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马克思

整个人类思想史就是一部遗忘的历史。就在黑格尔去世后不久，继承了他辩证法衣钵的马克思就敏锐地意识到，青年知识分子已经把这位老权威当作“一条死狗”（语出《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来对待了。不知道马克思有没有预见过他自己的命运。

在《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的开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称“不悔改的共产主义者”，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 （EricHobsbawm，1917年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城，2012年10月1日病逝于英国伦敦，犹太裔）讲了一个颇具深意的现象：马克思和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都葬在伦敦北郊的海格特墓地，他们死的时候，斯宾塞被称颂为19世纪的亚里士多德，而马克思是个名声不大的穷人，虽然恩格斯曾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声称“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到了今天，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人像朝圣一样寻访、拜谒马克思的坟墓，却几乎没有人关心斯宾塞也葬在同一个地方。

当然，一百多年来，马克思是无数批评与非议的对象。然而，这也许从反面说明了他的魅力，没有人会对一个错得不值一驳的人持续不断地穷追猛打。比如，如今已经没有几个人对那位遭到恩格斯狠狠批判的欧根·杜林感兴趣了。直到今天，左右两边的政治争论，还把马克思树立为一个标志性的靶子，比如美国共和党批评奥巴马的全民医保政策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幽灵依然回荡在世界上空，他依然被视为“另一种”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的代表人。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狂风骤雨中，霍布斯鲍姆敏锐地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研究者正在重新发现他的价值。索罗斯这样的人也开始有兴趣和人谈论马克思了。远在1848年，年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的《共产党宣言》，宣布全球化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资本的力量将冲破一切阻挠和藩篱，“后冷战时代”的新一轮全球化是在继续着这一轨迹，但同时，也受到和当年类似问题的困扰，持续不断的危机与调整的交替。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指出的问题，依然在缠绕着今天的世界。他没有给出答案，或者给出的答案不大正确，但要求一个一百多年前的人不仅先知先觉，还能开出药方，毫无疑问是一种苛责。

马克思的价值并只不在于人们愿意屈尊俯就地去接受他的一些“没有被证明是错的”观点，也不在于有的人像叫卖大力丸一样努力推销马克思的观点如何“有效”，如何能够改变现实。马克思并不是这种万应灵药，他的思想的真正价值在于，他提供了一种系统性的分析与理解历史的范式。比如，霍布斯鲍姆在不同场合引用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希克斯的话：“如果有谁试图把历史进程梳理出一个头绪……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就不得不借助于马克思的范畴或由此衍生出来的范畴，因为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许多严肃的、对马克思持批判态度的思想家，都不拒绝承认马克思的学术贡献，以及他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自由市场的有效性理论日益被视为一种普遍性的原则，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反对者退缩到落寞的角落顾影自怜。然而，任何理论或学说的现实性胜利，以及对手的溃败和退缩，都有可能导致它在智识上的教条化和僵化。对于市场理性选择与自我纠正机制的信徒们来说，理性而思辨的马克思主义分子并不是他们的敌人。对立统一与永恒的争论，才是构建灵活的现实智性的正当之途。

在霍布斯鲍姆看来，马克思的遗产可以划分为两种，一是社会主义与改良主义，二是以俄国革命为特征的革命遗产。后者曾经占据过全球的半壁江山，而前者也改变了历史：经过“大萧条”时代的金融危机和二战之后，资本主义再也没有回归其旧面貌，受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其内核和表现形式都经历了改造，福利国家得到了构建，而平等、社会公正、族群融合、反歧视等自由主义的理念，与社会民主主义流派取得了极大的共鸣和融合。

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苏维埃版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与其初始面貌出现了很大的差异。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著中关于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被进一步“丰富”和突出，而且被高度原则化。这有时并不一定反映他们二人的本意，比如晚年的恩格斯对于通过民主选举实现变革、改善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思路，给予了高度支持。作为19世纪一个思想流派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官方版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同的，一些在马克思的旗号之下上演的悲剧，其责任不应被追究到马克思的头上，就像耶稣基督不应为中世纪欧洲人在十字军东征中的屠杀背负道德责任一样。

当然，霍布斯鲍姆也承认，马克思的许多预言并没有实现，如工人阶级将会日益绝对地贫困化。但就像批判但尊敬马克思的波普尔所说的，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历史的走向取决于我们的行动，它是无法预测，也无法以决定论来解释的。对马克思的真正理解是，他并不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他“预言”的错误，恰好说明他运用了科学的方法，因为只有不科学的东西才是“永远正确的真理”。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他创立了完备的理论，也就是说，马克思本人其实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反对为未来的历史进程设定详细的蓝图。1843年马克思写道：“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测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马克思并未为未来社会的建设留下一本施工路线图，他拒绝猜测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制度安排的细节。马克思也没有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做出具体的阐述，而且他认为共产主义也只能从社会主义中演变出来，而不可能人为地构想和设计出来。从根本上，马克思反对用反历史的意志主义去规定历史的进程，在这一点上，他与反对历史决定论的波普尔、强调“自发秩序”的哈耶克是很相似的，尽管他经常被后两位思想家树为批判的靶子。

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许是带着把马克思神圣化的企图，总是试图通过探索经典著作来寻找解答现实问题的钥匙，但经典著作并没有提供现成的操作手册，人们可以学习的只有分析历史的方法。正确的做法是把马克思的思考与分析方式应用于现实的情境。

霍布斯鲍姆认为马克思提供的只是方向和方法，从中可以得出多样性的、不同的结论，所以在他看来，并不存在“正确”与“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区分本身就隐含着对马克思的教条化。当然，这并不妨碍霍布斯鲍姆本人倾向于一定的流派，比如，他显然对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推崇备至。

历史的悲剧性在于，如果要将马克思的思想转变为政治性的组织和大众化的运动，就必然要对把思想改造为某种简单化的公式，而这种改造可能是粗暴的，甚至可能是完全违反原貌的。比如，19世纪末推崇马克思的法国哲学家乔治·索雷尔就相信，大众接受马克思的过程必定伴随对马克思学说的庸俗化，于是他拒绝走大众路线，而把变革的希望寄托于少数人的神秘力量之上。但如何解决从思想到实践的矛盾，霍布斯鲍姆也并未给出任何现成的答案，也许这是没有答案的，而这或许也是所有严肃思想家的悲哀。

在20世纪也许没有哪个人的形象像马克思这样被如此崇奉和扭曲。在承认马克思的非凡智慧与洞察力的同时，祛除那些别人加之于马克思头顶的神圣光环，本身就是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解放与拯救。

（作者：赵渤）【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