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的中国热（上）

      托尔斯泰一生的头等大事，就是精神求索。50岁上，在他写下《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世界级经典、庄园财富一派兴旺之时，他迎来的不是踌躇满志，而是“无法继续活下去”的精神危机：

“那么好吧，你在萨马拉省拥有6000俄亩土地，300匹马，那又怎么样呢？”

“好吧，你的声誉比果戈里、普希金、莎士比亚、莫里哀，比世界上所有的作家都高，那又怎么样呢？”

“我似乎是在经历了漫长的生活道路之后，走到了深渊的边缘，并且清楚地看到，前面除了死亡以外，什么也没有。”（《忏悔录》，1881年）

  正如他的自传性主人公列文“这个幸福的，有了家庭的，身强力壮的人”那样，“好几次濒于自杀的境地”。

  而精神危机又永远是精神探索者的节日。这个时期他涉猎了东西方大量思想典籍，他研究基督教的种种经典，结果是认定俄罗斯东正教义和全部神学都是荒谬的；他研究佛教经典，看到释迦牟尼“认定生命是最大的恶”，“在生活中找不到安慰”，只有“从根本上彻底地消灭生命”，这也绝然不符合托尔斯泰探索生命的心思：“读佛学。好极了……错误仅在于逃避生活，彻底逃避。”（1884年）“这是一种多麽奇异的学说！而它又被怎样地歪曲了！这麽一个抽象的学说，涅槃，而突然那里也出现了造神弄鬼，偶像崇拜，天堂地狱……完全是象基督教里的那一套迷信……”（1908年）

  精神探索最终把托尔斯泰引到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跟前。肯定现世生活、主张天人合一、淡化神灵崇拜、崇尚道德修养的中国古典文化思想，才是托尔斯泰希望加以借鉴的。托尔斯泰最初谈论中国文化的文章《孔子的著作》（1884年）首先赞扬的就是中国人热爱和平、勤劳农耕的生活。

  1877年，托尔斯泰就曾请求朋友H.H.斯特拉霍夫为自己从彼得堡设法收集一切能搞到的有关中国哲人思想的译作。不过，只是在1884年初，托尔斯泰的日记里，才出现连日研究中国古典哲人思想、一下子抄录下几十则“中国谚语”，其中包括老子、孔子的语录的记载。转抄几行，托尔斯泰对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一见如故”、“一触即热”就可见一斑：

  3月6日，我在翻译老子。（根据1841年巴黎版斯·朱利恩的《老子，道德经》）结果不如我意。

  3月9日，读了一点关于中国的东西，……读老子。翻译过来是可以的，但是缺乏完整性。……

  3月11日，孔子的中庸之道妙极了，同老子一样——履行自然的法则，这就是智慧，就是力量，就是生命。而履行这个法则，会是无声无息的。这个法则只有行于自然冲淡，毫无勉强做作之中，才是最强有力的。我不知道我做这些会有什么结果，不过它已经使我受益非浅。

  在接着几天的日记中，托尔斯泰都如获至宝地谈论研读孔子和老子：

  3月15日，我的良好的精神状态也要归功于阅读孔子，而主要是老子。应当为自己编排一个阅读范围，……人们在谈论癫僧，而我认为老子就是癫僧的哲学。

  3月18日，孔子是对的。关键不是在于权力的力量，而是信念――艺术――教会的力量，是生活的仪式，是娱乐，是一定的道德，它们会轻易地被他们所服从。

  3月21日，读勒格译的孔子英文本至深夜。几乎所有的话都是重要而且深刻。

  3月29日，读孔子。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好。没有他和老子，《福音书》就不全了。而没有《福音书》，他却过得去。

  3月31日，读孔子，睡下很晚 。

  4月9日，我开始阅读孟子的书，它十分重要和杰出。孟子教导人怎样恢复和找回失却的心。妙极了。

  托尔斯泰随即就要去宣说了：“我汲取了很多对我来说十分有益而令人快乐的好东西。我真想和别人谈谈。”（3月4日）“我正在研读中国人的极高妙的智慧思想，我非常想把这些书使我精神上的受益告诉您和所有人。”（3月11日）果然，托尔斯泰一连写了三篇文章：《孔子的著作》，《大学》，《中国先哲老子所著道德经》。

  如此狂热的“自我强化培训”，在以后年代发生过多次。而在之后二十多年日常生活中，无论读书、撰文、通信、交流、讨论、日记，对中国诸子思想他总是耿耿在心、每每提及。或辨析阐述、或对照评判，或引经据典，或锲而不舍地组织翻译出版中国诸子，这成为后期托尔斯泰的一种常态。这里只能挂一漏万地“例证”一下。

  比如读了法国驻华大使西蒙的《中土之国》，托尔斯泰马上写信给比留科夫（当时是“媒介”出版社的编辑），劝他：“您一定要拿去读读。我读了很兴奋……这部书一定要给“媒介”出版社讲一讲。”在托尔斯泰积极推荐下，这部书以《中国人如何生活》之名在“媒介”出版社出版。

  比如读托尔斯泰马斯－泰洛尔·米多乌斯的《关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笔记》，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

“读米多乌斯。很好。中国的教育，如他所说，虽然在数量上少于我们，而在质量上则高于我们。那里的教育主要是教以伦理；而我们这儿根本没有伦理教育。”

  比如总结自己80年代初参加莫斯科人口调查，他说，“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得出一千年前中国人在他们的谚语中提出的不可避免的结论：‘一个人游手好闲，另一个人就得饿死。’”（《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1882）

  1886年托尔斯泰改写的一个题为《苏拉特的咖啡馆》的故事，让“孔子的学生”（儒生）的言论，让中国儒家文化思想，驳倒其他所有其他教派的狭隘信仰，赫然成为超乎一切学说之上的真理。

  日记里他还记下自己和一位新俄罗斯大学（敖德萨）教授H·格罗特的讨论。格罗特指责他“不知道亚里士多德”，而自己则生气地说他“就没看看孔子”。

  1893年托尔斯泰的一大事情是和E·波波夫一起，根据斯·朱利恩的法译本和B·施特劳斯的德译本，着手把《老子》译成俄文。他和斯塔索夫一次次通信，谈论对施特劳斯的一些观点的“辨析”；又提出许多新问题，请教老子许多专门用语的解释。而在给自己的同志切尔特科夫的来往信函中，托尔斯泰更是常常转述谈论老子，还建议“把英文版的中国书中墨子的关于爱的学说翻译出来”。

  1893年5月，左拉在巴黎的一次大学生联盟举行的宴会上，和小仲马展开科学和信仰之争。托尔斯泰也不甘寂寞，借此为由，撰写了题为《无为》的文章：

“人们的一切灾难，按照老子的学说，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没有做需要做的事情，不如说是因为做了不需要去做的事情……而我想，他是完全正确的。”

  1895年11月，当他听说东京大学教授小西在把《道德经》从中文译成俄文时，便延请小西来庄园一住：“为了俄国能有一个最好的译本，我愿意帮助您检查译文的准确性。”小西来住了四个月。托尔斯泰把他的译文和英文、法文、德文的译文进行比较，并帮助确定译文的章次。

  进入20世纪，托尔斯泰几次给素不相识的“中国人民”写信，迫不及待地“隔空喊话”，表达自己对中国人的真诚的心愿。

  1908年1月，在与一位来访的神父交谈中，不同意这位神父的基督教“真理”。他直言不讳地说：

“您坚信您知道的无可置疑的真理，这使您和我，也和中国人分道扬镳了……而我是和他们 （中国人）联合在一起的。”

  4月28日托尔斯泰在致一俄工程师Я·И·潘菲洛夫信中说：

“我从知道了中国人之时起，一直对他们愈来愈想了解，并且为在我们这个地球的生活中建立秩序的方面，我在他们身上寄予着很多期望。而且他们人口众多，更主要的是，虽然他们不承认基督教，但是这个民族的基督教精神却总是令我感动，令我神往。”

  在亚斯纳亚·波良那的图书馆里，收藏着很多托尔斯泰作过笔记和标记的有关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书籍、报刊，证明着这位八旬老人晚年愈发关注着中国。关于中国人民勤劳、诚实、待人善良的论述，使他对中国心神向往。在饭桌上，他常常向大家讲述从报刊上读到的有关中国的情况，说，要是他还年轻，那他会去中国的。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把自己的精力更多地投入研究中国的哲学、文学和民俗学。他分明看到“在俄国和中国这两个伟大民族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心灵上的联系”，他在中国古典文化思想中看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把对人类前途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人身上：“我认为，在我们的时代，在人类的生活中正发生着伟大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中国应该在领导东方民族中发挥伟大的作用。”

  1909年3月20日：“我们决定出版……五，中国概况和三教；六，佛教；七，儒教；八，道教……”

  1910年，托尔斯泰去世前几个月，《托尔斯泰选译中国哲人老子名言集》、《孔子，他的生平和学说》、小册子《墨子，中国的哲学家》由“媒介”社出版。

  从热忱地接触中国诸子的年代起，托尔斯泰或许受到启发，开创了一种新的语录体创作。他不顾人们一再的劝勉，不去创作大部头经典巨著，从1886年编撰出第一部哲人名言集《1887年名谚年历》开始，之后年复一年编撰了各种语录体作品，如《哲人之思，每日必读》、《阅读园地》，直至生命最后一年编撰的同样包含中国诸子名言的遗嘱性语录体的著作《生之道》。

  托尔斯泰临终前三天，病倒在铁路小站阿斯塔波沃。他不想接见赶来的妻子，却接见了“媒介”出版社负责人格尔布诺夫，因为他带去《生之道》的校样：“他用奄奄一息的声音对我说：‘我不行了……这由您自己来做吧’，他为再不能投入这一工作而伤心。”可以说，托尔斯泰是在对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执著探索和学习中，离开人世的。

  托尔斯泰对中国文化的这种热忱，恐怕就是国人称他倾心“皈依”诸子思想的缘由吧。

  然而，托尔斯泰热衷于中国文化思想的特征恰恰不是皈依。作为思想的探索者，他始终是主动者、自觉者、不肯狂热地迷失在自己赞叹、迷恋的任何思想之中而失落自我。托尔斯泰对中国思想的学习，不是那种为皈依“正宗”而努力泯灭自我、否弃自我的“自我灌输”，不是要把自我抹煞成一块供人雕琢的纯洁的白板，他是要探索真谛、自我造就、自我完善。

  为了丰富自己所探索的中心思想——精神完善和反对暴力，在自己崇仰的中国思想面前，他绝无“游于圣门而无文”的小家子气，没有“不敢有自己的观点”的奴才相。对诸子各家，托尔斯泰不意在守持某派之说。他如蜂蝶之采蜜，兼收并蓄而取其精华、否弃其“不对”，绝不因崇仰而苟同、含糊。他对诸子的专门研究未必通透，但从中却能精准敏锐地抓住和自己探索相关的精髓，而其思想根基就在托尔斯泰的启蒙主义的民主思想。

  比如托尔斯泰对行政者的思考，首先抓住的是如何使权力不成为暴力。在1884年3月19日的日记里，他记下这样的思考：“读孔子，并且作了笔记。对权力所作的宗教性的，即合理的解释，以及关于这个问题的中国的学说，于我是一个新发现……当权力被视为在道德和理智上至高的东西，它就可以不是一种暴力了。只是在我们把不是至高的东西认作至高的东西的时候，权力才会成为暴力……真正的权力既不能基于传习，也不能基于暴力，它只能建立在对至高的东西的一致崇尚之上。”

  日记中他曾抄译下《论语·颜渊》中这样一句话：“有人问，为了善良人们的幸福，杀死那些不善的人，好吗？孔子说，为什么要杀死呢？倘使你们的愿望是善良的，那么所有的人都会变得善良。一切高处的就犹如风，低处的就像是草，风一吹，草就会俯顺。”接着托尔斯泰论道，“要知道，问题在于应该把什么东西、什么人视为高的，应该拔举、尊重善的东西而视为居高的，而毫不姑息地放逐、蔑视恶的东西而视为低下的。”这里表现出托尔斯泰对孔子的君子小人之辨的民主性思考。

  他在日记里还抄录了孔子说的，“治理就是矫正。如果你正确地带领人民，谁敢生活得不正确呢？”（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托尔斯泰天真地把政治归于既简单又易行的修身或道德自我完善。

  这就是为什么托尔斯泰会几次不厌其烦地抄译下《大学》中讲“修齐治平”的一节，因为“修身”和他的“精神自我完善”最为接近：“万事之道我看不在于知道应该做什么，而在于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在孔子这里，托尔斯泰首先找到的是基于精神自我完善、以德治国，反对以力治国的理论武器。

  所以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托尔斯泰后来（1910年2月20日）对一位来访的挪威《莫根勃拉特》报记者十分反感。记者称赞挪威首都的美好生活，那里的警察如何恪尽职守，维护着居民的财产和安宁。托尔斯泰笑道，对这种“靠最高一级的暴力——警察来支撑”的文明，他实在“不太感兴趣”，他说：

“瞧您夸得，样样都好。而在上海，那里的居民大概比你们全国人口都多，而中国人生活的那半个城（当指上海非租借地部分）根本没有警察，也生活得很好。”

  再一点，托尔斯泰特别注重孔子对待天与神、生与死这些问题。在1884年初的日记里他写道：“孔子不提‘上帝’——不提个性的神而总是只谈‘天’。”

  在1884年2月的一处日记里，他转述孔子论及神鬼和生死的那段话：“人们问他，怎么侍奉死去的魂灵。他说，当你不能侍奉活人的时候，你怎么去侍奉死人呢？人家问死，他说，当你不知道生命的时候，你还问死亡做什么呢？”接着托尔斯泰引述道，“什么是智慧？真诚地侍奉活着的人们，远远地离开所谓魂灵的世界——这就是智慧。”看来，在否定基督教崇尚人格神的上帝和种种神秘主义的精神探索中，托尔斯泰找到了孔子这位执著于现世生活，反对神秘主义的儒学“先师”。

  在老子的思想中，托尔斯泰特别喜欢老子柔弱胜刚强的论述。他在日记里多次转述老子的这一思想：

“录自老子。人生下来是柔而弱的；当他强硬时，他就要死了。当树刚长出来时，它们是娇柔的，当它们干硬了，它们就要死了。刚强和力量是死的旅伴，柔弱是生的旅伴。所以，那强的不会胜利。一棵树强壮了就给人砍去了。大而有力的是微不足道的；而柔弱的，则是重要的。（参见《道德经》76章）”

  所以托尔斯泰也喜欢老子的水的比喻，因为水的至柔能够胜于至坚：“如老子所说，就是应该象水一样。没有障碍，它流淌，遇到堤坝它止住。堤坝破了，它还流。在方型的器皿里，它是方的；在圆形的器皿里，它是圆的。正是因此，它比一切东西都重要，都有力量。”上善若水，他引述老子的话，当然意在印证自己关于精神修炼和以柔克刚的非暴力主义。

  看来，托尔斯泰接纳中国思想的基础，是早有蓝图的托尔斯泰主义。

(作者：吴泽霖)　【来源: 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