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细节即将出炉之际，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认为，香港人不要只想香港利益，称“将来我们不是香港人，是大湾区人”。这个说法引起反对派媒体的攻击。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据理反驳，又被扣上“独港之父”的帽子。
然而，“大湾区人”真的有什么问题吗？“大湾区”是最新的名词，但大湾区的地理概念大致等于珠三角。笔者近几年努力研究岭南特别是珠三角的歷史，对区域发展感受良多，不妨与读者分享。
歷史上大湾区本是一体
在漫长的歷史岁月中，珠三角地区都是中国的主要商业中心，除了极短时闲外，珠三角一直没有强烈的政治角色。可以说，珠三角的人民从来就是以积极商业开拓而傲立于中国。
珠三角的发展有其一体性的内在逻辑。最早的时候，中心城市是广州。从唐宋到明清，广州府的面积很大。“大湾区”中的大部分地区，包括香港与澳门等，原先都属于广州府，可以说，大湾区本来就是一体。
香港歷史的发展与大湾区其他地方是不可分离的。广州长期是珠三角的中心城市，也是从汉朝开始就举世闻名的贸易之都，但广州并没有垄断一切城市功能。在魏晋南北朝，广州就已经分出“内港”与“外港”，内港在省城，是中国商品集中地；外港在省城外围，是外国船舶的停泊点。外港还逐步向外推，最早在琶洲，后来推到黄埔；在黄埔外港之外再外推，还有一系列的停泊点，经虎门延伸到屯门。现在属于香港的屯门，在唐宋期间的海外贸易中已扮演重要角色，它是外国船隻进入中国的第一道关卡，也是中国出海船隻的最后一个停泊点。唐朝纪录的四夷通商海道对此早有记载。
十六世纪葡萄牙人来到东方，想在中国找一个贸易落脚点。由于珠三角传统上的一体性，他们最早看上的就是屯门。葡萄牙人为此曾佔据屯门数年，最后被明军赶跑。后来，明朝将澳门半岛“借给”葡萄牙人，此后进出珠三角的第一道口岸移到了珠江口西岸。葡萄牙人自此垄断了中国到西方的航道，于是澳门就取代了黄埔，成为广州的新“外港”，广州继续发挥其“内港”功能。西方货物在澳门卸货，用小船转接到广州，换取中国货物运回澳门；西方货物从广州通过陆路转运到全国各地；中国货物则从澳门运往海外。可以看到，这个过程实质上是把广州的功能进一步扩展整个珠三角。
十九世纪，英国也急于在中国寻找一个落脚点，他们看上的就是珠三角东岸、当初葡萄牙人慾求而不得的香港。鸦片战争后英国佔据了香港，从此香港又取代澳门，成为广州的“外港”，“省港贸易通道”取代“省澳贸易通道”成为繁忙的商业线。
但这时中国开放的口岸渐多，上海逐渐取代了广州加香港的地位。香港也发展成为一个不完全依赖“省港贸易”的重要港口，进一步连接从东南亚与其他东亚大港，香港由于归英国治理，也发展出本土特色。但毋庸置疑，香港的发展与整个珠三角也是息息相关的：香港的绝大部分人口都从珠三角地区移入，与珠三角的亲属关系千丝万缕；在语言上同声同气；香港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也由珠三角提供。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贸易被隔绝。省港之间原本不受限制的自由出入，从1950年起就被港英政府单方面封锁边界，这条分隔内与香港的边界一直维持至今。虽然这时，香港与珠三角的交流被人为阻碍，但有三点值得一提。
第一，广州再次成为中国少数对外开放的贸易城市。在改革开放前，从1957年起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广州交易会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窗口。当时每到交易会，大小外国商人就会乘坐直通车从香港到广州，古代的“省港贸易通道”的盛况彷彿重现。即便在改革开放后，其他城市也逐渐开放，广交会至今仍是内地规模最大、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
第二，珠三角对香港的物质支持，特别是东江水与食物，是香港能在70年代经济起飞的重要因素。
第三，隔绝没有阻断香港人的家国情怀，两地人民的感情相通。
改革开放后，香港的发展重新与珠三角融合。港人大举在珠三角投资，开创了“前店后厂”的发展模式，为珠三角製造业发展提供初始动力。比单纯的商业、製造业以及物质支援更重要的。如美国专家傅高义在《先行一步》中所写的，是香港让广东人“大开眼界”，率先认识到了先进服务理念、管理技能与感受到了文化冲击。正是这些思维上的变化，让广东能“先行一步”。
但另一方面，香港融入珠三角发展，也为众多港人在珠三角掘到“第一桶金”，在香港则平稳地由製造业转型升级到服务业等高增值产业，实现二次腾飞。
本来，香港继续与珠三角融合是大势。可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虽然香港回归了祖国，香港与珠三角的关系反而不如预期前。这有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随着中国“入世”，“前店后厂”的模式再不合时宜，省港面临重新定位。
其次，珠三角与香港的经济发展距离日益拉近，城市之间的关系从互补向竞争发展，由于各个城市分立，没有统筹，甚至陷于谁为“龙头”之争，竞争趋向同质，重复建设严重。
再次，在回归之初，以陈方安生等为首的一批人过于坚持“两制”，过于强调“河水不犯井水”，反对香港融入珠三角。当时广东提出的加大融合、“深港同城”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理念都止于空谈。在多项大型基建与规划上，香港过于注重本土利益，利用中央对香港的优待“要政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港珠澳大桥搞成“单Y”方案，而不是更有助整个区域发展的“双Y”方案。这种在内地看来过于保守与“自私”的做法，引发了兄弟城市的不满，严重阻碍了双方融合。
在2003年中央推出CEPA惠港措施之后，虽然两地关系更密切，但一些原先始料不及的因素，造成2009年之后，香港右翼情绪涌现，开始出现针对内地人的极端行为。此后，反对派对促进两地融合的措施“逢中必反”，接着“港独”思潮又兴起，更进一步成为融合的毒瘤。
香港迎来全新歷史机遇
两地未能按预期融合令人痛心，谁的损失最大呢？事实摆在眼前，香港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内地。珠三角各地则发展蓬勃，香港以前GDP与整个广东省相当，现在广州与深圳的GDP总值都已经与香港相若。广州从轻工业城市变成重工业撑起半边天，深圳的高科技产业更是举世闻名，深圳港与南沙港的吞吐量都与香港在同一档次。积极与内地融合的澳门，在回归前是一个香港人看不起的“澳门街”，现在人均GDP变成差不多是香港的两倍。香港在回归之初，错失融合机遇，也错过了这一波的发展黄金时期。香港还浪费了能最大程度发挥影响力的机会，现在已经丧失了融合的主动权。
2017年，当香港回归20周年前夕，中央提出了大湾区的概念，决心推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肇庆、惠州和江门九市与香港、澳门特区的深化合作，研究和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这是中央对珠三角的信任与重託，也是香港搭上“大湾区红利”的最后机会。
笔者回顾这段歷史是希望说明，自古以来的绝大部分时间，香港就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城市。她的成功与“大湾区”息息相关（虽然以前没有这个名词）。大湾区原本就是一体的，香港融入大湾区，只是回归歷史的正道。
现在，香港处于一个歷史的关口。虽然几经波折，但两地来往的重大基建总算已经快要开通。香港与大湾区被纳入一小时生活圈，城市与城市之间几乎连成一片，住在广州到香港上班不再是梦想；分隔开彼此的只有人为的藩篱。各地的产业结构逐渐出现差异，正处于可达成最优化规划的关口。香港人大部分都有大湾区的根，先天就是大湾区人。
珠三角一向是一个包容的地区，香港文化既有的影响力尚未消退，粤语、客家话与普通话并行不悖，彼此同声同气。广州被誉为“第三世界的首都”，与香港澳门一样是传统的多元化城市，深圳东莞则汇聚全国各地的精英与劳动力。地区的人均GDP已经向高收入国家看齐。
这些都是共建大湾区的有利条件。只要打破城市与城市之间以邻为壑，真正消除城市之间的隔阂，互补不足，发挥最大优势，粤港澳大湾区要更上一层楼，追上纽约、三藩市、东京三大湾区并不是妄想。
不可否认，大湾区的概念很新，还有很多困难需要一起克服，也有不可避免的价值观冲突。但作为香港人，应该有勇气迎接挑战，以积极的心态，开阔的胸怀拥抱一个伟大的歷史进程。何妨高喊一声，我们都是大湾区人？
（作者：闻昱行，资深评论员）【来源：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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