1914年

　　首先说一下，1914年这个时间节点，对欧洲读者来说应该很熟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文明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对中国读者来说，可能这个想法比较陌生，好像直接影响不如二战。但是世界体系的中心在欧洲，世界体系的演化源在欧洲。一战是转折点，是漫长的十九世纪和短暂的二十世纪之间的分界线。

　　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漫长的19世纪被认为是英国主导世界的世纪，或者自由主义的世纪，又或者是资本主义的世纪。其实，这几个称呼有内在的联系，拿破仑战争是欧洲各国模式演变最后一次对决，以英国为代表的立宪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模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这之前，路易十四的法国和法国大革命的法国，以及拿破仑，本身就拒绝这种模式，他们也可以说认为是绝对主义王权，或者是群众的民主主义，或者是像拿破仑这样以军事光荣为代表的复活古罗马的体制，能够为人类历史提供一个思路。

　　拿破仑失败之后，法国自己也渐渐走上英国那种议会制和资本主义模式，等于说挑战者不存在了，英国模式变成了世界唯一主要的选择，基本上所有的国家，在整个十九世纪，在一战之前都在模拟议会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彻底唯一合理的模式，同时向全世界蔓延，蔓延的过程我们称之为殖民主义。

　　从世界角度来说，广大亚非拉地区，殖民主义迅速引进欧洲模式，即使不是最佳方式，但在十九世纪毫无疑问是主流模式。议会制和资本主义向外扩展的方式，和世界范围的殖民主义基本上是同构的，不是天然形成的。在拿破仑战争之前，英法争霸，欧洲内部协调没有搞好的情况下，对外殖民扩张不能有效产生。

　　在欧洲，有一个强势观点，鸦片战争之所以在1840年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拿破仑战争的缘故，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可能提前20年就爆发了。到了1840年前夕，在欧洲内部达成可以说是国际协调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大部分的国际纠纷可以通过列强内部协调解决，即使真的发生纠纷，爆发的战争也是有限、有节制的。在有效的国际框架的约束下，欧洲国家内部的冲突是低烈度的，而对外的扩张是势如破竹的，向全世界蔓延。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乱了这样的局面，使国际协调瓦解，使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条件不存在了，文明不再以费厄泼赖(Fairplay)的形式产生。

　　辛亥革命第一个条件，首先承认大清帝国和列强的所有条约，维护远东国际体系。按照我们教科书的说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由于苏联产生，所谓以超限战的手段来反对国际右翼势力，于是又迅速产生了反苏势力，用超限战的手段来反击苏联，列宁主义之后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之后是纳粹主义，然后有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和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大概是这样的顺序，破坏了费厄泼赖。十九世纪的战争是绅士战争，文质彬彬，优待俘虏，不能伤害平民，但到了二十世纪的战争，动不动就是屠杀和大规模平民的灭绝。这就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区别。二十世纪，人类文明曾经多次面临彻底毁灭的危险。乌克兰问题、钓鱼岛问题，其实都是二十世纪留给今天的负面遗产。

　　国内政策须结合国际形势

　　一个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人民的生活好坏，主要是因为内部政策的缘故。但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国内政策和体制，受到国际体系的严重牵连。欧洲国家就很清楚，内部限制和国际体系的互动分不开。日本一开始就是迫不及待想要加入国际体系中，成为国际体系的优等生。而大清坚持天下国家的理念，认为自己就是国际体系。李鸿章主持外交时期，大清加入国际体系比较好，但是大清不肯，日本则迫不及待想要加入。随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尘埃落定，日本终于达成愿望。

　　日本加入国际体系，所以明治维新能够顺利展开。大清没有加入，处处不利。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只有一小部分是属于自己的做法和努力，一大部分要靠周围人的带动。如果你坐在车上，即使不太努力也可以跑得很快，如果你自己跑的话，即使你很努力，也跑不过车上的人。搭上便车，干什么都容易，没有搭上便车，干什么都难，冷战之后这个局势进一步重演。日本尽管是战败国，再次加入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国通过1948年的内战加入苏联为首的挑战者，再次出现日本坐在车上、中国在地上跑的局面，这决定了中国很多内部政策，不单纯是国内的，必须国内和国际结合在一起考虑。

　　中国很少通过国际体系来考虑问题，然而国际体系对国家来说就像是生态环境对生物一样重要。从达尔文主义的演化论来看，什么是适应什么不适应，不是行为主体本身决定的，鲸鱼在水里可以适应，但是在陆地就不适应，你说鲸鱼适应，是因为它结合所在的海洋环境考虑。如果说日本是正确的或者说明治维新是正确的，也要结合当时的国际环境考虑。
 

　　苏联的崛起与世界秩序的裂痕

　　国际体系的破坏，短暂的二十世纪国际纠纷，绝大多数是由苏联引起，以及由反对苏联的各种努力造成的。首先就是托洛斯基的革命外交，这是苏联的本质，是由苏联的国家性质决定的。所以，这不是技术性因素，只要苏联本身存在，外交的革命性无法改变。因为它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维护自己的利益，它的利益就是推翻整个旧世界，一旦开始，就是掀起俄罗斯帝国的内战，发动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大规模的国际战争，而且是不按规范的地上战争和地下活动结合。

　　俄罗斯本身是多元帝国，在沙皇的情况下还能维持，但是苏联变成布尔什维克国家之后，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要求独立，于是引起战争，这种战争算内战、外战还是阶级战争很难说，但战争形式，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超限战。作战的主体不再是正规的守纪律的军队，而是各式各样的暴力团体。德国志愿军参战之后，局势变得有利于芬兰和波罗的海各国。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建立了彼得留拉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打了一场同时反对红军和白军的战争，在乌克兰快要失败的时候，又有波兰势力加入，最后的结果是签订了里加条约，瓜分了乌克兰。苏联军队肃清了青年土耳其党和恩维尔帕夏支持的独立势力，将整个中亚纳入范围，这样就成立了土耳克斯坦自治共和国；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打败了孟什维克在英国支持下建立的独立共和国，成立了苏俄卵翼下的外高加索联邦。

　　中欧随着德国的战败，出现有效治理的溃败，秩序无法维持。捷克人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协约国代理人的作用，在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边境上维持秩序。凡尔赛最后决定通过公民投票来解决当地的归属问题。公民投票进行非常混乱，因为列强要求实行当地住民自决，但是胜利者却通过种族清洗驱逐当地住民。波兰边境留下大量德国人，德国边境也有大量的波兰人，这样的情况下颠倒了当地的阶级结构，德国人往往是贵族和农场主，波兰人往往是劳工，这样国境线的划分导致当地社会内部纠纷的加剧，种下战争再次爆发的种子。边境重新划定，以非常野蛮的方式进行，新建立的国家都对本国少数民族实行野蛮的清洗和镇压，才能维持稳定性。

　　最后解决的方法，实际上就是通过希特勒、斯大林，通过更严厉的种族清洗，将这些少数民族赶出去或者杀掉。但是东欧国家留下了大量的隐患，英国后来决定对东欧国家的边境采取不担保政策，就是因为考虑这个因素。

　　从欧洲人的角度看北欧，是少数外部颠覆势力在当地的破坏，这些暴动团体基本上都是外国人或者当地的流氓，占领政权之后对当地的资产阶级进行大屠杀，用这样的恐怖手段进行统治。即使原来号称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党活动。原来我们觉得北欧是温和左派的典范，实际上上个世纪整个二十年代，芬兰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是清党运动最厉害的国家，目的就是要将本党的苏维埃分子全部消灭掉。而且，这些国家政党并不是通过法治手段，而是通过街头斗殴和残酷斗争的手段来进行。

　　因为当时的情况下，完善的警察组织还不存在，瑞典王国十九世纪只有皇家军队，没有能力对付苏维埃这样的大规模颠覆活动。他们通过恐怖袭击，促使社区崩溃，制造革命条件。正规警察当时还没有产生，要不就是派军队上街，要不就是组织队伍拿大棒将这些恐怖者赶出去。苏联对芬兰社会民主党是有切肤之痛，有深仇大恨的。从单纯的左右角度来看，社会民主党是温和左派，中央党和农民党更偏右，苏联至少应该支持比较靠左的政党才对，但是苏联宁可让中派或者右派当政，这就是因为当时对布尔什维克采取了肉体消灭的手段，使苏联人耿耿于怀。

　　中国东北：博弈的焦点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苏联的动作主要是针对欧洲，二十年代后期对欧洲的颠覆基本失败，颠覆的重点转向东方，以中国、印尼等国家为重，而中国是重中之重，这一点从共产国际的资金流向可以看清楚。与此同时，列强在一战之后，由于欧洲国际体系的破裂，对远东这样次要的地区变得力不从心、不感兴趣了，正如美国现在对欧洲感兴趣，对中东不感兴趣。欧洲出了事他们就觉得很重要，但是远东这样的次要地区，他们可以袖手旁观。欧洲当时的政策就是出于类似的动机，但是日本与亚洲的利害关系大得多，所以日本军部强烈谴责外务省在二十年代的霸权无害政策，因为他们认为日本消极无为的政策，导致国共两党的胜利。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国民党是苏联的白手套，而共产党是布尔什维克的直接代理人。

　　国民革命成功之后，破坏条约体系，势必损害列强特别是日本在华利益，日本人必然重新干涉，出现了九一八事件，但这时不是日本干涉的最佳时期，因为祸害已经生成了。再干涉，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二十年代就应该当机立断，现在已经晚了。从苏联的角度来看，二三十年代是凯歌前进的年代，中国原有政治局势本来非常脆弱，宋子文整理关税，稳定南京政府之后，国民政府全年的收入也不过是八千万两白银，经过黄金十年大建设，好不容易才增加到四亿，北洋政府时期都没有这个数目，只有几千万的银子，相比起来，苏联资助其代理人势力的钱，显得很充裕。

　　就国际社会来看，二三十年代一直到四十年代，中国是被遗弃的地方。国际社会认为太穷，不值得维持，但是苏联却觉得很宝贵。这样形势就有利于苏联，对于远东有唯一厉害关系的就是日本，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打击中国有双重目的，在东北是打击苏联势力，这是英美不反对的，而且是相当欣赏的。从“九·一八”甚至“七·七”事变之后的外交可以看出来，打击中国是为了建立平行国际体系，推翻白人在全世界的统治。后来的英美断然转向反对日本，新政策的标志就是日本入侵中国、印度。日本在美国等国的封锁下，各种物资跟不上，这时就要拼一下，就有了珍珠港事件。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日本走得太远了，如果仅仅满足于打击中国和苏联，就像现在以色列只打击阿拉伯一样，适当的情况下撤出中国本土，以东北为基地，抵抗苏联的颠覆，甚至有可能得到英美的奖赏，甚至到冷战爆发，日本变成英美在亚洲的盟友，像现在的韩国一样变成东亚的经济中心，完全有可能。日本的外交失去了最好机会，将亚洲大陆送到苏联势力的手中，基本上大变局是在抗战时期决定的。胡适就很清楚，认为最后的胜利者一定是苏联。毕竟，除了苏联和日本这两个国家之外，当时没有任何大国对亚洲大陆有任何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