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瓷珍” ── 宋代中国外销瓷

唐代中期以后，沿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逐渐受阻。至北宋，辽和西夏完全将西行陆路切断，宋政府为了扩大对外贸易往来，不得不着重点发展海上经济贸易。瓷器在当时作为中国独有的发明，海外蕃国争相求购，因此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外销产品之一，与丝绸、茶叶等源源不断地输出国外，对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宋代，随着对外贸易航线的逐渐稳定，海上陶瓷之路初步形成。

宋代虽经济繁荣，手工业发达，但是冗官冗费的困扰及巨额的军费开支，消耗了大部分的财政收入，国库难继。随着东南沿海贸易的日益发达，政府不得不把目光聚焦在海外贸易上，在沿海地区的重要港口处广设“市舶司”，一方面加强对来往商船合法贸易秩序的管理，同时也得以收取巨额“税费”，减缓政府的财政压力，如绍兴七年（一一三七年）高宗上谕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事宜，所得动辄百万计。”显露出政府干预的明确财政目的。

瓷货博易，一本万利

《宋史》“食货志”记载：“开宝四年（九七一年）曾置市舶司于广州。”其后，在太宗端拱二年（九八九年）、真宗咸平二年（九九九年）和哲宗元祐二年（一○八七年），政府又分别在杭州、明州和泉州港设立市舶司。宋室南迁后，由于失去了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税款和市场，财政赤字愈加频繁，再加上海外贸易导致的金属货币外流，导致国内钱荒成灾，因此“宁宗嘉定十二年（一二一九年），臣僚言，以金钱博易买，泄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布、锦绮、瓷器之属博易，听其来之多少，若不至，则任之，不必以为重也。”瓷器、绢帛等在此时不仅作为简单的外销商品，而且成为了金属货币的代替品，在海外贸易中充当物物交换的等价货币。加之瓷器取土为材，锻烧成器，材料成本较低，但利润不菲、市场可观，因此成为当时最热的外销品之一。

宋人朱彧著《萍州可谈》记：“富者乘时畜缯帛、陶货加其直，与求债者计息，何啻倍蓰。”宋代的商人以囤积高档丝织品、陶瓷来帮助实现高利贷发放，利润至少五倍以上，瓷器作为活跃于市场的重要日需，值得商人费尽心机买断而放贷，其经济价值颇为深远。而据考证，排除当时远洋航海所需的人力、物力成本，只有将商品售出比实际价值高十倍的价格时，才有可能高出国内贸易，值得铤而走险，可见陶瓷海外贸易所蕴藏的巨大商机何其诱人。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每艘商船中如果载货量越大，那么该艘船所产生的经济利润就可能相对越高。就瓷器而言，为了扩大装载量，往往将大小器皿层叠相套，码叠在船舱最底层。如崇宁四年（一一○五年）福建商人李充赴日本大宰府呈递的中国“公凭”上载：“瓷碗二百床、瓷碟一百床。”据学者推算，船舱中“一床”约可装二十件碗或五十件小碟，瓷碟一百床即约五千件瓷器，瓷碗两百床即约四千件瓷器，共约九千件瓷器，一艘普通商船的瓷器装载量且如此，而当时整个中国输出瓷器的数量之大，可想而知。

名窰相竞，蕃外称奇

北宋初年，中国外销瓷以越窰青瓷为主，产品釉色青翠莹润，胎呈灰褐色，器表以素面无纹为主，也有以划花、镂空、雕刻工艺装饰者，碗的腹部下垂，圈足变高并普遍外撇，主要器型有碗、盘、罐、盏托、杯、瓶、罐、盒、炉等，其中不乏十分精美者。越窰在宋初佔据了广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外销数量也相当可观。根据爪哇井里汶所出十世纪下半叶的沉船遗物可见，出水的四十九万多件（片）瓷器中越窰数量约在三十万件（片）以上。值得注意的是，沉船上出土了几件划花龙纹青瓷大盘及镂空刻花青釉套盒，套盒呈四方倭角形，盘下部有如意形小镂空及凸花装饰，釉质类秘色，胎色灰褐较为緻密，与北宋咸平三年（一○○○年）元德李皇后陵中出土的龙纹青釉大盘和镂空青釉套盒十分相似，类似的套盒在临安五代天福四年（九三九年）马氏王后康陵墓中也有出土，可见这类被选为御用随葬的高档越窰青瓷也可用于外销，此时政府对皇家用瓷的传播范围并无严格禁忌。但随着越窰瓷业的衰落，北宋中期至南宋以后，越窰青瓷逐渐退出了外销瓷舞台。

唐末五代时期，安徽繁昌窰初创青白瓷，约北宋中期时，青白瓷的生产中心转移至江西省景德镇湖田窰，至南宋愈加繁盛。湖田窰所产青白瓷釉呈淡青色，质地通透，胎质洁白緻密，器型有碗、盘、碟、执壶、瓶、罐、炉、盒、枕、俑等，主要为素面，或以刻划花、印花装饰，如国家博物馆藏景德镇窰青白釉带温碗瓷酒注，壶身及注碗表面饰有刻花莲瓣纹，流、柄造型细长，线条流畅，釉色白中略泛青，胎质细白，堪称精品。景德镇青白瓷在东亚多有出土，其中韩国开城一带出土有不少品质精美者，应是当时皇室购买的高档用器。此外，日本、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等地也有大量相关考古发掘。

北宋中期以后，浙江龙泉窰兴起，最终取代了越窰并成为南方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青瓷生产中心，同时也是南宋至元代中国外销瓷最主要的品类之一。龙泉窰址主要集中在浙江省龙泉县西南小梅镇东北十里的大窰村一带。北宋时期的龙泉窰主要模仿越窰青瓷，以划花、印花工艺为主，釉色青翠，釉层较薄；南宋以后逐渐形成了以粉青、梅子青色厚釉为特色的风格，一部分产品针对海外市场，其中出口至日本的龙泉青瓷被当地人誉为“砧青瓷”。

除此之外，宋金定窰、耀州窰、磁州窰等北方著名窰场的产品在海外遗址中屡有发现，但从输出规模上看似不佔主流，这些窰场在当时应主要面对国内市场。

沿港设窰，福广仿製

随着入宋后广州港迅速崛起，且自“熙宁中，始变市舶法”，泉州等地的商船“往来必使东诣广，不者没其货。”广州港成为了北宋早中期最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精明的广东人很清楚：那些景德镇、龙泉窰等名窰瓷器虽精緻但价格较高，且运至广州港长途颠簸，耗时费力，如果能利用港口优势就地製瓷，那么成本骤降，将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广东的宋代瓷窰遗址密集，在潮州、惠州、梅县、佛山、广州、高州、海康等地都有发现，以潮州笔架山窰和西村窰产品较有代表性。宋代潮州窰集中在韩江东侧的笔架山，产品以青白瓷为主，在东亚、东南亚地区集中发现。广东西村窰位于广州市的西北，起源于五代，盛于北宋，产品多为白色瓷胎，早期胎质较为坚致，晚期胎体中气泡较多，稍显粗糙，釉色有青釉、绿釉、黑釉、酱釉等，以青釉为主，颜色深浅浓淡不一。

北宋晚期至南宋，福建泉州港渐取代了广州港，成为东南沿海第一港口，沿港各地的窰场如雨后春笋，纷起林立。福建的瓷窰业随着南宋海上贸易高峰期的到来，迎来了第一个生产黄金期。和广东地区的窰场一样，宋代福建产瓷器也以仿製景德镇窰青白瓷、龙泉窰青瓷为主。如磁灶窰、松溪回场窰、浦城碗窰背窰、武夷山玉林亭窰、南平茶洋窰、建阳碗窰、南安罗东窰等的产品主要模仿龙泉青瓷，漳浦罗宛井窰、云霄火田水头窰、德化碗坪仑窰等以仿烧景德镇青白瓷为主。随着建阳所产建盏的盛行，福建其他窰口也纷纷生产黑釉器，如磁灶窰、德化窰、连江浦口窰、武夷山遇林亭窰等，但胎釉质量上不如建窰黑釉盏精美。

总体看，宋代福建、广东的窰场以仿製景德镇窰青白瓷、龙泉窰青瓷的产品为主，无论是造型、装饰、烧造工艺还是釉色上，都有明显的一致性，但品质略粗，胜在产量和地理优势。另根据考古观察，宋代福广产瓷很少在国内发现，但在日本、韩国、东南亚、印度、西亚、东非地区大量出土（水），进一步证实了这些瓷器从生产之初便以海外市场为目标，几乎不考虑国内市场，是专供出口的外销产品。

沉船管窥，海外撷英

近代水下考古工作的成熟，为我们揭开古代外销瓷的神秘面纱，提供了丰富详实的资料。宋代沉船主要集中发现于我国南海及东南亚地区的海域，多为贸易商船，普遍装载有丰富的瓷货，同时常伴有铜钱、铁锅、石器、伊斯兰玻璃器、铜镜等出水。

前文已述，越窰作为北宋初期的外销瓷主角，在爪哇井里汶沉船中的三十万件数量足以见其盛景。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积极的手工业政策，宋朝疆域内很快群窰四起，外销商船上的瓷货品类也愈加丰富，如一九八九年发现于苏门答腊鳄鱼岛海域的一艘十一世纪中期的沉船，载满了中国的陶瓷，包括产自广东潮州的青白釉四繫小罐、盘口瓜棱瓶，少量广东奇石窰的大罐，以及景德镇的青白釉产品和福建闽南窰口的青白瓷，这些晶莹如玉的景德镇细瓷和价格亲民的广东窰场的产品，同时满足了东南亚市场各消费阶层的不同需求。

南宋至元代的沉船数量较多，其中南海一号沉船及华光礁一号沉船上所载瓷器尤多且具代表性。南海一号沉船发现于一九八七年于广东省川山群岛阳江海域附近，是一艘南宋中期的沉船，所载瓷器窰口众多，有各式精美细薄的景德镇青白釉碗、执壶、盘盏等，也有青翠敦厚的龙泉窰青瓷产品，此外，福建德化窰和闽清义窰青白瓷，以及磁灶窰黑釉和绿釉瓷器也佔有一定的比重。如果说南海一号是青白瓷主演的舞台，那么西沙华光礁一号上则展示了龙泉窰及福建闽北松溪回场窰、南安罗东窰、晋江磁灶窰等所产的青釉瓷艺之美，这艘于一九九八年至一九九九年被发现并试掘的沉船同样淹没于南宋，学者们认为这是一艘来自泉州的“福船”，该船见证了南宋时期泉州港的繁盛，同时也展示了以陶瓷为代表的福建手工业和商业的盛况。

此外，福建莆田北土礁一号沉船、印尼惹巴拉沉船、日本庵美大岛仓木崎海底沉船等，也是同时期重要的外销沉船，其满载的陶瓷等各类中国商品，为研究宋代海交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文化共荣，瓷路初成

运往海外的贸易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佔储货，人得数尺许，下以储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萍州可谈》）这满载的瓷器究竟要运送到哪些远夷蕃国，又重复着怎样的贸易航线呢？溯其终流，宋代中国陶瓷主要供给东亚、东南亚及西亚、东非部分地区的市场，尚未涉及欧洲及美洲、澳洲。

输入日本、韩国的宋代瓷器多半由明州港或泉州港输出，其中日本当时的对外贸易港口博多港附近出土了大量中国宋瓷。受日本市场欢迎的除了龙泉窰青瓷外，还有广东、福建产青瓷，他们称之以“砧青瓷”和“珠光青瓷”加以区分。

十一世纪以后，东南亚地区以“三佛齐”国最具影响力，鼎盛时，其疆域涵盖马来半岛和巽他群岛的大部分地区，据《宋史》记载，北宋时期，三佛齐便与宋室有密切官方通使往来。从贸易关系上看，三佛齐是中国当时最重要的贸易对象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和南亚、西亚、北非进行贸易往来的中转站和仓储地，当时就中国船舶的航海能力和远洋成本看，直接航至红海湾、非洲东岸进行贸易并不划算，而这些地区驶出的商船则统一聚集在三佛齐，尤其是其中心地苏门答腊岛上，各自把当地的特产带来卖出，再载上本国市场青睐的异国货品回国，往返皆满利而归。陶瓷，作为最受外国市场欢迎的中国产品之一，在东南亚地区集中汇聚，考古发掘数量十分可观。

载有中国瓷器的西方商船，经过马六甲海峡向西进入印度洋后，一部分应在印度奎隆港停留，该地在近年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宋代瓷器则可印证这一点。继续向西航行的商船到达波斯湾后，大量瓷器流入西亚市场，如巴基斯坦的布拉米纳巴、巴博，伊拉克地区的萨马拉遗址，伊朗波斯湾北岸的斯罗夫遗址、基什岛等中都发现有许多宋代中国瓷器，越窰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龙泉窰青瓷，及广东、福建产瓷器都有发现，另发现少量定窰白瓷，且有刻“官”字款者。非洲市场是宋代瓷器的最远企及地，主要集中在非洲东北沿海地区，如埃及、肯尼亚地区的古城遗址中发现有多处宋代陶瓷。

至此时，中国海上贸易的陶瓷之路初步形成，在不断发展的航海活动中得以进一步稳定和加强，为明清时期瓷器的全球化贸易奠定了基础。

（作者：彭晓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来源：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