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雅颂

鲁迅论中国历史有一句话，他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还有一个是“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魏晋时代的名士心中，便有这样的声音。这声音，从内心发出，我们称之为“文化个体性”，发在江山，“人与山川相映发”，造就文化的江山；发为国家，形成文化中国。从魏晋到隋唐，这三百多年，就是“惟有自由，全无保障”的中国人，从文化个体性自觉走向文化中国的统一的历程，我试着用“诗”之风、雅、颂三部分，展现这一自由的历史进程。

风：魏晋风度——文化个体性的进展

人生而自由，却有惰性，做惯了奴隶，便懒得要自由。当“求做奴隶而不得”时，“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方才醒来。

三国以后，司马氏建立了晋朝。这是一个缺少了英雄气概的王朝，阴谋横流。司马懿对付英雄很有一套，对付诸葛亮可以扮女人，对付曹操还装过孙子。他的遗传，缺了点英雄基因，但并不缺暗算英雄的本领。所以，这一朝，英雄都很难受，他的子孙，能使英雄气馁，能把江山搞定。

名士阮籍，喝了酒，醉眼看江山，越看越难受，突然一吼：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一声吼出，便又醉去。“越名教而任自然”，要有几分醉意。可嵇康却拿出一付打铁的架势，看准火候，就一锤子砸下去，居然砸出个“非汤武而薄周孔”来。钟会来时，他理也不理，钟会去时，他问了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一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他得罪了钟会，钟会向司马氏进言：“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意即天下都搞定了，只有嵇康搞不定。

搞不定，是因为嵇康有“龙性”。可他并非怀里揣一篇《隆中对》之类的草根野心家，而是一位不愿意“做稳了奴隶”的人。后来，他为了救朋友吕安而入狱，狱中，他写了一首《幽愤诗》。诗里，他对自我反思，儿时，因母兄之爱，“有慈无威”、“不训不师”，成人后，更为“自放”，“托好老庄”，而有着不羁的“自由之思想”；“贱物贵身”，而有“独立之精神”，嵇康将刑于东市，有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司马氏弗许。临刑时，嵇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

嵇康之死，乃我国人格独立之伟大悲剧，其崇高，可与荷马史诗相比。阿喀琉斯以自由意志对抗阿伽门农的王权主义，此举开显了西方文明的本质。当阿喀琉斯放弃财富，为友谊而战，在战斗中死去时，连宙斯也为之叹息。嵇康为了友谊而与王权作斗争，其无量之勇气，不下于阿喀琉斯，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求以一死而无愧于友谊，那是纯粹的人类之爱，使我们理解了，什么是人的最高本质，什么是人的最美存在。一曲奏罢，嵇康叹：“《广陵散》于今绝矣！”于是，人头落地，死于最高本质，死于最美存在——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一死而大音绝矣！

到了东晋，又一个自由人陶渊明抚无弦琴，大音起于无声，“于无声处听惊雷”，在无弦琴上，他听到了《山海经》。《山海经》是史前神话英雄与图腾大合唱，唱出华夏民族狂放的酒神精神。刑天神从《山海经》里来了，为了自由，他的头颅飞向天空，化作雷吼，血溅宇宙，他再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拿起斧和盾，继续战斗，无死无休。还有夸父，与日竞走，有精卫鸟，向大海复仇……

陶渊明醉了，醉在自我的文化个体性里，那是他为自由找到的栖身之所。他将自己安放在最具审美的田园里，请来酒神，安放在心头，打开宇宙，向酒神敬酒，醉倒山海，让神话中的英雄们走出来。醒来，眼前是日神的世界，由日神主宰。日神赋形于万物，给万物以形式感，于是，“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于是，“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而他“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山水之美被人发现，人将远行，长叹“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这一句“江山辽落”比“江山如此多娇”如何？“辽落”何其沉郁！“多娇”难免做作。在王朝作揖，不如于山水放歌？以山水为导游，走向自然美；以山水为导师，游心大自然矣。

美，源于自我意识，桓温问殷浩：“卿何如我？”问得很霸气，这在诸子定要争鸣一番，可殷浩答道：“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桓温一问，欲起争鸣，可殷浩却以一个趋于形而上学的华丽转身，回到自我，使桓温一问落空，自我之美凸现。这就是“清谈”，不以理胜，而以美胜；这就是文化个体性在乱世的进展，“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在这里获得了一个新的美学形式——魏晋风度。

雅：美的战士——文化中国的胜利

《世说新语》时代，是个文化中国的世界，被士人担待起来。五胡乱华，乱了王朝，而中国依然，于是，它们都被汉化了。先是匈奴人改姓为刘，自居于汉朝正统，其后则有鲜卑人全盘汉化……

那时，东西方皆困于中亚游牧民族。在西方，只有帝国在抵抗，而文明却没有投入战斗，其基础早已被掏空，疲惫的罗马帝国，终于崩溃了。而东方，晋朝亡了，但中国未亡，从文明的根柢里，调动出了民族赖以生存的最伟大的力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多难兴邦！

而清谈，便是这一力量落在言论上，是言论自由的个体化形式，尽管还不是普遍的法权形式，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得以释放。这力量，不但救亡，还推动文明生长。

盛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从世说新语中走来，在淝水之战时做了预告。淝水之战，并非改朝换代的王朝战争，而是民族救亡的文明抗战。前秦大将符坚只见东晋王朝飘摇，却不知我文明依然风流，文明的战士，并非旧王朝的兵，而是在世说新语时代成长的一代新人——美的战士，也是清谈之士。

这一代新人，正是在清谈中，理解了文明的本质，确立了人格美的范式。谢安曾携友乘舟，忽遇风暴，骇浪骤起，诸友皆惧，惶惶矣，谢安淡然无事，说：你们若此，我们一船将无归矣！

当时清谈成风，连王羲之都怕这样谈下去会误了国事，而谢安却依然坚持，他说，秦任商鞅，二世而亡，难道是因为清谈吗？显然不是。“王与马，共天下”，破落的王朝，早就亡得只剩下招牌了。士人抗战，要用这块招牌，这块招牌，要靠士人扶起来。然而，士人何求？除了“学而优则仕”，还要有自由！不自由，毋宁死，嵇康死了；不自由，就出走，陶渊明走了。而清谈，便是自由的渊薮。

谢安很清楚这一点，不管清谈有多少缺陷，他都要捍卫这底线。美的战士，本来就是为了自由而抗战，反过来，还要为了抗战而牺牲自由吗？几乎所有王朝，都会以抗战的名义取缔自由，可真正抗战的，并非破落王朝，而是广大士族及其子弟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全民皆兵。淝水之战，胜就胜在破落王朝无法集权，难以统战，只好依靠士族，放手全民抗战。因此，捍卫自由，才能抗战。为自由战，“时来天地皆同力”，连“八公山上”都“草木皆兵”了，人与山川相映发，作山水游，以山水战。

淝水之战，都说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之战，从淝水一线来看是如此，就整体而言，胡兵南下，被围在江淮之间，而南朝战力，大都来自民间。当符坚哀叹“草木皆兵”时，他就开始尝到了什么叫全民抗战。正是民间起兵，各自为战，分散了胡兵战线，使之难以在淝水一线集中兵力作战。

大敌当前，朝野不安，胡兵号称“投鞭断流”，可谢安却不动如山，因他胸中自有胜算，而胜算只有一条——让民众自发抗战。他理解了这场战争的本质，他要做的，不是指挥战争，而是一谋不发，一计不用，牢牢地把握胜算，让战争的本质自动显现——不是两个王朝决战，而是文明在抗战。

不要以为野蛮人是天生的战士，凭藉着蛮力就会所向无敌，那些爱美者，在美的高峰体验中，早已觉悟了生死，带着美去死，这样的战士雄强之极。视死如归，何惧蛮力！淝水之战，几乎所有进入中原的蛮族都来会战了，这是“五胡乱华”之后的一次大决战，是蛮族之王与美的战士对决。这一战的胜负，不仅关系到东晋王朝的生死，东南半壁的安危，而且关系到中国文明的盛衰。孔子当年赞管仲：没有管仲攘夷，我将披发左衽矣！此时谢安，尤胜于管仲当年，可惜后世史官，皆无此文明法眼。

此战，谢安神定气闲，那是基于对一个伟大文明的信念，这文明，在长江流域发育了新生代——以谢玄为代表的美的战士，他们是北望中原虎啸江淮的美少年。他从文明的高度驾驭这场战争，以审美把握战局，用美的战士迎敌，古往今来，谁知？东坡能“遥想公谨当年”，谁曾遥想当年谢安？淝水之战，没有计，只有美，战毕，他只说了一句：小儿已破贼矣！呵呵，美者无敌！想想吧，那枕戈待旦的小儿，闻鸡起舞的男孩，横江击楫谁家子？此乃青春中国美少年，为美而战、为美而死的美的战士。

颂：汉家天下——民族融合的中国梦

诗性，来自如花盛开、如日中天的民族精神。新兴民族，是唐民族，它以汉族为本，融合五胡而成。李世民是胡人，无论他怎样端拱，他那帝王气象，总还有几分像胡人；李白也是胡人，有人说他的诗，有游牧的浮士德精神，就来自胡人。据说，他们都出于“李陵胡”，“李陵胡”即拓跋氏，建立北魏，又称拓跋魏。“李陵胡”对于唐民族形成至关重要，它开了北魏和唐两朝。

唐民族形成，血缘认同和文化认同不能少，追祖三皇五帝，从血缘谱系上来确认民族身份，使其历史地位得以明了，“李陵胡”带了好头。五胡效法，追祖华夏，慕容氏追祖黄帝有熊氏，符氏追祖夏禹有息氏，姚氏追祖帝舜有虞氏，赫连氏追祖夏禹，宇文氏追祖炎帝神农氏……

唐民族就在这样的追祖认同中形成，不管魏晋南北朝的王朝如何，文化中国都在进展。汉化，是文化中国的主流。汉化了的北朝，也终于回到了汉人之手，于是，一个新的汉朝——隋来统一了。

统一与分裂，乃对王朝言，非对文化中国说。我民族，能历五千年而不衰，就因为在王朝中国以外，还有文化中国在，而我国之本体，不仅以国土为安身根本，更以历史为立命依据。

守住文化根以史，发扬民族魂以诗，大唐江山，以诗发扬之，诗兴而国兴矣。科举以诗赋取士，以诗人治国，那是王朝之事。以诗性汉化胡人，形成新兴唐民族，在民族精神大合唱里，兴起唐诗江山，此乃文化中国的使命。在唐诗的江山——四万多首唐诗里，唐民族被称之为“汉家”。

在唐人边塞诗里，“汉家”已跨越朝代，化为符号，其使命为汉化。“汉家战士三十万”都是“好汉”！“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言豪迈，心悲恻，“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汉家”，成了唐民族的标志，在民族大融合中高扬了汉民族的主体性。李陵本为汉家名将，命运又很悲苦，子孙散落草原，人称“李陵胡”。北魏统一前，中原乃五胡十六国混战局面，五胡赌狠，杀人如麻，人血洗战马，民族大屠杀，杀我汉家，血流成河，尸乱如麻……汉人奋起，十六国时期，冉闵发出“杀胡令”，汉家绝地反击！

大凡民族精神，自有文武之道，文以化之，武以卫之，武不能卫，则文化如何星之？冉闵是我民族精神之武卫者，而崔浩，则为文化者。冉闵以全民杀胡，崔浩用李陵汉化胡，此二人者，一杀一化，都很伟大。冉闵是大英雄，崔浩是大政治家，没有大英雄之杀，哪来大政治家之化？冉闵以杀，迫使胡人汉化，崔浩以化，将胡人化入汉家天下。不过，冉闵以杀死于杀，崔浩以化死于化，杀胡是战争，化胡也是战争，而且是更为深远的战争。有战争就会有牺牲，二人以生命，捍卫了汉家的尊严。

冉闵以杀，终结五胡乱化；崔浩以化，使北方统一于鲜卑了。南北朝的出现，使战争性质发生改变，从外部民族战争，转向内部王朝战争，从大屠杀战争，转向大一统战争，南北朝都在为统一寻找合法性来源，崔浩于此时提出“李陵胡”，目光何其深远！为汉家把握了历史主动权。

北魏孝文帝看到了这一点，由平城迁都洛阳，进入中原，一边汉化，一边进行王朝战争。然而，在统一的合法性基础形成之前，南征也好，北伐也罢，都没有真正的赢家。不过，较之五胡乱华，王朝战争开始变得文雅，为了申明战争理由，孝文帝居然引汉典，与南朝使者论汉家礼法。

可孝文帝没认祖李陵，北魏遂与李陵绝缘，未能形成与南朝对话并进行统一战争的基础。在南朝看来，你拓跋氏再怎么汉化，如非李陵之裔，那还是胡人，非我族类，何来统一前提？王朝未认祖李陵，但民间胡人皆因冉闵之“杀胡令”，纷纷自认为李陵子孙，正是在此认同基础上，北朝自北魏，经北齐、北周，以至于隋，终于回归汉家，以“李陵胡”为号召的汉人政权一出现，南北朝就趋于统一了。

崔浩提出拓跋氏认祖“李陵”，背后隐藏了两个政治观点，其一，拓跋氏系李陵胡，此为以崔浩为领袖的北方士族与北魏合作的基础，如非李陵子孙，则合作不成，正是这一点，使他招来杀身之祸；其二，以李陵为号召，从民族战争转入王朝战争，为统一战争提供正统的合法性来源。

北魏以后，李陵就成为胡人认祖的对象。李陵身陷匈奴后，留在漠北，与匈奴女子婚配，子孙繁衍，自西汉以来，所见胡人之黑发黑瞳者，多被认为或自认为李陵之后，而拓跋氏就被认为是李陵后裔。“李陵”成了胡汉一体化的符号，拓跋氏拒绝认祖李陵，在统一战争中也就丧失了正统性。

早在太史公笔下，李广祖孙三代遭遇，就感动着一代又一代汉家子孙。老英雄李广，因卫青不公愤而自刎；子李敢，一怒而打卫青被霍去病射杀；孙李陵，因孤军失陷于匈奴家破人亡，郁郁而死。此后，英雄一脉，分为两支，一支在胡地，为“李陵胡”，一支在陇西，号称“陇西李氏”。

李广生不逢时，却飞扬在唐人边塞诗里，以“飞将军”闻名。汉家大合唱，那领唱的，不是雄才大略的汉唐帝王，不是天才无敌的诗仙李白，而是忠义传家子孙兴旺的飞将军李广，王昌龄那首最著名的边塞诗，唱出了一代新朝和一个新兴民族对英雄的向往，以子孙的名义，放声唱：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

一个认祖英雄的民族，终于唱出了历史最强音——盛唐之音，一个英雄世家，一如“秦时明月汉时关”，永世长存。英雄在天之灵，庇佑他子孙，英雄的遗愿，让子孙来完成。从这样的盛唐之音里，走来了两个最优秀的子孙：李白和李世民。天命无常，而有英雄之悲剧，天道有常，而有人生大团圆。悲剧，考验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和强度，而大团圆，则检验一个民族的耐心和耐力。在民族大融合、汉家大合唱的盛唐之音里，一个英雄家族实现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大团圆，“李陵胡”和“陇西李”在唐诗的江山里破镜重圆。以英雄家族大团圆为中心，一个英雄的民族也大团圆了，那些流浪的炎黄子孙，终于殊途同归，一齐走向汉家天下。还是骆宾王问得好：“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当然是汉家天下！汉家天下在唐朝，就是唐诗的江山。

以上，便是从魏晋到隋唐，在这三百多年历史进程中本土孕育的“自由生态”。

（作者：李冬君）【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