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文学之城，需有标志性人物矗立深圳

今天来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当下小说创作的状况与问题。大家知道，从2004年一直到今年，关于中国文学价值认知问题的讨论一直没有终结。

应该说这个讨论最早和我有关系。韩少功，著名作家，大家知道，他有一个千字短文在《小说选刊》上发出来，发出来之后，他讲“当下中国文学泥沙俱下，肉欲横流”，把当下文学说得非常不堪，这个我就不同意了。

我跟韩少功辩论，我认为评价当下文学和评价现代文学不能两个标准，为什么呢？我们现代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才是真正的红尘滚滚，它还没有经典化。也就是说，我们评价现代文学的时候,我们用的是一个高端的标准，评价我们当下文学的时候我们用大众的标准，这对当下文学公平吗？这是不公平。

文学从没中心化何来边缘化

今天，有人经常感叹，我们的文学不断被边缘化，经济建设占主流。我说这个看法首先是错误的，文学从来没有中心化过，在社会生活结构里面，什么时候文学占过中心？没有中心化何来边缘化？在“文革”或者新时期时候，意识形态占据主流、经济建设占据主流，文学什么时候成为主流？没有主流就没有边缘，今天文学的阅读人口确实越来越少，这是事实，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越来越少”是什么意思？它是文学人口被分流了。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呼吁，我们要有更多的文学产品满足不同层次的文化大众的消费要求，今天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实现了这种诉求，也就是说在严肃文学整个创作过程当中，每一个读者，每一个文化消费者在这个环境里面必有一环适合你，这个文学人口不是被分流了吗？分流到各个场合，这个是正常的，你不能够像上世纪80年代一样，要求整个中华民族他们文学文化的消费只有文学，这是不可能的，同时也不合理的。

所以，目前文学所处的位置我认为相当的合理。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人民文学》杂志销售订货，不是说零售，120多万册，诗刊都超过百万册，但是当时也有大众文化刊物，比如《大众电影》800万册，不断印美女。其实在任何时候，大众文化它比严肃文学刊物销售量都要大，我认为这是正常的。

    打造文学之城民众阅读是基础

说到当下文学，我想说一说深圳文学。深圳文学在当下中国文学整个结构当中它的地位是非常重要，今年(2015年)深圳建市35周年，上个星期我来过一次，作协召开建市35周年的讨论，讨论深圳文学的现状与未来。当时大家提出一个文学口号，这个文学口号可能是一个文学理论家提出来的，叫做“要把深圳建成文学之城”。“把深圳建成文学之城”这个口号，当然非常好，也非常鼓舞人心，我们深圳现在是“阅读之城”，这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命名的，这个荣誉非常了不起。当下中国最缺乏的，我觉得就是阅读，大家都知道，无论你在公共汽车上、机场候机室、火车上，每一个人不是拿一本书，而是都拿着手机，大家都在忙，你不知道在忙什么，但在国外不是这样。我们是全民看手机，大学课堂学生也在看手机，真是见了鬼。所以把一个城市命名为“阅读城市”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如果把深圳打造成一个文学之城，这个是需要讨论的，当然民众阅读是一个基础，如果没有民众对于阅读的热爱，我们想建成一个文学之城的可能性和前提是不存在的。更重要的是，这个文学之城的建立或者建构，是要在深圳打造出一大批国内的一流作家，这个一流作家能够创作出当下中国一流文学创作，我们深圳这座文学之城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就像19世纪俄罗斯的白银时代，俄罗斯有一个文学之城———圣彼得堡，包括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科夫等，这些大师都在圣彼得堡生活和从事文学创作，他们在圣彼得堡生活和从事文学创作，后来他们联袂创造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叫“多余的人”，这个《多余的人》对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成为过去，比如法国的《局外人》，美国的《遁世者》，中国的《零余者》，英国的《漂泊者》，日本的《厌世者》，都是《多余的人》的余脉。去年10月，俄罗斯《十月》杂志社到我们中国《十月》杂志社来访问，我说你们俄罗斯只要创造这一个人物，你们就是世界了不起的文学强国和伟大的文学国家，他们听了非常高兴。那么，这是文学之城最重要的东西，有一大批作家，有标志性的人物矗立在我们这座城市里面，这个文学之城才能够建立起来。

    外来作家让深圳文学多元性成为可能

那么，现在有没有基础呢？我认为真是有基础，现在深圳生活和活动了一大批国内的一线作家，比如邓一光、杨争光、曹征路、南翔、吴军、蔡东、秦锦屏等等，这些作家的创作在国内文学里面非常重要。这些作家都是外来者，没有在我们深圳本土生长，本土生长的好像只有谢宏。这些外来的作家，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使我们深圳这座年轻城市的文化多元性的葆有提供基本前提和可能性，也就是说这些外来者、一个移民，都是带着自己的文化经验和文化记忆来到深圳的。

曹征路，江苏来的作家，他的创作在我们深圳应该说非常典型，他有两个作品，一个是中篇小说《那儿》，一个是长篇小说《问苍茫》。《那儿》开启了中国底层写作的先河，也就是说他是底层写作的先驱。一个工厂解体了，这个工厂倒闭了之后，工人要生存，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要维权，发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和资方、和政府，这个情况大家都很清楚，特别在改革开放初期，资方和工人发生矛盾时，政府的屁股基本坐在资方立场上。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小舅，工会主席，他挺身而出，要为工人出头。一个倒闭工厂的工会主席和一个庞大体制进行作战的时候，这个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最后他躺在多年不用的那个砧板上，把自己头给砸碎了，因为他实在没有能力去拯救这些工人兄弟和倒闭的工厂，死掉了，小说描述非常惨烈。还有写了一条狗，这狗叫帕瓦罗蒂，觉得麻烦，最后叫罗蒂，人都活不起了，不能养狗了，把狗送到后面去，送走后狗又回来，后来他把狗装在麻袋里开着汽车跑了300公里，把狗一扔，他回来了，一年以后这个罗蒂伤痕累累，千里寻家，又回到了他家，这个人还是带这条狗。狗有狗的尊严，狗就爬上工厂一头跳下来，自戕了。《问苍茫》也是，写一个工会主席，代表打工仔和资方、权益交织的过程，非常重要。

我们在座的南翔教授，是一个教授，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家。民国的时候教授都会写小说，鲁迅、郁达夫、老舍都是小说大家，1949年之后教授不会写小说，是南翔这些的作家重新接续了这样的传统。南翔先生做过火车司机，他写过《绿皮车》，看完之后，我当年选入我编的短篇年选的书，《老桂家的鱼》都选进去。我们现在写的小说都是无情无义，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无情无义的文学时代，小说都是怨恨、猜忌、冷漠、不信任，南翔的小说不是，他写的都是温暖的东西。《绿皮车》写一个当天就要退休的老工人，一个列车的服务员，他和旅客之间的关系，写得太感人，小说就要在细微处，在日常生活别人习焉不察的地方写出精魂来，南翔做到了。一个绿皮车，现在是高铁时代，这个绿皮车都是在一个边缘的小镇上去运营的，但就是在一个非常边缘的空间里面存在着这样感人的故事。

《老桂家的鱼》也一样，写疍民生活，疍民生活大家知道，现在几乎凤毛麟角，很多人不知道疍民是何物。南翔用自己的经验把这样的生活勾连出来，是非常有文学眼光的，包括他最近的小说《抄家》，写“文革”生活。可能在少年记忆和童年记忆有印象，但是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对历史的这种认知和个人经验既有关系也可以没有关系，有关系是他经历过，“文革”已经永远成为过去了，今后还有很多教授和学者，难道他们没有研究“文革”权利吗？事情当然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些作家非常重要。

比如像年轻的作家，比如吴君，他的成名作《亲爱的深圳》，写深圳外来打工者他们的艰辛，写得也是非常惊心动魄。特区刚刚成立的时候，很多公司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规定，说夫妻双方不能在同一个公司工作，来了之后要对自己的婚姻状况隐瞒，不能够承认自己是夫妻，如果承认是夫妻，两个人在这个地方就要失业了，非常反人性，他把这个东西写出来。更重要的是什么，他写现代性是一条不归路，不管深圳有多么的艰难，我从乡下来到深圳以后，再艰难也不回去，写现代性的这条不归之路，无论付出多少代价，这条路都要走了。过去写的深圳生活都非常冷酷无情，现在开始向温暖去转化。比如说蔡东，他的名作获得柔石小说奖，“80后”能够获得这样的奖项非常不容易，还有《木兰词》等这些作品都写得非常好。

深圳要建成文学之城，有大批这样的知名作家存在，我想这样想象是有可能的，把深圳打造成文学之城是很有想象力的。我作为文学研究者或者文学批评家，我将倾尽全力来支持深圳把自己建成文学之城，无论付出多少代价，这条路我们必须要走了。

（作者：苏少鑫）【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