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变局的关口

 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出现了加速变革的趋势，各种纷繁复杂的局势，让人们听到了既有世界秩序崩塌的声音，但是未来的世界秩序却在孕育之中。如果你不知道前路在何方，那就回望一下历史，毕竟人类的历史延续性大于断裂性，在历史的参照系中或许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也能约摸看到未来的方向。台湾著名学者朱云汉教授在《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一书中开宗明义地告诉大家：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数百年难遇的历史分水岭。于中国人来说，这也是近代一百五十多年来的关节点，重新恢复在东亚和世界上的地位，但中国的兴起不是回到历史，而是引领世界秩序的方向，在未知的世界中创造自己的历史。

 一个旧世界正在远去，二战后形成的世界秩序的支柱正在瓦解，也就是朱先生所说的四重历史趋势的翻转。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式微；“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退潮；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西方中心世界的没落。世界秩序的每次转换几乎都是在剧烈的震荡中完成的，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及美国二战之后的独霸地位，几乎都改变了世界秩序的面貌。冷战的终结虽然比较平静，但是并没有实现秩序的转换，毋宁说是强化了美国单极霸权的地位，将二战之后欧美主导的政治经济秩序扩展到全世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如此完整与绵密的政治经济联系，只有极少数国家能够置身其外。也正因如此，福山比较乐观地宣布了“历史的终结”。

二十年之后，历史不但没有终结，反而处于加速度的状态，福山也写了两本厚厚的大作以探寻政治秩序的起源与未来。而纵观近代二三百年来，世界秩序的大变革与强势国家的兴起密不可分，大国崛起的同时也重新塑造了世界秩序。当下的世界秩序基本是美国所主导的，民主政治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广泛传播，甚至变成了各国改革的标配，但是，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在过去二十多年来走向了其反面，民主与市场的背后是权力与金钱的勾兑，其让美国政治陷入了“否决政治”的失能状态，不但重要的改革方案无法推进，预算也很难通过，以至于联邦政府关门歇业。美国2016年的大选，地产大亨特朗普“攻城略地”，以各种“政治不正确”来挑动选民，并将共和党的建制派置于尴尬无力的状态。选举政治不仅在退化，而且陷入低级与无趣之中，当然，从另一个层面也可以看出，美国的民粹主义情绪在积聚和发泄，表达着对既有秩序和制度的不满。

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形成了高渗透性，资本大举进入，跨国企业已经是富可敌国，而民主政治则架空或者取代了国家的建设。如印度央行行长拉詹所言，市场需要政治的支持，但是资本家却依靠政治来避免或者减少竞争，从而让市场脆弱无力。无论是自由市场经济还是代议制民主政治都不能在真空中建立起来，而是需要比较苛刻的条件，简而言之，就是需要比较完整有效的国家权力框架，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国家就会被绑架。国家的建设优先于民主政治，这个道理被越来越多的反面教训所印证。当下的中东乱局始于小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战争，伊战彻底打翻了萨达姆时期的国家权力机器，以民主政治的逻辑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结果是部族政治、教派纷争进一步撕裂了这个本就没有多少国家传统的国家。民主政治压垮了国家，“基地”组织进来了，在伊拉克坐大，并且攻城略地，成为全球恐怖主义的温床。“伊斯兰国”就是在伊拉克这个“失败国家”的权力真空和缝隙中长出来的怪胎，更吊诡的是，虽然自称已经建国，但却是反国家的组织，不承认国家的边界。

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所内涵的悖论在于欧洲或者美国的经验以及治理模式已经全球化了，但是这个世界却没有一元化，而是多元并存。削足适履终归不是办法，丢掉那双不合脚的鞋吧。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寻找自己的鞋的时候，世界秩序也就开始了变革与重组。未来的世界秩序必然是多元历史经验浓缩的结果，百家争鸣，而不是一枝独秀。

世界秩序变革的动力来自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中国的兴起也让主流的政治经济学开始了反思之旅。为什么中国在短短三十年之间跻身于世界一流强国之列？如果中国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内部的崛起，那为什么只有少数国家成功了，尤其是中国这么一个巨型国家能够成功？除了全球化的红利之外，可能更多的动力来自中国自身，比如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巨型国家的规模效应以及中国的后发优势等因素促成了中国奇迹。

无论是惊叹还是恐惧，中国的发展已经变成事实，如朱云汉先生所言，“中国的兴起和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对于全球而言是石破天惊的历史巨变。对所有东亚国家的社会精英而言，21世纪最重要的知识挑战，就是去理解中国兴起如何带动全球秩序重组”。诚如斯言，中国的兴起正在改变既有的国际秩序，这个变革的过程可能是比较漫长，而且并不会太平顺，这对每个国家是双重的挑战，只有理解中国，才能搭乘中国的便车，刻舟求剑式地躺在既有的知识体系之中只能是在想象中国会变成另外一个美国。

中国的兴起并不是一枝独秀，而是非西方世界的集体崛起。近代以来形成的南北关系正在重新校准与调适，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总量占世界半壁江山，此后便降低到微不足道的程度。西方主导的殖民化也迫使非西方国家进入现代化的轨道之中，二战之后，工业化与现代化成为各国迫切的任务。当然，现代化也包含政治的层面，国家的建设处于优先的地位，如前所述，没有一个稳定有效的国家制度，非但不能发展经济，而且极可能陷入混乱之中。国家治理能力是二战后新兴国家发展的关键，而很多国家跌入了国家治理失败的陷阱之中。

中国的发展奇迹，当然借助了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的红利，中国的改革开放先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在英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借助资本的全球流动，中国的劳动力与全球资本有机结合，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是东亚模式的延续，但是中国也将终结东亚模式，原因在于中国巨大的规模效应。中国在国内形成了垂直的分工体系，也形成了完备的工业体系，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家，也构成了一个经济体系，而这一经济体系不断外溢，正在重新塑造周边和区域经济体系。亚投行、“一带一路”以及金砖国家合作框架正是中国发展的一种外溢。

然而，中国的发展并不仅仅是全球化的产物，而是中国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的结果。自1840年中国开始向现代国家转型，辛亥革命以相对和平的方式结束了帝国时代，开启了民主共和国的历程。在20世纪大半时间，中国以“救亡”与“革命”的方式锻造了现代国家的基本框架和国家认同，尤其是实现了土地制度的变革，城镇土地的国家所有、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也是中国发展奇迹的秘密所在，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短时间内建立起来了现代工业的基础设施。

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可以模仿中国的道路和中国模式，但是中国的发展至少证明了多元现代化道路是可能的，不仅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济发展的便车，也提供了一种思维的选择，摆脱和超越“民主政治”、“自由市场”所形成的意识形态牢笼，去探索国家善治、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道路。

（作者： 孙兴杰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教授）【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