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3月，女性的话题多起来了。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有很多女性在不同领域发愤图强，为人类做出贡献，给世界增添光彩。但是，人们往往因为性别原因忽略了她们的存在。殊不知，因为有了她们，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以下是《史密斯杂志》分享的女性故事。
01
第一位女天文学家
Maria Mitchell
对天文学做出重大贡献的女科学家不多，被人熟知者更是少之又少。而在她们当中，最不可忽略的当数美国第一位女天文学家Maria Mitchell。可以说，现今有许多女性活跃于天文界，或多或少要归功于这位长期投身于天文事业的女性。
自小酷爱天文学
19世纪初，天文学在美国被认为是一种“女士式的业余爱好”，而不是一份工作。人们鼓励受过教育的女孩去观察恒星和行星，这种观察过程被称为“扫天”。
美国历史博物馆医学与科学部负责人Deborah Warner也认为，在天文学领域走向专业化之前，女孩更容易进入天文学领域。
1818年 ，Maria
Mitchell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父亲既是教师又是天文学家。在她还是个小女孩时，父亲就教她太空知识，还教她“扫天”和绘制星图。在观测设备方面，当时的普通人家里并不存在劣势———哈佛校园里的望远镜与米切尔的尺寸和功率大致相同。Mitchell当过父亲助手，从事仪器试测工作。12岁时，她和父亲观测到了日食。
1836年，她任南塔基特岛图书馆管理员。白天，她在图书馆工作；晚上，她去看星星。她说：“我从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由于她从事天文学研究，人们普遍认为她是一个典型的女权主义者。其实，她认为自己只是碰巧擅长天文学探索而已。
发现彗星获丹麦王子颁奖
1847年，丹麦王子授予29岁的Mitchell一枚奖章，因为她发现了一颗新彗星(这颗彗星后来被称为“Mitchell小姐的彗星”)。第二年，她成为第一位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女院士。她还是美国科学促进会、美国哲学会等协会的会员。
“扫星”一直是Mitchell的挚爱。以下是她的一篇日记，记录了她的“扫星”经历：“1854年3月2日。昨晚我‘扫’了两三个小时。那是一个收获颇丰的夜晚———夜空没有一丝雾，没有一片云，非常清澈，一切都很美丽，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工作。在寒冷的侵袭下，我的背很快就累了。但我在狮子座看到了两块不熟悉的星云，这让我得到了回报。”
1865年，瓦萨学院聘请Mitchell为该院第一位天文教授和观测站主任。这年秋天，她带着父亲来到了瓦萨学院。在19世纪初，大学里没有专业的科学家，而由于Mitchell的到来，这一惯例成为了历史。Mitchell成为了最早的专业科学家之一，也是唯一的女专业天文学家。
在瓦萨学院，她率领学生在新建的天文台研究天空。时隔多年，还有一名学生记得Mitchell当年最喜欢的行星是土星和金星。她在瓦萨学院使用的望远镜，现在还收藏在史密森尼的美国历史博物馆里。
帮助女性提高社会地位
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女性从事天文学研究的机会之门开始关闭。“一旦有了工作和薪水，女性的空间就变小了。”Warner说。这时，Mitchell没有袖手旁观。1872年，她协助成立了美国提高妇女地位协会，担任了两年的会长。
Mitchell甚至用当时最华丽的辞藻为科学领域女性辩护。她在1878年写道：“我们应该训练女子从事合适她的精细工作。当她的手指触碰天文仪器的精密螺丝时，结果可能变得非常准确；通过训练，她的眼睛能分辨精确的颜色。既然她能在刺绣的细密网格中指针引线，同样也可以用千分尺的蜘蛛网将一颗恒星平分。”
1882年和1887年，她先后获汉诺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丹麦国王还授予她金质奖章。
Mitchell在教学之余，长期从事星历表和航海天文历编制方面的计算工作。她发表过关于木星和土星的重要论文。
Mitchell由于发现新彗星，受到美国人民的爱戴。她于1889年去世。人们为了怀念她，把其塑像陈列在美国名人纪念馆。
成为大时代的榜样
1937年，一颗小行星以Mitchell的名字命名。谷歌也于2013年授予她荣誉。南塔基特的科学中心被命名为Mitchell协会。
Warner表示，她是“大时代里的一个榜样。但时代变了。科学正在成为一种职业，这意味着女性不再受到欢迎”。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如今获得天文学博士学位的人中只有26%是女性；2010年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美国只有四分之一的天文学教授是女性。还有分析表明，女天文学家的论文，被引用的频率远远低于男性。这种根深蒂固的性别失衡，促使科学界继续努力，鼓励妇女和女孩成为专业科学家。
相比于当年大批女性从事天文学研究的辉煌历史，当今美国的科学界性别失衡无疑是一种倒退，而Mitchell的遗产也一直令历史学家困惑不解。西蒙斯学院英语教授、Mitchell的传记作者Renée Bergland说：“我们不喜欢倒退，现在的情况一度比19世纪30年代更糟。这不是你所期望的。我确实想承认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有时我会通过金星来比喻这种情景，金星有逆行运动。”
02
畸形病魔的阻止者
Kelsy
二战之后，镇静剂的需求非常巨大，当时美国1/7人口使用镇静剂，欧洲更高。沙利度胺(又称反应停、酞胺哌啶酮)是当时唯一的非巴比妥镇静剂，由于溶解性差，所以即使很高剂量也看不到毒性。厂家号称这个产品非常安全，直接以OTC药物在欧洲上市。
1956年，沙利度胺最先在德国销售，后来澳大利亚医生William McBride发现沙利度胺可以用来控制妊娠反应，于是也开始使用，其他医生也纷纷效仿。
1957年，沙利度胺风靡欧洲、日本、非洲、澳大利亚和拉丁美洲。由于疗效显著，在全球被人们广泛使用。
但是，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年里，世界各地出现了极其罕见的上万例海豹肢畸形儿。而调查研究发现，导致这些畸形儿的罪魁祸首就是当时风靡全球的沙利度胺。
仅仅是在1957年到1962年之间，沙利度胺使加拿大、英国和西德的数千名婴儿永久性的残废。
她使国家逃过沙利度胺之劫
然而，美国没有出现与沙利度胺相关的畸形儿危机。为什么？是谁让美国逃过一劫呢？人们往往想当然地将功劳归之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其实不是。
是Frances
Oldham Kelsy，一个站在美国政府和畸形儿疾病之间的女人，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审查员。
1960年，一份销售沙利度胺的申请书，出现在K elsy的办公桌上。
作为一名审查员，如果发现某种药物的销售申请缺乏足够的安全证据，Kelsy有权阻止该种药物进入市场。
经过彻底审查后，Kelsy拒绝了沙利度胺的销售申请，理由是通过严格的审查，发现该种药物缺乏足够的安全证据，也没有通过严格的临床试验。
畸形儿疾病悲剧的避免，很大程度上归功于Kelsy。她的教育背景与多年经验，使得她非常适宜担任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审查员一职，尤其适宜审查沙利度胺这类药物。
1914年，Kelsy出生于加拿大。在她还是个孩子时，父母就希望她能与男孩子一样接受同等的教育。而她的名字，也让人误以为她是个男孩。于是，她得以进入男校学习。
其后，她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完成药理学学士和硕士的学习。她的研究生导师推荐她去芝加哥大学师从Eugene Geiling教授，并且亲自为她致信Geiling教授，还帮她询问研究助理职位问题。Geiling教授也是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一名医学官员，以脑垂体研究闻名，
Kelsy得以迈出职业生涯中的重要一步，或许是因为她的男性化名字误导了Geiling。在Kelsy的简短回忆录中，她把Geiling描述为“非常保守和老套”，并指出“他对女性科学家并没有太多认同”。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Geiling在给Kelsy的回信中，称她为“奥尔德姆先生”———他相信Kelsy是一个男人。Kelsy说，她怀疑“如果我的名字是伊丽莎白或玛丽简，我是否能有机会迈出这一步。”
Geiling为Kelsy提供了研究助学金和博士奖学金。1936年，Kelsy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24岁时，她拿到了医药学博士学位。
首次感受不安全药物之害
1937年，Kelsy首次认识到大规模销售不安全药品的危险性。当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征召Geiling教授来审查磺胺酏剂的致命问题。磺胺酏剂能有效地对抗感染，但它是一种大而苦的药丸，需要大量服用。为了使这种药物更有吸引力，尤其是对儿童有吸引力，制造商为它添加了一种含有人工覆盆子味的溶剂。在1937年9月至10月期间，这种药物导致107人死亡。
为什么会致命？Geiling和他的学生包括Kelsy在内，开始调查究竟是什么在杀死人。通过一系列动物研究，Geiling和他的学生终于确定致死原因是二甘醇，俗称抗冻剂。
公众对这场悲剧的强烈抗议，促使美国国会1938年通过了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该法案增加了有关新药的内容，要求制造商在上市前证明该种药物是安全的。美国历史学家John Swann说：“但是这项法律并没有以明确或详细的方式规定如何测试一种新药。换句话说，依然缺少临床试验，也没有监督这一步。”
1950年，Kelsy在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有十年时间，她当过大学老师，也当过医学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的评审编辑，评论新药的应用情况。直到1960年，46岁的她加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成为了美国医药审查团队的一员。当时，负责审查药物的只有7名全职医师和4名年轻的兼职医师。
尽管食品和药物管理似乎是严格而彻底的监控，但在她的回忆录中，Kelsy承认存在一些缺陷，包括许多医学审查员是兼职、低报酬、偏向制药业的。而最令人不安的缺陷是，无论是批准还是拒绝药物，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都只有60天期限。如果60天过去了，该药物就会自动上市。Kelsy回忆说，这种情况至少发生过一次。
顶住压力拒绝沙利度胺上市
幸运的是，这种情况没有在沙利度胺销售申请上发生。
当时，Kelsy要求医药公司提供更多更可靠的数据，尤其是关于孕妇使用后的副作用的相关实验。
而医药公司则给Kelsy的上司施加压力，抱怨K elsy不懂变通，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太官僚，办事效率低。妇女权益组织也向她施压，认为她不应该阻挡这一治疗女性妊娠反应的良药上市……
然而，Kelsy顶着巨大压力坚持原则。
就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拉锯战中，欧洲研究者们发现，新生儿畸形的发生率与沙利度胺的销售量有一定的相关性。之后的毒理学研究也显示，沙利度胺对灵长类动物有很强的致畸性。
最终，1961年联邦德国撤回了市场上所有的沙利度胺，不久其他国家也停止了该药的销售。
沙利度胺是医药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但由于Kelsy的坚持，该药未能进入美国市场。Kelsy挽救了美国无数婴儿的生命。
19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kefauver-Harris修正案，要求对临床研究进行更多的监督，包括在研究中必须获得患者的知情同意，以及药物有效性的科学证据等等，而不仅仅是安全性。
在上述修正案获得通过后，肯尼迪总统授予Kelsy联邦杰出文职人员奖，使她成为第二位获得如此崇高荣誉者(第一位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
Kelsy为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工作了45年，2005的时候才以90岁的高龄退休。2015年8月，她在伦敦过世，享年101岁。
03
鲜为人知的女性
被遗忘的温室理论提出者
1856年8月23日上午，数百名科学家、发明家聚集在美国纽约州首府Albany，出席美国科学进步协会第八届年会。该年会汇集了来自美国各地的科学家，旨在分享突破性新发现，讨论各自领域的进展，探索新的研究领域。然而，这次会议未能收到高质量的论文———只有一篇例外。
这一例外来自女科学家Eunice Foote的一篇题为《影响太阳光热力的问题》的论文。在这两页论文中，她描述自己通过实验证明了太阳与某些气体的联系，第一次在理论上提出这些气体与地球大气层的相互作用，指出二氧化碳会影响太阳光的温度，达到一定比例后会导致地球气温上升。她的论文预测了气候科学的革命。在1856年9月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中，她被誉为“科学女士”。作者指出：“我们很高兴地说，这些实验是一位女士做出来的。”
Foote通过测试气体，得出结论：二氧化碳吸收的热量最多。她描述并推断了地球大气层会逐渐变暖——— 今天我们称之为温室效应。这一理论比后来被称为“温室效应之父”的John Tyndall所做结论，提早了三年。
那为什么人们只记得John Tyndall呢？
美国传记作者Leilamcneil解释道，这与19世纪美国科学界的性别不平等有关，当时女性很难参与科学讨论，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很少，像美国科学促进会等机构，当时绝大部分学者、会员都是男性。
相比其他科学机构，美国科学促进会已算较为开明，是少有的接受女性为其会员的组织，但是该组织里的等级性别等观念还是牢不可破：“专业”“同事”等称呼只属于男人，女性只能当“会员”。
女性遭遇不平等对待，还不仅限于此。比如说，就在1856年的科学会议中，Foote不能亲自向会员宣读、解释论文，只能由另一位教授JosephHenry宣读。在会议上，当Henry宣读Foote的论文时，他为Foote打抱不平，还谈到自己的想法：“科学是没有国界、没有性别的。”
此外，Foote的论文也被故意忽略，未能刊登在学会的年度期刊上。这对Foote来说，无疑是一种伤害。而这种伤害，有意无意地把Foote从气侯科学的历史中抹掉了。
除了从Eunice Foote的论文中可读出她曾经接受过高等教育、知道她的丈夫Elisha foote曾协助她发表论文、担任美国法官之外，目前关于Foote的个人记录寥寥无几。这不仅为Foote的研究添上传奇色彩，更凸显出性别歧视的可怕：包括Foote在内的无数女性，她们在各领域中的贡献和努力都被抹掉了。
Foote比John
Tyndall更早提出温室效应理论，这一历史不容忽视，历史应还她公道。
解剖模型制造师Anna Morandi
1600-1800年，西方的医学有了较大的发展，研究人体内部结构也就成了医学院学生的必修课。但是，当时的科学技术并不很发达，尸体没有很好的保存方法，人们的思想也没有那么开放，所以用尸体教学行不通。于是，蜡质的人体解剖模特应运而生。
十八世纪的博洛尼亚亦是如此。受当时技术条件所限，尸体难以恰当保存。许多人体学学生要了解人体的具体构造，不得不借助精心制作的蜡像模型来学习。而Anna Morandi制作的人体解剖模型，正好满足了学生们的要求，她为学生们精确地复制出了人体的器官，骨骼和内脏。
Anna
Morandi自小就对感官体验特别感兴趣，她试图理解和捕捉人体各个器官、部位如眼睛、耳朵和鼻子的构造，把握它们的特殊感觉。
在当年，一个女人毫不畏缩地做解剖模型的工作，是多么的非比寻常。然而Morandi就这样做了，甚至还因努力揭示皮肤下的活力和感觉，受到人们的赞许。
被轻视的非裔女计算员
20世纪30年代，美国处于战争边缘。推动航空事业发展的渴望变得越来越紧迫，急需数学家。由于存在巨大的人才缺口，美国的种族和性别壁垒开始松动。1935年，在弗吉尼亚州的兰利航空实验室，成百上千名非洲裔女性扮演了“人类计算机”角色，担负起数字处理的重任，将工程师从繁琐细碎的笔算中解放出来，减轻数字运算给兰利航空实验室带来的压力。
兰利航空实验室，其实是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CA)的总部。建立NACA是出于战时需要，旨在将当时没有固定用途的飞行机械打造成战争机器。
在兰利航空实验室，非洲裔女性被分配到低等位置，她们被称为西区计算员。
尽管地位很低，她们的工作却至关重要。她们一遍遍地核算每一个函数，运算一些她们也不了解的项目中的数据。她们促进了战时飞行器设计的不断变革，使它们变得更快、更安全、更符合空气动力学。
最终，她们中的一些人因为工作出色得以离开计算员岗位，投身新项目，如ChristineDarden转去研究超声速飞行，Katherine Johnson为“水星计划”和“阿波罗登月计划”计算轨道。
在数字时代尚未到来的那几十年里，兰利航空实验室里的女性人数急速攀升，创下辉煌。但是，在女性成功故事里，非洲裔女性所做的努力却很少被提起。
1958年，当太空竞赛加速时，NACA被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太空总署(NASA)。到了20世纪70年代，技术的进步逐渐淘汰了计算员这个职业，NASA也随即解散了这些“人类计算机”。
“她们都很平凡，但又都很伟大，”传记作者MargotLeeShetterly在她的书《隐藏人物》中这样评价这群非洲裔计算员。这本书细致地刻画出她们的生活和成就。《隐藏人物》还被翻拍成电影，由Octavia Spencer和Taraji
P.Henson主演，并获得2017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
在这些“人类计算机”中，有许多人时隔多年才获得应有回报。
（作者：滢）【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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