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机遇与挑战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个一开始并未得到强烈瞩目的设想，就像南美洲丛林中扇动翅膀的蝴蝶一样，突然间切入国际力量平衡渐变的时代大背景，在全球掀起了一场风暴，一场关于世界金融秩序与地缘政治格局变迁的大讨论。

一

去年10月24日，当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约，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时，人们也许根本没有想到到今年3月31日这个申请截止日期，会有46个国家申请加入，涵盖了除美国、日本之外的主要发达国家，以及20国集团（G20）中的13席。这是中国主持设立国际多边机构的第一次尝试，而初期结果之成功可以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在3月12日之前，亚投行的筹办进程还显得平平无奇，但当日英国的宣布加入构成了一个转折点。长期以来英国是欧洲最亲近美国的国家，英美之间保持着某种“特殊关系”。英国首先决定不顾美国的反对投入亚投行，让其他欧洲国家解除了心理负担，纷纷宣布加入决定。英国毕竟是国际政治的老牌玩家，把实用主义风格发挥到了极致，这个决定甚至让中国人也感到吃惊。

对于英国没有知会它而单方面“倒戈”的行为，美国提出了在英美关系史上实属罕见的强烈批评。国际舆论也出现了分化，不少人对美国的立场提出了批评。美国最初对亚投行持批评态度，要求西方国家加以抵制，但一个接一个的美国盟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此问题上弃它而去，这让其多少显得有些尴尬。现在看来，美国最初的决策无疑是失误的，过早表明反对态度，这样的博弈方式相当于自缚手脚，其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威信。

无疑，当前经济低迷的欧洲国家希望更多地和新兴市场走到一起，同时，他们也更愿意参与亚洲地区新的开发性金融规则的探索与制定。观察近年来的新闻可以发现，欧洲虽然在很多方面仰赖美国，但对美国一手主持的全球金融格局也时有怨言。比如，在去年6月法国巴黎银行被美国司法部处以89.7亿美元的巨额罚款之后，法国财政部长萨潘就曾建议欧盟就“去美元化”展开讨论，更多使用欧元以及“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显然，欧洲希望看到国际力量对比变得更加平衡，这可以避免过度依赖于美国，并增加自身在美国心目中的分量，所以欧洲国家的决定完全是出于自利的考虑。

不过，在新的形势之下，美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据报道，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3月31日在结束访华回到旧金山后发表谈话，改变了对亚投行的反对立场，表示美国将对任何新的国际发展银行表示欢迎，只要这样的银行尊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现有的国际机构。可以说，美国的态度也在渐渐归于承认现实和折中，并检讨此前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失当。

二

亚投行是做什么的？亚投行宣称的目标是促进区域金融合作，为亚洲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包括机场、公路、电信、保障房、铁路等等。这样以弥补广阔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的缺口。中国外长王毅曾表示，“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而亚投行也是一种同样类型的公共品，致力于推动亚洲各国发展，不以盈利为目标。对于投资周期漫长、收益存在不确定性、具有政治风险的基础设施建设来说，私人部门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投入，要补足亚洲各国基建基金的缺口，只能通过政府间的合作机制。基础设施本来也是一种公共品，具有强烈的正外部效应，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中国帮助欠发达国家突破这一发展瓶颈，也可扩大中国出口产品的外部市场，无疑是一种所有人都愿意看到的共赢选择。

对于当前陷入低迷的全球经济来说，这是一个好的增长点，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参与这种以基建为中心的金融开发机制，也意味着一种脱离旧轨道的新尝试。很多发达国家拥有较强的制造业和基建产能，可以向亚洲地区投放。它们只有参与到这场游戏之中，才能更多地为国内企业赢得经济机会。可以说，亚投行所设定的公共品性质，以及利好各方经济增长的前景，正是亚投行“朋友圈”不断扩围的重要原因。

对中国本身而言，亚投行可以与中国提出的“一路一带”设想相配合，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加快实现亚洲大陆内部的互联互通。亚投行还可以为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利用寻找到新的渠道，并推动中国的基建行业和制造行业走出去，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国内产能过剩的困境，同时推动人民币适用范围的扩大，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亚投行的筹办，还可以视为中国想要提高对全球金融秩序与治理机制的影响的一种努力。

三

亚投行呼应者众，国际金融秩序改革滞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2012年，增加新兴经济体发言权的IMF改革方案没有获得美国国会通过，并拖延至今。IMF等组织的内部权力分配不应再反映几十年前的国际格局，必须适应新的现实，这是国际上的共识，而美国的做法令很多新兴经济体失望。正是由于IMF等机构改革的迟缓，新兴经济体之间才探索出更多的金融合作方式，比如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正如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菲利普·斯蒂芬斯说的，在美国故意拖延IMF改革的情况下，“别指望中国什么都不会做”。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呼吁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更负责任，照此逻辑，它应该欢迎和支持中国参与国际公共品供给的尝试才对。

一直以来，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组织要求借款国实行私有化、对外开放、货币自由兑换、财政紧缩、降低赤字率，同时满足政治透明度、人权、劳工保护、环保等方面的要求，这被一些发展中国家理解为“附加条件”，导致其较难获得贷款，让基建资金缺口进一步放大。

另外，这些早期建立的金融机构也出现了一定的官僚化症状，需要新的竞争来改善活力。无论如何，增添竞争永远是一件好事，亚投行可以成为一条“鲶鱼”，给国际金融秩序输入新鲜力量。根据目前公布的消息来看，中国也并不试图在亚投行取得否决权，而这与美国坚持在IMF等机构中掌握否决权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反差。中国可能更倾向于以集体共识的方式做出决策，这也可能带来国际金融机构内部机制的多样化。

所谓的挑战美国，其实并不是中国的意图。亚投行的体量和功能，决定了仍然不足以对现有的国际金融格局造成颠覆性逆转。只看到发达国家纷纷加入亚投行，就认为这意味着国际阵营的重整，将是失于片面的，国际博弈不是一时一地的，而是长期化的。如果说亚投行在国际舆论中演化为一场“美中角力”的话，这也并不反映中国的本意，而主要是美国在最开始对亚投行过早采取了不灵活立场，并试图阻止盟国加入了亚投行，这些做法导致了这场所谓的“冲突”。

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纷纷加入，或许让中国人得到了一份久违的“一呼百应”的心理满足感，然而我们还是应始终保持把政治与经济问题分开考虑的习惯，应当把亚投行理解为一项政府间的经济合作安排，而不是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亚投行是对世界银行、IMF以及亚开行的挑战，但“挑战”一词更宜理解为竞争而不是冲突，它们也有巨大的合作空间。

无论亚投行在筹办阶段造出了多大的声势，它的命运还是要取决于自身的治理机制。严格按照国际标准筹建和管理，保持透明性、安全性等，无疑是重中之重。根据当前设立的时间表，各方将于今年年中完成亚投行章程谈判并签署，年底前完成章程生效程序，正式成立亚投行。对于投票权分配，各国权利与责任的大小，内部管理机制等，多样化的创始国博弈才能得出最优的结果，而这对初涉此领域的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同时，亚投行也要直面现实的困境。广阔的亚洲大陆的确遍布发展机会，但是也面临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宗教与族群矛盾、极端主义、一些国家的治理低效等问题，这样的态势不容人们过于乐观。在这些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意味着巨大的挑战，这需要大国的智慧和担当，也需要积累经验。

目前亚投行的加入国虽多，但很多都有“卡位”的考虑：无论其未来结果如何，先占据一席之地。所有创始国都憧憬一块大蛋糕，但能不能把这块蛋糕真正做大，在满足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渴望的同时，实现各国参与亚投行时所希望得到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实现共赢，才是问题的关键。

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与包容性的亚投行的设立，无疑是成功和值得庆贺的，但这只是真正挑战的开始。随着时间的流逝，亚投行作为新鲜事物激起的好奇感逐渐散去，人们对亚投行的评价将取决于它在解决亚洲真正艰巨问题上所能取得的成绩。

（作者：刘淄川）【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