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从50多岁起，才着意学习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在给彼得堡著名书商M.M.列捷尔列的信（1891.10.25）中他说，从这些年，孔子、孟子对自己的影响“很大”，老子对自己的影响“极大”。之后几十年间，他执着地译介研究、组织出版老子、孔子、孟子、墨子等人的著述，宣说其中的人生真谛，以致把救世的希望寄予中国。这些都是我们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的。 比如戈宝权先生在《托尔斯泰和中国》一文中就得出结论：“托尔斯泰非常欣赏老子的‘道’和‘无为’的思想，后来就把它发展成为‘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又如周均美先生在《托尔斯泰和老子》一文中更认定，“托尔斯泰完全皈依了老子的‘无为’思想”。这类论断颇多。
不过只要设身处地细想，一个精神求索几十年、早有思想蓝图的世界知名大家，怎么会一朝之间虚怀若谷地“完全皈依”什么人的思想，由此了悟人生真谛，形成托尔斯泰主义？
实际上，我们发现，在托尔斯泰执着地接触中国文化思想之前，他著述中的许多思想就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十分契合相通。举例说，在他的早期经典著作《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中就展现出一种类似中国的“天道”运行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我们往往从影响的角度探讨托尔斯泰和中国文化思想的契合。亚·尼·维谢洛夫斯基提出著名的“迎汇的潮流”概念：“借用要求于接受者一方的不是空地，而是迎汇的潮流，是相似的思想方向和相近的幻想形式”。所以，我们可以直溯托尔斯泰赖以接受和会通中国文化思想的根源和基础——俄罗斯传统文化中和他本人思想中的东方性精神因素。
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更一般、更广泛地看，托尔斯泰和中国思想的不谋而合、一拍即合,正是在证明中国思想具有的一种普世价值。
比如说，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要讲的，看来不是教科书里所谓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不是张扬反侵略的民族英雄库图佐夫，不是对四大家族的阶级分析，而是在描摹一种不可言说的神秘的终极力量。是它使东方传统文明的“和平”必然要战胜西方“进步”文明的“战争”。
这种神秘的终极力量笼罩着史诗中的大千世界，左右着人们命运。它当年使著名的评论家安年科夫惊叹不已：
“有一个情况最为奇怪，这里的人们好像是受着某种咒语的控制，……那就是永远也达不到自己的任何一种设想、计划和希望。他们好像被一种不可捉摸的怀有敌意的力量驱赶着，从他们为自己设置的目标旁边疾驰而过，即使达到什么，也往往不是向往中的目标。……我们会感到，这个环境之中的人们身边被专门安排了一个报应女神。……人们不禁要问，是哪一只无情的手为了惩罚何种过错才加于这整个环境之上？”
这种让托尔斯泰苦苦捉摸、着意刻画为带有近乎宿命论色彩的东西，正类似我们中国人称之为“天道”或“天命”的东西。
在它面前，任何个别人的意志都那么微不足道。托尔斯泰指出，拿破仑“自信他的行为动机是造福于人民，自信他能支配千百万人的命运，”而实际上，“天意注定他充当一名屠杀人民的、可悲的、不由自主的刽子手”。而库图佐夫之所以无敌而伟大，正是由于他“领悟了上帝的旨意，使个人的意志服从上帝的意志”，因为他“对最高法则的大彻大悟”。
托尔斯泰把它称为“命运的规律”，在谈到《战争与和平》时他说：“我在描述1805年、1807年、尤其是1812年（命运的规律在这一年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历史事件时，自然不可能赋予那些人的作为什么意义，他们觉得自己在支配着事件，其实与事件的其他参与者相比，他们在这些事件中能够做出的自由活动却最少。这些人的活动之所以使我感到兴趣，只因为它是说明那个命运的规律的例证，我深信，是命运的规律支配着历史……”
每一个读者都会感到，在这充满战争与和平的演替和斑斓陆离人生的历史运行中，的确有着一种冥冥之中“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命运的规律”，它正如中国人的充满道德意蕴的天，高临于莽莽人寰，演绎着人世沧桑。托尔斯泰想在这个“命运的规律”里体现的正是对这近似天道的“不为尧存、不为纣亡”的规律的领悟。
那些有为者，从占领了莫斯科，“要站在克里姆林宫的高处”，“教给他们（俄国人）真正文明的意义”的拿破仑，到力主全盘西化改革的斯别兰斯基、以及走着积极进取之路的青年主人公安德列，都受到天道——“命运的规律”的惩罚；而库图佐夫无为不争、屈忍退让、顺应自然使俄国赢得了和平。“一切俄罗斯的、善良的、圆满的东西的化身”，农民出身的士兵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以其洞识天道的东方式智慧，成为拯救自传性主人公皮埃尔·别祖霍夫的精神导师。而这两个人的特征不由得使人联想起中国的老庄。
这些可配天道的智者，其特征都在无为，所谓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逆天道而为。不去人为（伪），不以主观意志强加于天地，不去不明天人之际地战天斗地，而是以洞识天道的智慧去因势利导、顺天承运，所以无为而无不为。
在库图佐夫身上，托尔斯泰着意突出的是居于万军之上者的静观默察、伺时以动的无为。表面看，他总是在嘲笑人们理智的、积极的活动，实际上是表现出一种大彻大悟：同盟军的总指挥维洛德一次次亲自去前哨侦察、去皇帝那儿报告、到司令部去部署，“忙得不能错过一点儿时候”；而库图佐夫却在战前会议上打起了鼻鼾：“诸位，……在一场战斗前，最要紧的是……睡一个好觉。”他一退再退，直到拿破仑逃出莫斯科，也不见他怎样努力杀敌。他的法宝是忍耐和时间：
“没有比忍耐和时间这两种东西更有力的了，它们可以完成一切。”
他懂得“苹果还青的时候，不要去摘它。熟了的时候，它自然会掉下来。”而“一团雪不可能一下子融化，存在着一定的时间限度，早于这个限度，任何温暖的力量都不能把它融化。相反，气温越高，残雪就越坚固。”他在感知、等待某种形成时机的东西——“适当其数，乘其势”。所谓见窍得机，因势利导，以屈求伸，后发制人。一旦得胜，“胜而不美”（《道德经·31章》）。在万军会师大会上，他说出的竟是“老人的平和之语”：“现在我们甚至可以怜悯他们（法军）了。他们也是人哪。”于是行“围寇必阙”、“归师勿遏”、“穷寇勿迫”之策（《孙子·军争》），在战略战术上也是颇合孙子之道的。甚至小说让库图佐夫及时死去，没有让库图佐夫如在历史真实中剩勇追穷寇而死于国门之外，也暗合了老子“功遂身退，天之道也”的思想。
库图佐夫的精神、术略使人不由得想起老子所说的：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候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
“用兵有言，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
“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道德经》16，37，69，28章）
托尔斯泰不仅把库图佐夫的无为无争、屈忍退让、消极怠惰和拿破仑的骄横逞雄、妄大贪婪、虚荣粗暴相对照，而且也让青年主人公安德列建功立业的虚荣进取心相形而见小。让他在负伤倒地、仰望那高不可测的奥斯特里齐天空时，偶或领悟到天道：
“多么安静，多么悠闲，多么庄严，完全不像我那样在奔跑……”
君子知命，知道自己在天地间的地位，从而自强不息。库图佐夫默察士气、暗待天时，使人感到一种对命、对时、对势的达观和悟解。而农民士兵普拉东·卡拉塔耶夫，满嘴是“似乎没有什么意义”的俗语，一遇时机就“突然取得深邃的智慧的意义。”但是“请他再说一遍，”他却“从来记不起刚才说过的话”。他那浑浑噩噩似的大智慧，他那随感而应、得意忘言地直觉体悟的认知心态，中国人是相当熟悉的。托尔斯泰突出他两个特征，一个弱，一个“圆”。虽然托尔斯泰当时恐怕还不知道“弱者道之用”，“守弱曰强”，“柔弱者生之徒”的老子之说，和孔子“天道曰圆”之说。
无论是普拉东·卡拉塔耶夫身上所体现的“一切善良的、圆满的东西的化身”，还是库图佐夫诉诸“忍耐和时间”来以柔克刚、曲而求伸的将军策略，都是可配中国天道之圆的德性。从托尔斯泰关于大橡树一岁一枯荣的象征，从拿破仑盛极而衰、库图佐夫弱而变强的归复的思想，总之，从所有这些圆的实象和虚象，都使我们可以设想，托尔斯泰是在描摹一种暗合于中国的“天道曰圆”的道德化的人生观和宇宙观。
托尔斯泰在这里表现的类似于老子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天道，显然是针对西方“文明进步”的“人为”，所以有意让天意疏远了人间。而70年代,在托尔斯泰求索人生的精神危机和俄国现实的社会危机的交迫之中，反映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天人之间的局面更加紧张了。不再有像皮埃尔靠信奉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无为之道而消解问题的可能性。人生面临着选择：或是像过着“都市生活”（走入现代资产社会虚伪丑恶的生活迷津）的人们一样，违反天道而一步步陷入绝望的困境；或是像回到“农村生活”，即如托尔斯泰后来所说的“坚持遵循合理的生活道路，即‘道’（指中国的‘道’）的自由”的人们一样，终于把上帝引入自己的心灵——使人和天融一。于是开始了类似中国的从“天在外”向“天在内”的天人关系的转变：对于不是执迷于理性的人，天启便显现在人的心中。自传性主人公列文就在自己的庄园里终于获得了精神的新生：
“推究把他引入疑惑，但是当他不用思想，只就这么活着的时候，他就时时感觉到他的心灵中有一个毫无错失的审判官……”
列文像是在印证孟子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的观点。天从高高在上的主宰，终于进入人的心里，成为人的天性，从而使天和人、天道和人性相统一。这样，以人心体天意，以人道证天道，这些儒家天人合一的天道观念就显现在托尔斯泰的“自我道德完善”而把上帝纳入我们心中的精神追求里了。
《安娜·卡列尼娜》书前的题词“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对理解小说是至关重要的。米·赫拉普钦科所代表的一种意见，认为题词是谴责性的，为了给安娜·卡列尼娜声张正义，反对把题词和安娜的形象联系起来。认为题词“不过是早期创作的一种”不敢恭维的“遗迹”。
实际上，题词正是托尔斯泰得意的点睛之笔。而且，这句题词恰恰不是“谴责性”的。正如托尔斯泰说的，在小说里，“我不评判（谴责）人们。我要描写的只是肉体和良心之间的斗争”。托尔斯泰之婿M·C·苏霍金在致B·魏列萨也夫的一封信（1907.5.23.）中转述托尔斯泰谈到这段题词时说过：
“是啊，这很机智，很俏皮。不过我应该再说一下，我选用这个题词（指“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用意很简单，我已经解释过，是为了表达这样一种思想：一个人做出了坏事，这个坏事总要有自己的后果的，这就是种苦果。这苦果不是来自人们，而是来自上帝。而安娜·卡列尼娜就是尝到了这苦果。是的，我记得，我正是想表达这个意思。”
看来，不是用米·赫拉普钦科所说的“谴责”，而只能用托尔斯泰在题词中使用的“报应”一词，才能圆满地解释题词和这部小说构思的关系；而这也就自然地引入了中国的“天道”的观念。
人们常常从安娜不能容于原来的上流社会，又没有勇气真正摆脱这个上流社会，以及沃伦斯基不能理解安娜的爱情等等这些“来自人们”的“惩罚”，寻找安娜毁灭的原因，而托尔斯泰则不赞成。他引导人们看到，安娜的惩罚来自上帝。这上帝不是别的，就是托尔斯泰心目中一种类似天道的冥冥之中永存的法规。人们一旦背离，就会误入迷津，走投无路。这惩罚不是来自最后审判的地狱火坑，而是每一个违背这永恒法规的行为本身，就孕育成为苦难的地狱。安娜就是在这冥冥之中的天道运行中，一步步走向灭亡，卷入天道运行的轮下。我想，并无神秘观点的托尔斯泰两次描写那个在铁轨上干活的矮小农民的神秘形象，不是要增加安娜命运的神秘色彩，而是在暗示那种天道力量的真实不虚的存在。
在托尔斯泰看来，安娜的悲剧是人与天相悖离的都市文明的悲剧。而这种悲剧是受到西方文明感染、充满社会危机的“都市文明”所不可避免的：在不能摆脱都市生活的条件下，一切努力都是违反天道的，因此也是徒然的。
所以托尔斯泰并不想谴责人，而是在思索人与天的关系，思索人生的意义（人道）和宇宙的永恒法则（天道）的关系。托尔斯泰没有去“谴责”安娜，也没有想为安娜指引应该“怎么办”，因为她无论何去何从——无论是“坚守”自己的爱情追求，还是回到自己原来的丈夫家去，都是走投无路的悲剧。安娜是那种都市文明毫无出路的表征。
我们不禁惊奇，为什么托尔斯泰的这些创作思想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如此暗合。这正成为托尔斯泰进一步接受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基础。所以他一旦直接接触中国诸子的思想，就如水到渠成、一拍即合、顺理成章。于是就要问：托尔斯泰和中国文化思想的关系是一种影响－接受关系，还是和另一种文化思想中相似点的纯粹偶然的会通吻合？
俄国历史比较诗学，干脆把两者认同为一，指出历史类型学的相似和文化的相互影响是辩证地相互联系的，应视为是同一历史现象的两个方面。卢卡契也说过：“真正的影响永远是一种潜力的释放”。
托尔斯泰所认同的中国的天道观念和托尔斯泰一心探索的反对暴力、坚守和平、通过道德完善拯救社会的“命运法则”，在本质上是非常契合的。托尔斯泰接受和会通中国独特的天道思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表现出中国文化中的很多思想是人类的共识。托尔斯泰晚年也一再指出，的确有着全人类千百年履历得来的共识性的思想和道路。而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总是体现于各个文化的独特性之中，所谓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或者说，各个文化总是在用其具体而独特的脚步走着人类共同的路子。真正有价值的、有前景的文化独特性总是包含着人类文化的普适性。它的实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天下归心的。而那些只在某种文化中才存在、和人类文化发展的大道格格不入的所谓特征,是肯定没有前景的，在人类历史中只能是昙花一现的过眼云烟。可以说，托尔斯泰对中国文化思想的接受和会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各国文化思想之间接受和会通的普遍性规律。
（作者：吴泽霖）【来源：经济观察报】
手机扫描二维码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