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月，城市之间的“抢人大战”愈演愈烈，各大城市的落户门槛一降再降，有的城市甚至给出了近乎“零门槛”的落户政策。那些在“抢人大战”中赢得先机的城市迎来了户籍人口的快速增长。比如，今年一季度，西安自市外迁入落户人口达到24.49万，超过去年全年的户籍人口增长数；成都自去年7月份推出“人才新政12条”以来，九个月时间内，就吸引17万馀名青年人落户。
户籍人口的快速增长，也导致这些城市“一房难求”。今年3月份，西安一楼盘开盘上演千人“抢房”风波。5月初，成都出现了“7万人抢千套房，买房队伍绵延几公里”的景象。在这种抢房风潮下，多地房价快速上涨。今年4月份西安房价环比上涨11.2%；而在2017年户籍人口增长第一的成都，二手房价格上涨超过70%，涨幅全国第一。
增加供给缓解住房压力
“抢人大战”的上演说明各地已经意识到人口对城市发展的基础性意义，而这种城市间的博弈将促使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如笔者此前所分析的，创新的活跃也是大城市人口集聚效应的重要表现之一。
相对于农村和中小城市，大城市能够吸引年轻人是因为那里有更多的就业和创业机会，有更广阔的空间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但即使完全拆除户籍藩篱，高涨的房价和高昂的生活成本，将使得无数心怀梦想的年轻人难以在大城市真正立足。就算勉强留存下来，他们也很难在大城市安居乐业，繁衍生息。这反过来又会“挤压”本来就处于世界最低水平的中国大城市生育率，进一步恶化中国的人口形势。
为了应对飞涨的房价，各地不约而同地採取了各种限购政策。3月30日，西安市房管局紧急下发通知，要求开发商採取公证摇号方式公开销售。4月4日起，杭州在商品房销售上开始採取摇号方式。5月15日，成都楼市限购升级，明确了包括将限购对象由自然人调整为家庭；户籍迁入成都市未满二十四个月的购房人，应在成都市稳定就业并连续缴纳社保十二个月以上方能新购住房。
上述限购措施在短期内抑制了房屋的有效需求，但只能延缓却无法阻止房价的上涨。实际上，要真正缓解高房价问题并进而降低大城市生活成本的根本出路，不是抑制需求，而是增加供给，也就是通过增加土地供应和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等方式进行城市扩容。
不过，很多人会觉得中国大城市的规模已经太大了，需要的是控制而不是扩大城市规模。但实际上，无论是从经济均衡还是国际比较来看，即使上海和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的规模，都是偏小而非偏大。
首先，上海和北京都是採用极其严厉的限制性措施才抑制了人口的增长，这本身就说明这两个城市当前的实际人口，要少于其自然均衡状态下的人口。其次，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其最大城市的人口规模通常也越大。国外几千万人口的国家的大城市，往往都有1000多万至2000多万人口。比如，伊斯坦布尔人口1400万，佔土耳其人口的将近五分之一；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口1200万，佔阿根廷人口的三分之一；首尔都市圈人口有2300万，而韩国只有5000万人。中国有13亿多人口，但一线城市上海和北京都只有2000多万人，而日本只有1亿多人口，但东京都市圈人口高达3700万。
中国拥有世界最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完全有能力建设更大规模和更高效率的城市。城市扩容不只是建设更多住房来平抑房价，还包括建设更多的託儿所、幼儿园和学校，让年轻人不仅进得来、留得下，还生得起小孩、养得好小孩。
户籍限制理应逐步放开
实际上，人口集聚有助于整体效率的提升，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和使用效率都随城市规模增加。根据国务院规定，修建地铁的条件是城市人口必须达到300万以上，这是因为在人口不足的城市建设地铁将无法收回投资。全国约200个民航机场中的大部分处于亏损之中，但客流量最大的六大机场全部都是盈利的。中国高铁在人口相对稠密的东部盈利，但在人口相对偏少的中西部却亏损。
而且，即使在中国一线城市，土地资源也不匮乏。比如，上海仅耕地面积有18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现有建设用地的60%。将这些土地用于提升生活环境所带来的使用价值和社会效益，将远超过用于农业所创造的价值。由于大城市的人均用地通常小于中小城市，更小于农村，让愿意在大城市奋斗的年轻人能够在大城市安居乐业，而不是回家乡去购买或建造一年住不了几天的房屋，从全国来看会节省土地。
城市扩容后，如何解决交通问题呢？方案之一是在城市中心与郊区、郊区与郊区之间建设高速轨道交通。目前的郊区轨道交通，要么是平均2公里一站的低速地铁，要么是50公里一站的城际高铁。但对郊区的发展真正具有极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是，建设10公里左右一站的郊区高铁。
比如在日本，横滨到东京市区相距不到30公里，两地就是通过只停一到两站的高速列车链接。如果在上海等大城市郊区建设时速200公里、每10公里设置一站的高铁，那么即便从最远的郊区到市中心也只要30分钟。这样的交通建设成本短期来看也许会很高，但其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要远比在偏远地区建设高速公路高得多。
在城市扩容的同时，逐步放开并最终去除户籍限制，让大城市不仅成为高技能人才，也成为普通劳动者的集聚地。最好的扶贫方式其实是创造环境，让贫困者用自己劳动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贫困人口迁徙到大城市，即使从事保洁、保安、快递等对教育水平要求较低的工作，也比在偏远农村生活得更好；他们的后代也能享受更优质的教育并拥有更多的机会，而不是成为从小就与父母分离的留守儿童。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也有助于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和效率的提升。此外，贫困人口从生态脆弱地区迁出，也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
综上所述，如果能转变控制城市规模及抑制有效需求的观念，让各大城市之间的“抢人大战”，逐步演变为增加供给的城市扩容行为，那将有助于各大城市平抑房价，降低城市生活成本，最终惠及各方。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具有世界第一的市场规模和人才规模，要充分发挥这样的规模优势，就需要进一步扩容城市，让这些城市不仅成为创新创业的热土，更是环境优良、交通便利，拥有充足的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宜居之地。
（作者：梁建章，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来源：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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