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至今已步入第一百年头。这是一场反帝爱国的青年运动，歷史早已定论。在这场爱国的青年学生投入的政治运动前前后后，是持续展开的以民主、科学为中心诉求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它对中国社会歷史发展的巨大推动，对中华文化的深刻影响，都远远大于这场政治运动本身。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它使中国人从此进入现代社会。如今，“百年之后看歷史”，以往对青年学生、人民大众在五四运动中的先锋作用，有足够重视；对爱国、民主、富于担当的社会进步力量的支持、策应，曾经认识不足。一众时代精英、民族脊樑在幕后的筹划、奔走，实际上很大程度左右着这场爱国运动的结局。实事求是地看，当时青年学生、民族精英，在巴黎和会反对帝国主义强权对我国压迫等方面，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可说是一场全民族的反帝爱国运动。百年五四，堪回首者良多。
巴黎和会 引发示威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结束后，一九一九年一月，美、英、法、意、日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一战期间，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华民国政府（史称“北洋政府”）对德宣战，所以也是战胜国之一，此时派出外交总长陆徵祥及驻美公使顾维钧、孙中山广东国民政府代表王正廷等五人组成的代表团与会。可是会上中国不但未分享到一点点战胜国的好处，日本代表反而提出无理要求：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包括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一切动产、不动产及筑路开矿权，无条件转让给日本；更荒谬的是，英、法、美等国代表，不顾中国代表反对及据理力争，竟然也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全部特权全部让予日本，并写进《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中。事实说明，这是西方列强的分赃会议，即使同是战胜国、当时中国与西方社会制度相同，也根本没有“公理”可谈。真应了那句“弱国无外交”的歪理名言，软弱的民国政府也打算沿袭晚清屈辱外交，再次吞下这枚苦果，准备在和约上签字。
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西方列强无理决定和北洋军阀政府妥协政策。当学生们在天安门集会时，北洋政府步军统领和军警总监带军警闻讯赶到，出示大总统令，企图解散学生队伍。学生们高呼“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等口号，游行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由于使馆区外国巡捕和北洋政府军警阻挠，游行学生退出东交民巷，直奔东单赵家楼胡同时任交通总长曹汝霖宅，发生“火烧赵家楼”。当时曹汝霖负责办理部分权益让予日本，与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亲日派人物，被称为“卖国贼”。北洋政府派出大队军警，逮捕学生市民三十二人。自从一八四○年以来，中国人民积压已久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对腐朽无能的执政者的怨气，终于爆发出来。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并迅速遍及全国主要城市。
是谁透露了巴黎和会的内情，而引起这轩然大波？
战后洗牌 未雨绸缪
时刻关注和会进展，最后关头透露内情，关键时刻以青年学子爱国运动遏阻北洋政府在和约上签字的，是政坛外交界前辈汪大燮，以及梁启超、林长民等德高望重的一众人物。近年来多位学者从档案文献等方面，釐清了不少史实。
汪大燮（一八五九至一九二九年），原名尧俞，字伯唐、伯棠，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出身世家望族，自幼聪颖，三十岁中举，考进士却屡试不第，由曾任学政的同乡，晚清政治家、学者叶尔恺举荐给总理衙门（相当于外交部）大臣张之万，任“章京”，开始涉足外交事务。他思想进步，主张维新变法，参与维新组织北京强学会活动，与康有为、梁启超关系密切，八国联军侵华后，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合约》。歷任留日学生总监督、出使英国大臣、出使日本大臣，并在后一任上进入民国。民国建立后，曾任参政院副院长、教育总长、交通总长、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一九一七年任外交总长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财政总长梁启超力主对德宣战，不但为日后中国成为战胜国奠定了基础，而且是对国家积贫积弱形象的改变和提振。
巴黎和会前夕，因为外交总长陆徵祥率代表团赴巴黎，国内将由次长陈箓署理总长职权。在大战结束引起国际形势变动之际，外交关乎国运，陈箓资歷浅、声望低，绝难应付大局。即将旅欧的梁启超与留守国内的前司法总长林长民（“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林觉民之兄，林徽因之父），向总统徐世昌进言，建议在总统府内专门设立“外交委员会”，协助总统及时作出决策，规定：外交委员会不只是个谘询机关，凡关于和会的各专使来电，都由外交部送委员会阅核。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中旬，外交委员会成立，汪大燮就任委员长。林长民等同时创建了“国民外交协会”，作为外交委员会的后援。一九一九年二月，梁启超以个人身份抵达伦敦、巴黎，观察巴黎和会情形，并开始了他在欧洲的国民外交活动，随时与留在国内的汪大燮、林长民互通信息。
最后一搏 寄望青年
四月三十日，巴黎和会形势急转直下，英、法、美议决对日让步，战前德国在山东攫取的权利由日本取代。中国代表团围绕山东问题的交涉失败，已被迫入签字与否的角落里。此前，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当时是汪大燮、林长民将电文亲呈大总统徐世昌。但第二日，林长民到会通报内线消息：国务总理钱能训，已另发电报，命陆徵祥签字。汪大燮感觉事已至此，再无可作为，当即愤而辞职，并命令结束委员会事务。
回到家中的汪大燮，虽不必再为政府丧权辱国负责；但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却激励他做出最后一搏。
他深知以一己之力，纵然拼了性命，也无法挽回颓局；只有晓之于众，唤起民众，才有出路。据外交委员会外交干事叶景莘回忆：三日傍晚，我到东单二条汪先生家里，他老人家正苦思有何方法可以阻止签字，我说我们已尽其所能了。北大学生亦在反对借款与签约，何不将消息通知蔡元培先生。他即命驾马车，到东堂子胡同蔡先生处。当晚九点左右，蔡先生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代表会议，其中有段锡朋、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等。当晚消息迅速传遍北京各大专院校，第二天学生们就走上街头，直抵天安门前。
三十二位学生被捕后，汪大燮率先以个人名义上书大总统徐世昌，五月六日北京《晨报》报道，汪大燮“论学生非释放不可，措辞极其痛快”。五月五日晚，汪再会同王宠惠、林长民，联名呈请军警总监吴炳湘，要求保释学生，先替学生辩护、开脱：“北京各校学生为外交问题奔走呼号，聚众之下，致酿事变。……国民为国，激成过举，其情可哀。而此三十馀人者，未必即为肇事之人。”接着以自己的威望为学生担保：“大燮等特先呈恳交保释放，以后如须审问，即由大燮等担保送案不误。”并晓以利害：“（目下）群情激动，事变更不可知。为此迫切直陈，即乞准保，国民幸甚！”此时各校校长纷纷出面，社会各界加入抗争。五月七日，所有被捕学生无罪释放。“中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界游街大会被拘留之北京高师爱国学生，七日返校时撮影”，留下歷史纪录。
六月二十八日，在巴黎的中国代表，深感全国人民反帝爱国的伟大力量，在赶赴当地的华人同胞严厉监督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徐世昌知道消息后，也不得不接受此事实。至此，经歷五十五天的五四爱国运动，以罢免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职务和拒绝和约签字，而胜利落幕。
两年后，汪大燮积极推动北洋政府参加解决巴黎和会遗留远东问题的华盛顿会议，再次出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的十天内，完成中日签署《解决山东悬案细目协定》及附件、换文，收回帝国主义在山东特权。
劳工神圣 车夫文学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五天，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天安门胜利演讲中，喊出了“劳工神圣”口号。因为中国对德宣战后，在法国的十五万华人劳工参加了一战，他们为一战胜利做出贡献，给我们当时积贫积弱的国家和民族带来荣誉，如同民族救星。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劳动和劳动者价值，在中国歷史上获得应有的足够重视，从而改变了数千年来的歷史观。
因为提倡民主、平等、劳工至上，新文化运动初期，人力车夫成为知识分子同情的首选人群，形成一种“人力车夫文学”现象，有些幼稚。
一九一七年二月，李大钊发表《可怜之人力车夫》，是新文化运动对人力车夫关注的开始。文章指该职业两个“命门”：“以理言之，则以人类为牺牲，乃最背乎人道主义”；“以利言之，则驱尔许之劳力，掷于不生产之职业，乃见讥于经济原理。”在车辆发展史上，人力拉的“洋车”，比同时的汽车和之前的马车，都是一种倒退。李大钊又从人道主义着眼，正如鲁迅先生称他“铁肩担道义”。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五日《新青年》四卷一号刊发沈尹默、胡适同名白话诗《人力车夫》。沈诗感嘆：“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拉车跑路自然是汗流浃背了。但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从小养尊处优，不知道干活出力是怎么回事。胡诗则说路遇少年车夫，年方十六却已拉车三年，不禁“心中酸悲”，有心不坐，对方却说：“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欲罢不能、欲坐不忍，左右难做人。
一九二○年一月二十日《觉悟》创刊号，发表周恩来《死人的享福》：“西北风呼呼响，冬天到了。出门僱辆人力车，车夫身上穿件棉袍。我穿着嫌冷，他穿着却嫌累赘；脱下来放在我的脚上，我感谢他爱我，他感谢我助他方便。”
这期间直至三十年代，白话诗还有叶圣陶《人力车夫》、刘半农《车毯》、闻一多《飞毛腿》、臧克家《洋车夫》等，小说有郁达夫《薄奠》等，短剧有陈绵《人力车夫》等。
鲁迅先生自然不甘人后，一九一九年底发表散文《一件小事》。讲述一九一七年冬天打车，洋车在北京城宣武门附近挂倒一位老妇人，面临类似如今“老人倒地该扶不该扶”的问题。作者教车夫溜之大吉，车夫不理他，只管搀着老妇人走向前面的巡警分驻所。于是作者“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剎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
老舍一九三六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可能也是“人力车夫文学”总结之作。由农村进城务工的十八岁小伙祥子，朴实、憨厚、勤快，为了拉车与买车的梦想，三起三落，步步沦落，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旧北京下层劳动人民忧患生活的典型。
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遗憾，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其根源，是在那灾难深重的特殊歷史时期，“文化自信”出了问题。
（作者：姜舜源，中国歷史文化学者、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来源：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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