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个国际史和思想史兼长的学者，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大卫·阿米蒂奇是“国际思想史”这一研究领域的领头人。《现代国际思想的根基》（以下简称《根基》）是他在国际思想史领域的第三部作品，前两部分别是2000年出版的《大英帝国的意识形态起源》和2007年出版的《独立宣言：一部全球史》。与前两部所具有的明确主题相比，这本《根基》更像是阿米蒂奇对自己十年来的一个学术总结和提炼，阐述了思想史领域中重要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法概念的缘起和影响。
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1965- ）哈佛大学劳埃德·布兰克费恩讲座教授，教授思想史和国际史。
在阿米蒂奇看来,“国际思想史”至少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涵：其一，是国际关系思想的历史，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法的专家们都有过相当精彩的论述，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基础工作，格劳秀斯、博丹、边沁等人才得以成为国际法和国际关系读者群中耳熟能详的名字；其二，是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历史，在以往的思想史论述体系中，对个体思想家进行文本的解读往往是研究的关键所在，其中政治思想史无疑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这使得大家多少都会有一种对“国际理论”的论述传统相对匮乏的惋惜之情。
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国际思想史的界限范围相当模糊，但反观它过去所从属的政治思想领域，其边界也并不明晰，往往涉及哲学、伦理、政治、历史、经济、法律、社会等诸多领域。
国际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广袤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多样性，但是其基本途径仍不外三种：解读文本、探究语境、梳理源流。在这本《根基》中，阿米蒂奇教授也遵循了这三个途径，为大家解读了17、18世纪中重要的政治学理论家，如霍布斯、洛克、柏克和边沁，他们各自写作和提出理论的时代背景，其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经历的流传渠道的变化和解读方式的转变，最为重要的是，阿米蒂奇将这些大家颇为熟悉的理论家从过去的学术框架中抽了出来，放置在了更为广阔的国际语境中，在梳理源流和影响时也更突出了长时间段的全球史叙述特征。
追踪
思想史的“国际转向”起源
历史学的“国际转向”已进展了半个世纪，越来越多不同分支的史学家接纳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进行了“全球史”的探索。在这种“国际转向”的大趋势中，领衔的首先是经济史学家，他们最先关注到全球化的联系与竞争；随之而来的是国际关系这类政治史的研究，不断呈现出解构民族国家框架的研究作品。相较于物质史在“国际转向”潮流中的积极行动，思想史慢热得多。
但是慢热并不意味着在历史上，思想缺乏“国际化”的背景和联系，恰恰相反，思想史才应该是国际史的先驱，因为正是思想家们率先注意到了国际现象，而思想的国际流通也广泛存在于近代早期的世界。细数经典，博丹的主权学说，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论，格劳秀斯的国际法与国际社会思想，卢梭的国际冲突理论，休谟的均势论，柏克的国际秩序理论，康德的政治伦理观，边沁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等，都曾经在纷乱的外表下构成了互有关联的思想系统，在思想史和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这些思想在基本信条和精神实质上虽然源流不一，但都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和人们的国际政治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为理解各个时代的国际关系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线索，也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阿米蒂奇在《根基》一书中，试图展现的就是在那个商业扩张、帝国成长的近代时期，国际思想就已经展现出的“国际转向”的活力，为形成现代国际思想提供了基本元素。而“现代国际思想史是建立在本书试图阐明的这几个世纪（17-19世纪）的基础之上的。”作为美国史“全球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参与者，阿米蒂奇基于其思想史研究领域和这场“学术运动”的结合，便有了该书的诞生。本书也确实考察了国际思想理论的发展与时代运动之间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这无疑是全球史研究的又一路径。
关注
理论的复杂性和视角的多样性
与传统的思想史写作不同的是，思想的多元性和理论的复杂性在《根基》中被很好地展现出来。在其中读者可以看到国内与国际、道德与政治、自然法与成文法，以及战争与贸易等对立关系如何在思想家和思想理论上得以对立统一。
首先，国内和国际事务的交织关系，始终是阿米蒂奇在本书中的论述重点，双方都是构成思想史变化的重要因素。例如，在叙述英国议会在英国不断涉足国际事务的作用时，英国国内的议会辩论就直接影响了国际法的形成和实施；而在约翰·洛克的论述部分，阿米蒂奇不但仔细梳理了洛克的经典著作，更是把他的私人信件和不曾出版过的文稿纳入了研读中，将洛克自己的殖民活动与英帝国扩张时期的历史关联起来，重新定义了洛克的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观点之间的微妙关联。
其次，在论述柏克的思想时，阿米蒂奇强调，柏克的思想不应当被解释为没有道德的“私欲”理论，若把他放置在新斯多葛派自然法理论的框架之中，柏克的观点就是符合公众需求的、“现实的”国际主义。
《根基》一书还区别了陆上和海上帝国在国际思想理论上的差异与分歧。陆上帝国追求的对领地的占领和控制，而海上帝国追求的是贸易条件的开放与平等，阿米蒂奇将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差别追溯到了古代，却又落脚到不受陆地边界限制的英帝国，是如何在帝国的范围内普及了自由的观念，而这一观念对当今世界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
对研究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的历史学者们而言，长期以来的核心问题应当是，“我们——不管‘我们’是谁——是如何获得国家这个概念的？”相比之下，对研究现代国际思想的根基的历史学者们而言，他们最关心的应该是“我们——世人——是怎么想象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由各国构成的世界的？”集体的人类想象这种行为或许是过去五百年政治意识当中最重要的变化。据说它是蒸蒸日上的国际思想史领域主要研究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
——大卫·阿米蒂奇，《现代国际思想的根基》
根基
形成现代国际思想的更多元素
在本书第一部分的第二章中，阿米蒂奇教授提出了以下几个议题：“全球化的事实必定与全球意识相伴而生，那么这种意识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它是经济融合的产物还是原因？它是全球性兴起的还是特定地区、特定种族的局部现象？”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阿米蒂奇在其后的三个部分中将理论家与帝国的发展步伐和时代的国际事务进程相同步，但是，从阿米蒂奇所选择的例证来看，本书不免有些难以自圆其说。从霍布斯到洛克、到英国议会、到边沁，甚至到《独立宣言》，我们都可以看到明显的英国特征。这本书无疑是按照英帝国的成长脚步来思考和写作的国际思想史，具有明显的大西洋世界的特征，这与阿米蒂奇长期的研究关注点不无相关，但是对读者来说，国际的范围定然是要远远大于大西洋世界的。
无论是霍布斯还是边沁，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读者总能发现他们对于东方的论述和思考，阿米蒂奇在第六章中也提到：近代自然法观念的形成恰是欧洲人在遭遇包括东方在内的世界不同民族后，意识到欧洲内部的一致性而产生的结果。地理大发现作为全球化活动的重要里程碑，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拓宽了前往东方的通道，带来了迥异于西方的知识，构成了近代早期同前一时期的一个关键差异，因而我们也可以假设，它同样也应该是近代早期思想“国际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阿米蒂奇显然没有计划将这一时间段中，这些根基思想家中的非西方起源纳入论述的范围。
所幸阿米蒂奇在书中谦虚地称自己目标不高，给本书的定题是“Foundations”而不是“The Foundations”。那这本书的意义应该是抛砖引玉，它给全球史或者思想史的探索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考和研究路径。反观今日东方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我们不妨回归更早些的时段，在世界范围内重新思考东方在国际事务中的位置，寻求国际思想的其他根基。
（作者：张珉璐）【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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