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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8-06-30 浏览次数:2046
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个人崇拜之所以被视为歷史悲剧，盖因其与当时所犯错误和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所经歷的曲折密切相关。对此，中共已进行了系统的反思，不仅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歷史问题的决议》，还在中共十二大上将“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写入《党章》并保留至今；改革开放以来歷任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有关讲话或文稿在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上亦态度鲜明，并不讳言。
“担忧”源于不理解实情
中共十八大以来，西方媒体和学术界时有声音对当代中国是否会重现个人崇拜表示“担忧”。这种“担忧”是否必要？如果能注意到一些有关的事实，或许会更容易理解当代中共为何不会重演个人崇拜的歷史悲剧。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经歷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首先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体制外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和机会，使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可以不必依附于体制而实现自我价值，类似“文革”时期那样全民族被政治运动所裹挟的局面赖以出现的单一化的经济社会结构已经不復存在。与此相应的是公众心态的转变。随着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加深，开放、活泼、自然、饱含人文关怀早已成为中国人对社会生活面貌的期待，而强调统一、严肃、服从的政治化特徵在大众审美中受青睐的程度明显下降。
从当代中国政治生活来看，人们的政治参与也已变得更加理性，与现实利益的结合更加紧密，“极左”衍生出的虚幻和盲目成分已大大减少。随着过去十馀年间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提出，对个体意义上的“人”的尊重在中国社会已成为主流，执政党与国家的关切中不再只有集体主义的宏大叙事，“中国梦”由亿万人民个体的幸福梦想所汇聚已成为广泛共识。这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誌，也反映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不可逆转的进化过程。
而更具决定意义的事实则是中共自身的成熟。这种成熟简而言之，就是十八大以来中共既成功地强化了核心领袖权威、形成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又在党的建设和舆论宣传中体现出了足够的“分寸感”。具体来看：
一方面，理直气壮地树立和维护习近平核心领袖权威。领袖权威是社会主义执政党充分担当使命的必要条件；党的领袖的权威与执政党的领导权威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两者都是为了加强中共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统一于“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定位。
有识之士对此显然深信不疑，因而也十分坚定地推动核心领袖权威的全面强化：在思想理论上，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行动准则上，明确了全党“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的根本遵循；在军事领导上，重申和落实了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军委主席的军委主席负责制。
不仅如此，一系列非常鲜明的核心领袖形象应运而生，包括在重拳惩治腐败中，树立中共执政地位捍卫者的形象；在兴利除弊、破旧立新、攻坚克难中，树立了伟大歷史斗争者的形象；在弘扬法治中树立了公平正义守护者的形象；在从严治吏中树立了选贤任能者的形象等。这些形象，也进一步增强了核心领袖权威。
制度遵从是重要保障
另一方面，核心领袖权威的形成是在党的正式组织、正式制度之下进行的，并没有以个人权威凌驾于制度之上。比如十八大以来，在延续中央层面多项会议制度的基础上，习近平又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具体方面的工作会议，会议的频度和资讯量都是空前的。又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始终处在领导党和国家的最前线、始终处在党中央领导集体之中，出席了公开报道的所有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政治局会议，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显然，对正式制度的遵从使习近平的核心领袖之“强”得以转化为中共的执政党之“强”，进而以核心领袖引领“强党时代”。
不容忽视的第三个方面是，对于那些被广泛视为过去个人崇拜重要符号的一系列表述或表现形式，中共有意识地与之保持了距离。譬如，在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层有关组成人员的公开讲话中，一些特定辞彙从未出现。又如，在十八大以来有官方背景的文艺工作者创作的主旋律歌曲中，其关键字仅限于集体意义上的“党”、“祖国”、“人民”、“子弟兵”。这种“分寸感”无疑是十分智慧的，因为它成功避免了领袖权威的过度个人化和社会生活的泛政治化，使中国政治发展始终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
在树立领袖权威、强化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问题上，当前所选择的处理方式颇为直截了当，也与既有体制更具相容性；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既有助于使潜在的政治投机者打消以出格之举进行试探的念头，还可以从根本上使个人崇拜失去兴起的意义。这种智慧可能不仅来源于习近平那在担任中共高级领导职务期间，素以坚持原则、正直宽厚而著称的父亲，更与习近平和当代中共高层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密不可分。
（作者：杨竺松，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来源：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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