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下为己任”千古流传

在用人制度的探索上，中国人一早就认定了一条原则：“选贤与能”。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公元前五五一至公元前四七九年），到现代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都将“天下为公”和“选贤与能”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其原始论述见战国经典著作《礼记》的《礼运》篇：“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汉郑玄《礼记》卷七，四部丛刊景宋本）

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

古人追求的理想社会是尧、舜、禹三代，称为“大同社会”。在大同社会里，国家属于全体人民，“天下为公”。然后在用人制度上，实行“选贤与能”；人与人之间关系上，讲究信用，和睦相处。选、与，就是选、举；贤、能，就是德才兼备。《说文解字》：“与，从舁、从与，会意，公举而与之也。”与就是共同推举并授权给他。共同推举，就是民主选举，但选举的过程和结果，是要保证选出德才兼备、堪当大任之人。

史学界一般认为，夏代之前属于原始社会，实行的是“天下为公”的公有制，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产品归大家共有，领袖在生产生活考验中自然产生，众望所归。三皇─燧人氏（燧皇）、伏羲氏（羲皇）、神农氏（农皇），是早期发明家；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是当时几位杰出的帝王，其中尧、舜、禹相继禅让帝位，是实行“天下为公”的千古佳话。

“选贤与能”的思想深入到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例如反映社情民意的《诗经》，体现中国人哲学思想的《周易》，论政的《尚书》，等等。前者例如《诗经．召南．鹊巢》讽刺：“维鹊有巢；维鸠居之。”后来成为成语“鸠占鹊巢”。《周易．否》批评“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为社会隐患。《周易．乾》指出，有德有能的人不得志，“潜龙勿用”，无德无才居高位，“亢龙有悔”，都不是好现象，孔子就此点评：“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德才兼备的人不获地位，贤人在野，小人得志统治贤人，这种情况下什么事也办不好。

综览中国歷史，从隋唐开始的科举考试制度，实际上就是“选贤与能”的具体实践。科举制度不论如何评价，其显著结果是，不论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还是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以身殉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不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南海拉开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追求民族復兴序幕的林则徐，还是“公车上书”、推行变法维新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一千二百举子，都是经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时代精英、社会栋樑。证明“选贤与能”，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核心要义之一。

讲信修睦　　德者居之

上引《礼记．礼运》一段话，是孔夫子中年出任鲁国大司寇（相当于宰相）时，参加完鲁国宗庙岁暮大享之后，面对鲁国的宗庙社稷，向身边的学生子游（言偃）谈到的理想抱负，主旨就是唐代杜甫概括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接着根据史书记载，描述了上引“大道之行”的景象。这个理想与记载孔子言行事迹的第一手资料《论语》相关内容一以贯之的。《论语．卫灵公》篇，他的学生颜渊问治理国家，孔夫子回答说：“行夏之时”，实行尧舜禹“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道”。

经歷了夏商私有制，最晚在商周之际，人们又重新明确了上古的共识：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因此《尚书》里屡屡提及民意就是“天命”，“天视自（来自）我民视，天听自（来自）我民听”（《泰誓》），失民心就必然被“革命”─革除天命。孟子由此指出，谁得民心，谁当天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即老百姓）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这与西方中世纪神权制度截然不同。西方经歷漫长的神权统治之后，主要选择了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随着时间推移和在台湾等地推行的结果，其简单多数的制度缺陷越来越突出。而其带来的政治人物以选票为追求目标，直至诉诸民粹等弊端，在孔孟时代已经被反覆指出。孔夫子以“乡愿”视之，说：“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

孟子详细描述“乡愿”的特徵：“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不讲原则，只求八面玲珑；不引导社会进步、人心向上，只为投其所好，以博取选票；不顾人民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只以小恩小惠等眼前利益诱人。凡此种种，根本无法接近圣贤之道。先哲主张，政治人物要有时代担当和歷史远见，正像民族英雄林则徐那样，“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孟子转述曾子听孔夫子讲大勇之道：反省自己，觉得理亏，即使面对普通百姓，也要诚惶诚恐；反省自己，觉得理直，纵然面对千万大人物（阻挠），也要勇往直前：“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代代相传的圣贤之道，潜移默化，深植于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才使我们有辨别大是大非的能力，做到“吕蒙大事不糊涂”。

开科取士　　选拔人才

与孔夫子及战国时期思想家们力倡“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背道而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利益集团固化，先秦时期实行的以“世卿世禄”制度为代表的“贵族政治”，不但没有削弱，而且继续强化。三国魏国曹丕时期开始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在两晋、南北朝“氏族制度”下，成为门阀士族的选举工具，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格局。一方面是无德无才的氏族居高位，一方面是精英人才进身无门。正像西晋诗人左思《咏史》所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这种制度带给社会的危害极大，包括面对异族入侵，中原王朝屡吃败仗，天下大乱。

因此隋朝建立后，决心改变用人制度，隋炀帝大业三年（六○七年）开科取士。唐朝进一步深化和普及科举制度，至宋朝建立后，人才选拔完全依靠科举，由社会精英构建起完整的文官体系，中国人正式进入“精英政治”时代。这在世界政治文明发展史上是超前的进步和成熟。北宋神童、元符三年（一一○○年）进士汪洙豪迈地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正因为用人制度的改变，沉寂多时的“选贤与能”重又屡屡被提及。例如南宋学者胡安国《春秋传》指出：“春秋大义，在于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科举制度激发了知识分子、社会精英的使命感，三国时代偶有提及的“以天下为己任”（《三国志．杨阜传》），在隋唐多了起来，例如《隋书．高颖传》：“进引贞良，以天下为己任。”唐朝宰相权德舆：“乘时致位，以天下为己任。”（《答左司崔员外书》）而到宋代全面爆发，涌现出以范仲淹、富弼等为代表的一批“以天下为己任”优秀人物，以精忠报国的岳飞为代表流芳千古的民族英雄。南宋朱熹赞扬北宋范仲淹：“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朱子语类》）南宋吕中《大事记讲义》称：“仲淹自陕西还朝，天子倚以为重，中外想望其功业。而仲淹以感激眷恋，以天下为己任，与富弼（时任宰相）日夜谋虑，兴治太平。”周敦颐称赞北宋魏国公韩琦：“能以天下为己任者，今魏公也。”（《江州濂溪书院后记》）南宋华镇总结说：上古天下为公，以天下为己任，把国家的事当自家的事。（《云溪居士集．萧曹论》：“古之至公者，以天下为己任，视国之存亡，犹其家之隆替。”）南宋杜道坚说：“圣人以天下为己任，不以天下为己有。……是任天下于天下也，天下其有不治乎？”（杜道坚《关尹子阐玄》卷上）

范仲淹《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变成千古流传的格言警句。此后一直作为我们民族精英的最高追求。而最能反映宋代知识分子担当的，莫过于宋仁宗嘉祐二年（一○五七年）进士、北宋大儒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多么伟大的理想抱负和使命担当！这一年同科进士有苏轼、苏辙、张载、程颢、程颐、曾巩、曾布、吕惠卿、章惇、王韶等，个个好比文曲下凡，真是群星荟萃！他们不但是一个时代的精英，甚至也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骄傲。

时穷节见　　正气浩然

宋代状元、民族英雄文天祥《正气歌》，歷数前代张良、苏武、诸葛亮等等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浩然正气，指出：越是国家危亡时刻，越显英雄本色，“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更远的不说，明末支撑抗后金、抗清战争先后相继有三位名将：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金庸先生评价说：“作八股文考中进士的文人之中，居然出现了三个军事专家”。除了写文章、当公务员，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近代，晚清状元们，几乎都卓有建树：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年）状元孙家鼐，“戊戌变法”时出任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大臣，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一九○○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时，本已辞职回乡的他北上共赴国难，接着参与“新政”，为近代史上第一位教育部长。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状元陆润庠，响应朝廷兴办实业、官督商办的号召，在老家苏州设立商务局，创办了苏纶纱厂和苏经纱厂，成为近代早期民族实业家。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状元曹鸿勋，不仅是古代志士仁人追求的能臣廉吏，而且主政陕西期间，在延长油田打出中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并致力于发展近代石化工业，被誉为“中国近代石油工业第一人”。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年）状元王仁堪，在镇江知府任上，妥善处置涉外纠纷的“丹阳教案”，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状元张謇，是“实业救国”代表，一生创办二十多个企业，三百七十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兴起、近代教育发展，作出杰出贡献。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年）状元王寿彭，进入民国后锐意改革山东教育，是山东大学首任校长。清代最后一位（一九○五年）状元刘春霖，先后面对伪满洲国、日伪华北当局，以高官厚禄引诱他出任伪职，他都严词拒绝，声明：“宁为华丐，不当汉奸！”

一八九五年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公车上书”的一千二百名士子，都是上一年秋天或更早，参加过省级考试“乡试”，已经取得国家公务员资格的“举人”。此时他们已经过礼部“会试”，接着就是最终定终身，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正在等待考试结果的他们，获知《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白银二亿两的噩耗，群情激愤，康有为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一千二百多人连署，上达天听。再次证明他们不愧是时代精英。距今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变法”，包括“废科举”等改革措施，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是科举出身，一时人杰。

《礼记．礼运》记载上古五帝三皇世事演进，紧跟“大同”之后是“小康”。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重温这部歷史很有意义。“选贤与能”，造就了我们民族一代代英才俊杰，承载着我们民族千百年理想追求。不论时代如何变革，最好、更好，始终是中国人用人制度的关键。

（作者：，姜舜源，中国歷史文化学者、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来源：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