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淮风流考

导读：“秦淮八艳”是指明末清初南京秦淮河上的八个南曲名妓，分别是顾横波、董小宛、卞玉京、李香君、冠白门、马湘兰、柳如是与陈圆圆，又称“金陵八艳”，这一名妓群体以其“衣冠文物、文采风流”把近古中国的文化之美推演到极致，据说直接开启了曹雪芹《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戏剧大家孔尚任以李香君的故事为蓝本写有《桃花扇》，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是文史大家陈寅恪留给我们的最后一部著作；至于中学课本上，则有朱自清与俞平伯的同题散文《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对“秦淮风流”进行文字怀想。

今古秦淮

那次去钞库街38号媚香楼，在门口见一牌，上书：“本馆是省级文保单位，馆内‘媚香楼’及其河厅、水门，是十里秦淮两岸唯一保存的明、清时期古建筑。”编这瞎话儿的人，想必不知道《板桥杂记》有一段：

鼎革以来……一片欢场，鞠为茂草。红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得而闻也。洞房绮疏，湘帘绣幕，不可得而见也。名花瑶草，锦瑟犀毗，不可得而赏也。间亦过之，蒿藜满眼，楼馆劫灰，美人尘土。盛衰感慨，岂复有过此者乎？

余怀言之极明，浩劫后他故地重回，所见“蒿藜满眼，楼馆劫灰”，根本已是荒地，哪里还有什么“保存”下来？

其实，秦淮旧迹休说今天无从觅得，再早一百年，也踪影杳然。我们很多人对秦淮河的印象，缘自朱自清散文，读来诗情画意，却更多是作者从旧诗文中得来的对秦淮风情的想象或愿景，并非写实。比朱作略晚，1929年，南社文人姚鹓雏有谴责小说《龙套人语》，里面秦淮河是另一景象：

说什么“珠香玉笑”、“水软山温”，简直成了浊水淤渠，无穷荒秽。若是拿《板桥杂记》、《儒林外史》中所铺张的“河房风月”“旧院笙歌”来对照一下，那才要叫人笑掉了牙呢。

这描写，也获证于林语堂。他有一篇谈妓女之文（《妓女与姬妾》），直截了当称：“南京夫子庙前又脏又臭的秦淮河”。可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秦淮河已能媲美北京龙须沟，根本是污泥浊水，虽仍有“桨声灯影”，却跟风流蕴藉没什么关系了。

不过，林语堂也犯了一点错误：

在那盛夏的夜晚，黑暗将那条肮脏的小河变成了一条威尼斯水道。学士们坐在那可供居住的船只上，倾听附近那来回游动的“灯船”上歌伎们唱着的爱情小调。

这段话写的是明末。他所犯错误在于，以为明末秦淮河已经“肮脏”。据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

秦淮河凿自祖龙，水由方山来，西流沿石城，达于江。当春夏之交，潮汐盛至，十里盈盈，足恣游赏；迨秋季水落，舟楫不通，故泛舟者始于初夏，迄于仲秋。

秦淮凿于始皇年代，水源在方山，不过，那点水源微不足道，历来得仰仗长江，夏季江涨而倒灌则水沛，仲秋复枯，实际是条季节河。那么，当秦淮河还保持这特点的时候，是不至于脏污的。

这特点何时失去，笔者不能说得确切。珠泉居士为乾隆时人，以这一点看，起码那时秦淮尚非“肮脏的小河”。但清末一定是了——姚鹓雏提到，晚清举子已经拿秦淮脏臭作对子，以讽刺科举：

尿粪血脓虫

贡监廪增附

五样脏物，对应应举者的五种身份。我们也不知道，是肮脏益盛呢，还是清末以来一直都差不多，总之姚鹓雏自己举目一望：“望过去黑沉沉胶腻腻一片清波……风过处，端的使人肠胃翻身，五脏神也要溜之大吉。”听起来真是让人难以招架。以今所见，秦淮虽确实不像活水的样子，却尚不至于到这种地步。

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流变

这样一条小河，以其干流论，长未足百里，宽无逾十丈，名头之响却超过许多大河，从古至今，引来诗文无数。究其原因，有深有浅，有远有近，而往深远里说，应该是历史上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流变之所致。

中国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既因自然条件的变化，也因数次遭遇北方蛮族大的冲击，自晋代起，就向南偏移了。东晋、南朝是第一浪潮，南宋是第二浪潮，明代是第三浪潮。经此三大浪潮，经济文化重心南移，遂成定局。黄宗羲说：“今天下之财赋出于江南。”董含《三冈识略》也说，有明三百年，“江南赋役，百倍他省”。或有夸大，但基本格局是这样。物力如此，文亦随之。截至隋唐，中国人文犹以北方为盛，查一查那时一流诗哲的籍贯，会发现多出于黄河流域。之后，尤其明代，明显转到南方，特别是集中在东南一隅，北方文教则衰颓得厉害。有学者依省籍统计明代“三鼎甲”（含会试第一名的会元）人数，显示两个结果：一、东南一带（苏、皖、浙、赣、闽，大致为今华东地区）达一百九十三位，几乎是全国其余地方的四倍；二、其中仅南直隶一省人数，已超过东南以外各地总和。

以中国物质、精神文明重心南移为背景，就会特别注意南京这座城市的意义。在帝制以来的二千多年内，南京乃唯一堪与西安、洛阳、北京等争辉的南方大城，是物质、精神文明重心南移趋势在地理上的聚焦点，并因这趋势而形成持续建都史。它整个历史共有三个峰值，一、从三国孙吴经东晋到南朝；二、明代；三、中华民国。三个时间点均极重要，第一个是夷夏冲突正式成为中国现实问题的时刻，第二个是向现代转型的前夜，第三个是揖别帝制、步入现代国家的开端。从中我们觉得，南京之于中国历史，一来有头等的政治意义，而更大特点在于似乎是文明的节点与标识，它的枯荣似乎总是拨动中国那根文明的琴弦，一个王朝在此崛起与消失，似乎不仅仅是政治的兴废，而每每有文化沧桑、沉浮的意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古代诸大城市，独南京形成了“金陵怀古”这固定的吟咏主题，无数诗人至此难禁睹物伤情的幽思，为之感慨、怀想和悼亡。

此外从城市文明角度，二千年看下来，中国盖以两座城市有真正的代表性：汉唐为长安，之后是金陵。它们既各自演绎了北南两段繁缛，又共同呈示和见证中国文明重心的南渡史。中古以前的“西京情愫”，与中古以后的“金陵春梦”，相映成趣。汉唐时人心目中的长安，与明清时人心目中的金陵，具有同等的文化和审美价值，也唯有它们可相提并论。《明夷待访录》“建都”篇曾谈到长安和金陵之间历史地位的变化：

或曰：有王者起，将复何都？曰：金陵。或曰：古之言形胜者，以关中为上，金陵不与焉，何也？曰：时不同也。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会稽，代指浙江）久矣……而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会，犹富室之有仓库匮箧也。

此大势一目了然。故尔我们看到金陵之于曹雪芹，一如长安之于司马相如、王维等。“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这些字眼若在汉唐必属长安，而到曹雪芹时代，却非金陵不匹。他借贾雨村之口，这样描绘金陵：

去岁我到金陵时，因欲游览六朝遗迹，那日进了石头城，从他宅门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大门外虽冷落无人，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也还都峥嵘轩峻，就是后边一带花园里，树木山石，也都还有葱蔚洇润之气，那里像个衰败之家？

《红楼梦》，是欲为中国雅文化具结、唱挽悼亡之作，所谓“悲金悼玉的‘红楼梦’”。而作者曹雪芹，北人也，毕生从未到过金陵。他把故事发生地置之金陵，只有两个原因：一是乃祖任江宁织造的历史，使之对江南文明之盛梦寐倾倒，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二是从小说主题和内涵论，此地必为金陵而无二选——我们替他体会一下，“靥笑春桃兮，云髻堆翠；唇绽樱颗兮，榴齿含香”，这种气息、情态，北地或无可寻，或纵可寻而置之其地却韵味全失，实在是到了明清时代，典型中国文化之美，确非北方可以代表、言传。故尔，曹氏以汉军旗满人，假金陵为背景敷演《红楼梦》，是那时代的文化理想、文化想象使然，也是它的表现。

虽无根据，然我感觉或相信曹雪芹必读过《板桥杂记》，且深迷恋之。因为凡有心人都不难看出，他笔下的“金陵十二钗”虽然赋予了“名媛”身份或名义，实际都有浓浓的暧昧韵味。大家只消看看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只消读“刚至房中，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宝玉此时便觉眼饧骨软，连说：‘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时，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便知这一段所写，哪里是什么闺房，分明就是风月之地。至于“红楼”云云，亦有学者认为，也无非是避言“青楼”而已。

“曲中”

从道德的角度，我们对以交易为目的的性关系，普遍持着鄙夷的态度，但不可否认，欢场之发达往往带来文化上一种繁盛。这一点，古代较于今时似更显著。汉唐之都长安，有街名章台者，时之“红灯区”也，名公巨卿、骚客才子群趋齐至，耽溺留连，久之，“章台”二字竟化成文化意象，专指情爱之事，诸如“章台走马”喻借冶游，“章台柳”转寓伤离、惜别之意等等，到了宋明，章台之地已经不存，文人歌赋却仍题咏不断，如晏几道《鹧鸪天》：“新掷果，旧分钗，冶游音信隔章台。”明传奇《霞笺记》：“章台试把垂杨折，往事堪悲心欲裂。”

中晚明以降，章台之于汉唐的那种意义，终于被秦淮取代。正如章台寄托了中国上古以迄中古的浪漫情思，秦淮则无疑氤氲着中国近古的温柔梦乡。溯其源流，除先前略陈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流变之历史大势，还可作更加具体的考察。

余怀《板桥杂记》上卷“雅游”：“旧院与贡院相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

旧院，“人称曲中”。曲中，就是妓院。古代青楼有所谓“雅妓”，即色艺双全者。她们的才艺，颇为广泛，可以是诗文、书画、琴棋以至烹饪等，而度曲、演唱是基础（在中国，妓女的古源是“女乐”），所以也称较高等的欢场为“曲中”。

“原为才子佳人而设”，点出了它的特点。换言之，说到秦淮南岸的旧院，就不能不说北岸的贡院。

贡院，是科举高级别考场，用于举人资格的乡试。这里，指南京“江南贡院”，今大部已毁，明远楼仍存，上有“江南贡院”的匾额。不过，“江南贡院”是清初南直隶改江南省后而得名，在明代，它应该叫“应天府贡院”。

这座贡院，可同时容两万余人考试。1905年废科举以后，它被拆除，如今尚能从照片窥其旧貌：排排号舍，密密麻麻，栉比鳞次，一望无际。倘若还原样保存在秦淮岸边，我们身临其地、放眼一望，对“旧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的意味，或更易了然。

它的建成，并不很早。《典故纪闻》：

应天初无试院，每开科，借京卫武学为之，学地狭，每将仪门墙垣拆毁，苫盖席舍，试毕复修。至景泰五年冬，始以应天府尹马谅言，以永乐间锦衣卫纪纲没官房改造试院。

景泰五年即1454年，距明朝立国已有百年。河对岸的勾栏瓦舍，从时间上说早于贡院之建。我们从元人萨都剌《念奴娇》，“歌舞尊前，繁华镜，暗换青青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略知其为欢场，由来颇久。另参《板桥杂记》：“洪武初年建十六楼以处官妓，轻烟淡粉，重译来宾，称一时之盛事。自时厥后，或废或存，迨至百年之外，而古迹寖湮，存者惟南市珠市及旧院而已。”则南岸旧院，洪武年间已有，为官妓十六楼之一。不过，我们推想，那时它与一般青楼或无太大差别，1454年贡院的建成，是秦淮香艳发展史的一大节点，随着“旧院与贡院遥对”格局确立，这一带妓院才逐渐衍为“雅游”之地。

关于秦淮香艳，要抓住旧院、贡院彼此呼应这一点，从二者因果求得对它的理解。南岸的旖旎，根本以北岸的文采为背景，而北岸的文采，反过来也受着南岸的滋养与激发。两相互动，而达成了余怀的概括：“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衣冠文物、文采风流，此八字是秦淮香艳的灵魂，抽掉它们，所谓秦淮香艳与八大胡同只怕也没有分别，不成其“佳话”。

复社

崇祯、弘光两朝，是秦淮香艳的真正鼎盛期。

这个时间点，过去似未如何引起注意。说起秦淮香艳，我们耳熟能详的秦淮名妓，无一出现在崇祯以前。《板桥杂记》所记，为“崇祯庚、辛”即庚辰（1640）、辛巳（1641）年之前余怀在秦淮的闻见，这是基本的时间窗。而它所提到的诸姬，时龄多为十来岁。如董小宛、卞赛（玉京）十八岁，李香、李媚都只有十三岁，顾媚稍长，亦仅二十多岁。另，《板桥杂记》未载之柳如是，据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崇祯十三年庚辰之冬，河东君年二十三。”从年龄看，很显然，明末这一群星璀璨的名妓群体，都是崇祯间涌现出来。

然而道理何在？为什么偏偏是崇祯后？刚才说景泰五年北岸建贡院乃一大节点。何以从贡院建成到崇祯，中间长达一百七十年，秦淮香艳固已有之，然却无甚耀眼处，唯独崇祯间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秦淮香艳井喷，全因复社的缘故。

为此，要讲一讲崇祯以来的时局。1627年，天启皇帝朱由校一命呜呼，传位其弟朱由检，是为崇祯皇帝。随着崇祯践阼，明代政坛上演大逆转，奄党覆灭，惨遭毒狱的东林东山再起。随此登上历史舞台的，还有以东林之后为骨干的青年政文团体复社。复社与东林的关系可以这么理解：一是政治上为东林之后备军，二是思想文化上各引导着不同层面——东林“处庙堂之高”，复社“居江湖之远”。东林在“庙堂”有多大势力，复社在“江湖”亦毫不逊之。

此外，东林纵横驰骋的中心在北京，复社左右风流的舞台则依凭南京。这是由北京、南京在明代的不同特色所决定。复社起于“吴下”，老巢在此，活动区域和影响范围也主要在此。

最关键是崇祯三年。是年，借大比之期，复社在南京举行“金陵大会”。同时，一些领袖人物在乡试中全面开花，“杨廷枢中解元。张溥、吴伟业并经魁。吴昌时、陈子龙并中式。”翌年会试，吴伟业（梅村）高中头名（会元），继而殿试连捷中了榜眼；张溥则为会试“会魁”（大致相当前五名）。由此，复社名声大振，在南京呼风唤雨、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秦淮河则成了他们群居共聚之地，颇有点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巴黎的塞纳河左岸，到处游荡着思想激进、精神苦闷、举止疏狂的知识青年。

于是，藉乎复社名士常做流连、厮混追捧，秦淮香艳大红大紫，诸姬香名始得远播。明代曩昔虽亦不乏风流才子，然到复社这儿，才称得上“于斯为盛”。过往从不曾有过这么一个成组织、具规模、盘据日久的名士集团，他们以群体形态出现，能量极为惊人，登高一呼，天下翕然。陈去病《五石脂》载：

闻复社大集时，四方士之舟相赴者，动以千计。山塘上下，途为之塞，社中眉目，往往招邀俊侣，经过赵李。或泛扁舟，张乐欢饮。则野芳浜外，斟酌桥边，酒樽花气，月色波光，相为掩映。

吴翌凤《灯窗丛录》亦载：

南都新立，有秀水姚北若者，英年乐于取友，尽收质库所有私钱，载酒征歌，大会复社同人于秦淮河上，几二千人。

委实令人咋舌。这本是个青春叛逆人群，更兼多世家子，加上时局有利，正春风得意中，其放浪恣肆，路人侧目。崇祯十年，苏州一个被复社排斥的名叫陆文声的人，就上疏告了一状，除政治攻击外，专门提到复社“宴会则酒池肉林”，盖言其一贯声色荡靡。像上面所引《灯窗丛录》中姚澣（表字北若）在秦淮河搞的复社大聚会，我们正好还有一件材料，即《同人集》中所收陈梁（表字则梁）通知冒辟疆前来赴会的一张便条，内称此次聚会为“十二楼船大会”：

姚北若以十二楼船，大会《国门广业》，不特海内名人咸集，曲中殊艳共二十余人，无一不到，真胜事也！辟疆即来，我辈舟中勒卣代作主也。

勒卣即周勒卣，时与陈子龙等并为“云间六子”（云间，松江古称）。至于“曲中”，我们已知其为旧院别称。——这天，姚澣居然把旧院二十多位“殊艳”都请来，“无一不到”，足见复社名士与旧院佳丽之间，关系密迩诚如红花与绿叶，彼此扶映，相互生辉。

四公子

史有所谓“明末四公子”，实则具体而言，应为“复社四公子”，再讲得实在些，更不妨称“秦淮四公子”；盖因这四人首先均系以复社身份出的名，其次，又都是混迹秦淮河畔期间出的名。

四人是陈贞慧、冒辟疆、侯朝宗、方以智，排名不分先后。虽然以后世的名气来论，侯朝宗为最大，因为孔尚任将他与李香的故事敷衍为《桃花扇》，其实当时在秦淮两岸，四人风头互不稍让，均甚劲健。他们都出身部级或副部级家庭，皆非南京当地人，然而长年客居南京，一则为了就应天乡试（三年一期，一试不中则再试），二便是与“复社同志”相征逐。

黄宗羲《思旧录》“张自烈”条下，记述了其所亲睹的侯朝宗行状：

而社中与予尤密者，宣城梅朗三（梅朗中）、宜兴陈定生（陈贞慧）、广陵冒辟疆、商丘侯朝宗、无锡顾子方（顾杲）、桐城方密之（方以智）及尔公（张自烈），无日不相征逐也。朝宗侑酒，必以红裙，余谓尔公曰：“朝宗之大人方在狱，岂宜有此？”尔公曰：“朝宗素性不耐寂寞。”余曰：“夫人不耐寂寞，则亦何所不至？吾辈不言，终为损友。”尔公以为然。

“大人方在狱”，指其父侯恂获罪被逮，而朝宗照旧追声逐色。此实为复社人等常态，黄宗羲看上去似较持重，但亦不知他于“吾辈不言”的看法是否果行。

《板桥杂记》亦载一条方以智的豪举：

己卯岁牛女渡河之夕，大集诸姬于方密之侨居水阁。四方贤豪，车骑盈闾巷。梨园子弟，三班骈演。阁外环列舟航如堵墙。品藻花案，设立层台，以坐状元。

“状元”在此指参加献演诸姬之优胜者。这次活动，不妨名之“秦淮名姬选美、才艺大赛”，主办者是方以智。

“四公子”另两位，宜兴陈贞慧、如皋冒辟疆，也出手不凡。旧院名姬李小大（《板桥杂记》称“李大娘”），红极一时，“定生（陈贞慧）访之，屡送过千七百金，犹未轻晤。”冒氏晚年，一位世家晚辈于赋诗时叹道：“江左一时风流人物，今复存者，惟我辟疆先生，年登八十……”此语竟令耄耋辟疆唏嘘不已，和其诗：“寒秀斋深远黛楼，十年酣卧此芳游。媚行烟视花难想，艳坐香薰月亦愁……”诗余，意犹不尽，专门写了一段跋，来回忆往昔风流：

余庚午与君家龙侯、超宗，追随旧院。其时名姝擅誉者，何止十数辈。后次尾、定生、审之、克咸、勒卣、舒章、渔仲、朝宗、湘客、惠连、年少、百史、如须辈，咸把臂同游，眠食其中，各踞一胜，共睹欢场。

列于其间的，是一些复社名士的表字。“咸把臂同游，眠食其中，各踞一胜”，足见他们整天泡在欢场之中。如果说旧院已是复社的宿营地，应未夸张。这些都是实录，并非小说戏文之类虚构穿凿也。

自结果论，侯朝宗、冒辟疆分别“泡”得李香、董小宛两大名花，陈贞慧、方以智似乎只好说“未成正果”。而侯、冒结局各不相同。冒、董情笃始终，恩爱至好。侯李故事与《桃花扇》所编并不一致，侯后携李回老家归德（商丘），不被接纳，李悒悒以终。

江左三大家

不过，在秦淮河情场得意的，亦不尽属复社青年辈，其中还有若干“老风流”，突出者便是后来并为清初诗坛“江左三大家”的钱谦益、吴梅村、龚鼎孳。当然这里所谓“老”未必真在年纪，而是指资历；以上三人当时除钱谦益略上了点岁数，另两位皆当青壮，但他们至少都有进士出身，是昂藏当朝的名宿，自不同于“四公子”那班在乡试中苦苦挣扎的诸生（唯方以智于崇祯末期登进士）。

三大家的故事都很精彩。钱谦益与柳如是从头至尾风风雨雨，花边新闻不断而又极具慷慨悲歌色彩，陈寅恪先生有名著《柳如是别传》为之尽述，我们省却笔墨不表。

吴梅村的女主角乃卞玉京，“秦淮八艳”之一。吴对她的印象，一是修养极佳，“知书，工小楷，能画兰，能琴”，一是极洁净，“所居湘帘棐几，严净无纤尘”，一是全身之美集中在眼睛上，“双眸泓然，日与佳墨良纸相映彻”，说它们潭水般深湛，是被精美文化润泽而成。其为人也，“见客初亦不甚酬对，少焉谐谑间作，一坐倾靡。与之久者，时见有怨恨色，问之辄乱以它语”，而内在性格，则通过如下场景，电光火石般迸发：

与鹿樵生（吴梅村别号）一见，遂欲以身许，酒酣拊几而顾曰：“亦有意乎？”生固为若弗解者，长叹凝睇，后亦竟无复言。

“酒酣拊几而顾曰：‘亦有意乎？’”，寥然几个字，人物跃然纸上，有声有色，意态毕呈。从“不甚酬对”，瞬间变而火辣直率。“欲以身许”之意，非愿荐枕席那么简单，实乃誓结同心之意。不知当时被吓住了，还是其他原因，吴梅村竟不敢接话，“长叹凝睇”。卞玉京则只此一言，不复启齿。五六年后，丧乱之余，卞、吴有过重逢。那是钱谦益因吴梅村久不能忘怀于卞，出面撮合，然卞拒不相见。之后数月，终于见了一次：

玉京忽至，有婢曰柔柔者随之，尝着黄衣作道人装，呼柔柔取所携琴来，为生鼓一再行，泫然曰：“吾在秦淮，见中山（中山王徐达）故第有女绝世，名在南内选择中，未入宫而乱作，军府以一鞭驱之去。吾侪沦落，分也，又复谁怨乎？”

可见卞氏当年“亦有意乎”的主动，实出不以妓视己，同时以为吴梅村是不计物议的脱俗之士，不料却错看了他。吴“长叹凝睇”，刹那间提醒了卞，“吾侪沦落，分也”。这实在是锥心之痛。此后，卞“持课诵戒律甚严”，“用三年力，刺舌血为保御书《法华经》”。保御是一位年七十余的浙江老翁，他收留了玉京，照顾她生活。“又十年而卒，葬于惠山”，从十八岁与吴梅村相遇算来，一生应不到四十岁。到了现代，忽又生出吴梅村乃《红楼梦》作者之说。所以有此凿附，大概是恸于卞吴情史过分凄离，以为非有此经历不足以去写《红楼梦》。

龚鼎兹乃敝同乡，合肥人。其相好顾媚，是“秦淮八艳”中最树大招风的一位，余怀说她“风度超群”，“时人推为南曲第一”，不管是否有诸妓之冠的地位，风头之健的确难比，崇拜者无数，居处有“眉楼”专名，余怀鉴于她的魔力，更为之改名：“此非眉楼，乃迷楼也。”迷楼典出隋炀帝故事，所谓“真仙游其中，亦当自迷”。她与龚于崇祯十四年相遇，不久订情，过程我们从略，因为他们故事精彩处在后头。龚任职北京言路，很活跃，是一位意见领袖。因清兵侵乱北方，婚后一年多，终于等来顾媚北上团聚机会。但此一去，看来是福，谁知是祸。顾媚抵京不久，李自成破城，崇祯帝自缢，这对幸福鸳鸯赶个正着。龚、顾投井自尽未果，被人救出。又惨遭闯军拷比，“胫骨俱折”。这段经过，说法不一，但龚鼎孳在京先降于闯、继降于清，则为事实。尤其又盛传他投降后到处逢人讲“我原要死，小妾不肯”，这小妾便指的是顾媚，舆论哗然，当时在南京当政的马士英、阮大铖等，以此为反面典型，大肆攻讦东林-复社一党。究竟如何，无法果证，然笔者依当事者种种情理推测，此语多半是真的。它表述了两层意思：一、实施过自杀，二、然而因顾媚害怕哀告两人又临时改变主意、呼救并获救。为何作此推测呢？因为龚鼎孳确实深爱顾媚，他从不掩饰此点；所以，牵于怜香惜玉之情而动摇，非常可能。但这行为，一面关乎“大义”，另一面则关乎一名“贱妓”，而龚于此二者竟以“贱妓”为依违，遂成不赦之污点。龚后来一直顶着“双料”变节分子的帽子，包括满清也把他打入《贰臣传》。但他入清后其实有两大亮点，一是只与顾媚厮守终生、不离不弃（其正室原配一直置于原籍），顾媚死时龚还不足五十岁，但没有再娶；二是夫妇二人合力保护善类，就此周亮工讲过十二个字：“孤寒之士，望影知归；铅椠之徒，闻风借荫。”时誉之“爱才若命，通儒老学，俱从之游”，“其好士之诚，实出肺腑，非寻常贵人所能及”。像陈维崧、朱彝尊等，都是在极贫困状态下，经他汲引，成为文豪硕学。顾媚死后三年，龚鼎孳扶其柩回合肥。又七年，龚亦弃世，与他的秦淮“小妾”重逢于地下。

明清鼎革后，秦淮风流烟散。不光是兵燹战乱致物毁人亡，更在乎江山易色、文化变衰。虽然余怀《板桥杂记》“效东京梦华之录”的怅惘，不免浸染着“遗老”之思，但他一再强调的秦淮风流“岂徒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思味。

（作者：李洁非）【来源：《中国青年报》（2015年07月31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