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面临两个“暧昧”困扰

核心提示： 公众和媒体其实面临着两个“暧昧”的困扰。一是对于这些事件的网络或者媒体表现的“暧昧”；二是对于事件的道德判断所表现的“暧昧”。由于这两个“暧昧”纠结缠绕在一起，更使得问题难以从价值上厘清、从事实上认定

当下社会确实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和困扰，一些社会丑恶现象往往变成了媒体和公众追捧的焦点。人们对于这些现象义愤填膺，但似乎又有点消极犬儒；骂起来头头是道，但对于丑恶现象的存在似乎又有一种无奈。

对于丑闻，一面是自信满满的揭密，一面是否认和沉默；一面是义正词严的道德追问，一面却又不乏低级趣味的好奇心；一面是媒体对于公众知情权的高调陈述，一面却是难以掩饰的对于眼球和点击率的功利追求；一面是对于司法介入的呼吁，一面却又对奇闻八卦大肆渲染；一面七嘴八舌，众说纷纭，一面却又扑朔迷离，各说各话；一面是大家对于炒作不以为然，但另一面，众人也并没有掩饰对八卦及丑闻的强烈兴趣。一个事件会有截然不同的解释，一个说法会有多种罗生门式的猜测。这些事件里显示的不仅仅是当事人的矛盾重重，也凸显媒体和公众的尴尬处境。这些矛盾和困扰既有价值观和伦理方面的问题，也涉及人的无意识和心理更深的层次，值得我们深入地思考。

公众和媒体其实面临着两个“暧昧”的困扰。一是对于这些事件的网络或者媒体表现的“暧昧”；二是对于事件的道德判断所表现的“暧昧”。由于这两个“暧昧”纠结缠绕在一起，更使得问题难以从价值上厘清、从事实上认定。

公众及媒体对社会病态现象态度 “暧昧”的原因

这样的现象其实并不始自今日。事实是媒体及公众对于八卦的兴趣几乎伴随着现代传媒业发展的全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丑闻对于媒体和公众其实是一种“臭豆腐”式的东西，虽然有所谓的“警世”的意义，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些东西趣味不高，没有什么价值；公众应该有“知情权”，但不能因此让媒体变成“黑幕”和“丑闻”的展示场。然而，事实是人们理智上都知道丑闻相当无聊，也明白它们很低级趣味，但在感性上却又不免津津乐道、兴趣盎然。正是由于这种状况的存在，传统媒体对于这些东西的态度其实也相当矛盾，它们往往会表现出一种欲拒还迎的姿态。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人们一面谴责和批评媒体对于八卦和丑闻的过度渲染，但另一面，这样做的媒体却仍然有很好的市场效应。这种情况只能通过法规和行业自律加以限制，而彻底消除还只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但如今，互联网和新的电子技术的发展使得这种状况急剧地强化，无论是流言还是奇闻，无论是视频还是自述，几乎可以不经过任何“守门人”把关而直接和公众见面，公众则由于网络的匿名性而放纵自己的好奇心。面对这种状况公众确实会感到难言的“暧昧”，因为我们不仅要面对不良的媒体或个人的挑逗，还要面临着个人复杂的两面性的挑战，这其实才是问题的关键。解决这样的难题，仅仅靠个人的自律肯定是不够的，应该给互联网和传统媒体划定一些界限，不过，这并不是件容易事。

与此同时，对这些事件的是非判断也会让我们原有的许多价值受到冲击。例如，过去我们经常会认为揭露黑幕的人往往是无畏的斗士或者善良的普通人，但现在我们发现这些事件中揭露“黑幕”的其实也是幕中人，是一些类似“污点证人”的角色，甚至是 “丑闻”的参与者，由于没有得到更多的利益而反目。这些使得“丑闻”根本就没有一个正义方。公众在判断是非善恶时有着更多的复杂性，而这些事件又往往涉及一些被视为人性弱点的问题，使得事件本身的暧昧性变得更加强烈，媒体和公众在这样的状况下无法从伦理标准上给出一种恒定的判断和理解，而这往往造成了对于事物看法上的混乱。

追溯上述现象的源头，当然像许多人总结过的，是人们所理解的拜金主义、价值沦丧、消费主义等等的影响带来的负面问题。但深入分析公众对此复杂的态度，其实也可以看到社会对于“幸福感”和“自我认同”的焦虑被投射在其中。这些现象里有一些是具体的、物质性的渴望，有一些是精神性的渴望。但它们都展现了今天中国社会在高速发展之中所呈现的诸多困扰和焦虑。这些问题戏剧化地展现了整个社会，尤其是网络中的年轻人群体所遇到的“幸福感”缺失和“自我认同”缺失的问题。虽然我们的社会有了巨大的发展，但人们的要求也前所未有地提高了很多，人们所需要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诉求越来越高，既需要物质方面更多的满足，又需要精神方面更多的呵护和关爱；既需要有更多的社会保障和安全感，也需要更公平的环境来让自己有更好的机会和更多的可能。在期待与现实的落差中，这些渴望变成了幽默、反讽、自嘲等不同的态度，或是成为对安慰、体贴和关怀更多的渴求。

这里就涌现了困扰中国社会的新型问题，这些问题更多地集中于精神的方面，同时和具体的社会经济的问题相互纠结，形成了复杂的“问题群”。它不再是过去传统的物质方面的问题，而是物质困扰和精神焦虑的新的叠加的结果。物质的困扰不再是基本生活的温饱满足，而是住房、更高收入等更高等级的物质满足，而精神问题则集中在中等收入者和作为后备军的年轻人对于自我提升和自我表达的需要的呈现。而社会在回应这些新型的问题时，还缺少更好的策略和更好的方式。社会容易让人吃饱，但社会很难让人找到称心满意的工作、理想的住房和精神上的成就感或满足感；社会可以让人有一定的基本保障，但社会却难以让人们有理想的家庭或伴侣。但今天，人们对社会的要求已经提高到了新的层次上，中等收入者和年轻人们往往要求的是超越自我的“完成不足”和生活的平淡感，对于一些复杂的社会丑恶现象往往就产生了矛盾的态度和微妙的心态。

网络“红人”病态现象导致扭曲的价值观

郭美美其实是这些年网络“红人”们社会价值观扭曲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这些“红人”常常是一些年轻人，言行举止虽然有争议，却释放了公众的一些 “无意识”。一方面谁都知道虚荣和拜金显然不是社会的主流价值，也摆不上台面，但却由于这些“红人”一些言论和举止百无禁忌，让人感到率真，同时也释放了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压力和困扰，让他们在生活中迷惑或困扰的问题得到一种宣泄，而这些本来默默无闻的普通人，靠着相当唐突的行为和对于社会主流价值的冲击突然走红，也容易让一些年轻人将自己的一些想象投射在他们的身上。这些就导致网络“红人”们往往被又骂又看，越骂越红。表面看起来公众的意见往往是批评的，媒体的反应也是负面的，也并不当真觉得他们是明星或大腕，但却又会情不自禁地追捧，对于他们的夸张离谱的行为见怪不怪，习焉不察。甚至越是行为举止夸张，越是价值错位和荒诞，往往大家“看热闹”的心态就越重。虽然“红人”们通过大胆的表述或举止脱离了一般的社会常规，但互联网及移动新媒体的传播给了这些红人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一旦机缘巧合，被网络所关注，很快又会被纸媒和电子媒体跟进关注，变成具有新闻性的现象，又通过这些媒体的放大效应回到网络上，形成更大的影响。经过这样几轮的连番传播而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这样荒诞的过程虽然人们并不公开认可，但却在一些年轻人的“无意识”中强化了扭曲的价值观：一是扭曲的成功观，认为不管怎样，有名有利就是“成功”；二是扭曲的消费观，认为炫耀性的消费就是人生的价值所在。这些负面的价值对于年轻人的影响力既不必高估，但也不可小觑。这反映了社会意识的发展变化具有一定的指标作用，但其负面的影响也是现实存在，最重要的是其“示范效应”。

上述这些问题都是在急速的发展中出现的，一方面要对其严重性有充分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是发展过程中难免的一种状态。既要有面对问题的紧迫感，也要有一种面对问题的耐心和坚持。要从社会状况的整体提升入手，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和认同感，综合各种社会治理的策略长期、持续地加以解决。当然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发挥文化的作用和价值观的作用。传统社会所积淀的公序良俗、人文精神一代代地浸染和影响着中国人的为人处世的方法和路径。中华文化对于人性深切的体察和对于美好良善精神的追求，都是传统文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资源。今天，随着中国的发展，我们会发现我们本土的文化精神其实是依靠人间的大爱来支撑的。这其实说明中外古今人类美好的精神是一脉相传、息息相通的。我们的“中国梦”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生活的提高，而且包含着对我们心灵升华的追求和美好理想的探索。我们在中国的发展中所形成的“中国梦”既是我们改变自己生活的梦想，也是提升我们心灵的梦想。

（作者：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来源：《人民论坛》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