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前的今天，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先生带着学术泰斗的光环逝世，享年94岁，结束了他坎坷、纠结、闪耀的一生。带着他的荣光和局限。
费孝通是谁？他的身份有很多，而其中最闪耀的，是中国学术史上叱咤风云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享誉国际。此外，他还是《纽约时报》说的中国最厉害的专栏作家，是散文家；出过诗集，是诗人；早年尝试写小说，14岁开始在商务的《少年》杂志发文，处女作的题目是“秀才先生的恶作剧”；同时担任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他的自我定位是“老来一书生”。
早期著作《乡土中国》、与杨绛的故事，还有坊间流传的一种风言，说他是钱钟书《围城》中方鸿渐的现实原型，等等，都让他为大众所熟知。
费孝通的一生，见证了百年中国的变迁。既是中国社会学被取缔的亲历者，也是恢复重建的重要组织者、主持者。渐渐地，他被推向学术“神坛”。
然而，在本文作者看来，世无完人，费孝通的学术才华和成就也毋需刻意回避局限。作者整理《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书的材料认为费孝通习惯“化用”别人的思想观点或者学术成果，“经过自己的阅读吸收再写出来，但极少甚至完全不在文章中提及其学术脉络，曾受益于哪些人的哪部作品的哪些观点。”
到底是当时学术撰写体例的一种不规范，还是不诚实？留给读者评判。“洗稿”是一个时髦的网络词，我们在这里借它来引起你的注意，同时请你参与讨论。相信你是真诚的。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陈心想是费孝通的读者、追随者，既无法接受被神化的费孝通，也不同意对费孝通学术成就的否定。他在两者之间平衡，寻找一种更具现实性的费孝通。学术造诣、乡村与城镇调查、人物性格，还有做学问与从政的张力，都是他要探讨的内容。
不久前在京广线的高铁上，与邻座搭讪起来，他是东北人，年龄在50左右，老工业区长大，现在在做生意。我突发奇想，随机了解一下费孝通先生在民间知名度，就问他：“你知道费孝通吗？”“知道，就是多年前那个国家政协领导。”仅止于政协领导，再没有更多的了解了。
几天后，我在一所师范院校讲座，听众主要是大三学生，个别年轻教师。讲座里提到费孝通，我问他们，知道费孝通的请举手，数百人里仅仅三五个人，后来知道基本上还是老师们，再问知道吴文藻的人，举手的人更少，知道冰心和杨绛的人，几乎全举手了。
在经历了数次对费孝通先生的知名度的这种随机检测后，我陷入了对费孝通的沉思，开始琢磨去世十多年后的一代大师在后人眼里的形象。作为戴着“学术泰斗”和“国家领导人”双重冠冕的费孝通先生，已经走入了历史。尽管如此，在不少严肃话题或者八卦新闻里，他依然还在很多人的视野里。而一个人的名声和形象，尤其在身后，更多的是“他者”进行建构的结果。
我的沉思，就是我看他人是怎样看费孝通的，这种不同的看法，其意义何在，对现实中的个人和社会会有哪些影响作用。这是个大题目，要回答好，力有不逮，这里谨奉上一己之见。
费孝通的传记作者阿古什(A.D. Arkush，也译为欧达伟)在费去世后写了一篇文章，2006年发表在《美国人类学家》杂志，其中有一句话描述费孝通的，很中肯：费孝通喜兴、健谈、精力充沛，还富有竞争性格和雄心抱负。
费孝通的相片，尤其是晚年，越来越像弥勒佛，据说在江村费孝通纪念馆的费孝通雕像就是仿照弥勒佛雕刻的。他的喜兴和慈悲的一面，这个相貌一览无余地告知了我们。他的健谈，是听过他的课和演讲的人，与他聊过天的人都能够感受到的。当然，一些同仁开玩笑说，费老一打开话匣子，就把自己上学留学调研等等人生履历啰嗦一遍。后来，晚年的讲话，他的贴身秘书张荣华多次强制让他停止讲话。虽然说费孝通从小身体较弱，不得不到女子学校读书，后来在广西瑶山调研又死里逃生，受了重伤，但他一生的事业，见证着他精力充沛，超过常人。
至于他的竞争性格和雄心抱负，我们可以撷取一个例子来窥见一斑。他在1944年给费正清夫人威尔玛的信中说，林耀华已经没有资格和他竞争，甚至前辈里的陈达，可以想见包括他的老师吴文藻都构不成他的学问对手了。他说：“我必须创造出自己的对手”，不然活不了了，生活没有趣味了。他要把竞争对手设定为在华的美国人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和学贯东西的民国大家林语堂。
在34岁的费孝通眼里，中国社会学界已经没有对手，无疑地在他眼里自己是当时社会学界一时无两的学者。这种自负符合他这个才华横溢的大才子的性情。阿古什的研究概况简洁到位。
这里需要单独说说潘光旦先生在其高徒费孝通眼里的地位。潘与费作为师徒是中国社会学史上的奇葩，学贯中西，相互欣赏、惺惺相惜。虽然在给威尔玛的信里未提潘光旦，那么30多岁的费孝通眼里是否把潘老师当作自己的学术竞争者？从已有的两人交往可以推测，潘对费的了解和欣赏应该是高于费对老师潘的理解和欣赏。直到晚年费在反思自己学术脉络时候想起潘为他的《生育制度》写的长序“派与汇”，才认识到潘在其中提出的“中和位育”的新人文思想的重要，这正是费学术里“只见社会不见人”的缺陷。
就费孝通的画像而言，除了阿古什描述的之外，还有另一种我们比较陌生的形象。据费孝通的一名西南联大的学生说，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去费的家里看望费，看到的费：一是他明白那些人把他当作“摇钱树”，几乎不正眼看他们；另一个是在费看来，放眼望去，举国谁有资格和他谈社会学，谁懂社会学？一副孤独清高俯视人间的老人形象。
从他把长长的心里话找到了当时上海大学的朱学勤，这位历史学者进行录音谈话，也可看出他对身边许多人的失望，他长期的孤独和深藏。朱学勤把谈话录音后来整理发表，据说在费孝通去世后，仍只发表部分。可见他深藏心中的话不是轻易可以吐露的。这也是费孝通的另一种图像。
两度大名的赢取
都不是因为学术
费孝通有两个阶段为自己赢得了大名，而这两次为他赢得大名的都不是其学术。第一次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抗战岁月及其之后的三年内战里，那时候，他的享誉国际社会人类学界的由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写序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虽然已于1939年在英国出版，但在国内没有影响，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的1986年才有中译本出版。他的大名当时来自于对社会和时事的评论文章。
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为了吃饭买米，他是文章快手，月均五到八篇文章出来了，到各大报纸杂志发表。读者对象甚至包括了中学生（比如，许倬云先生就回忆中学时候就爱读费孝通的文章，受益良多）和工厂工人等群体。尤其在西南联大争取民主的运动中，费上了国民政府黑名单，成了“民主教授”，也为他的大名加了分。这是费孝通第一度赢得大名的阶段。
由民盟江苏省委、江苏省文化艺术发展基金会等单位联合制作的电影《民主教授费孝通》于2010年6月13日在江苏吴江古镇震泽举行开机仪式。2011年12月3日在央视电影频道上映。图片和影片信息来自民盟江苏省委网站及《现代快报》等。
第二次是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按照阿古什的说法，那个时代的报纸和电视上，几乎每周都会出现费孝通圆圆的笑脸。从1988年到1998年，他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个阶段的费孝通因为国家事务太忙，没有时间认真投入读书和研究，尤其是把中断了二十多年的学术在这个年龄再接续上来，也实在不易。费孝通这个阶段的大名更多地来自于他作为领导人频频在媒体上和各种活动中露面。
费孝通的大名是柄双刃剑。一方面，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获取的大名使他在新政权里获得礼待，甚至被打成了“右派”也依然保持着原来的住房和工资水平。毛泽东接见过他很多次，究竟多少次，至今不清楚。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个大名，他成了统战的重点对象。尽管他之前对他的老师帕克教授的女儿和女婿雷德菲尔德夫妇说过，要做新政权的忠实反对者（loyal opposition），但他在新政权里很快变成了拥护者。这样，也造成了一些人眼中，费孝通是机会主义者的印象。就在政治地位上做到专家局副局长的“红得发紫”的时候，他似乎明白了，大哭一场大笑一场。
费的这些经历，很大地影响了改革开放他复出后的道路选择。他晚年一再地说自己口兜里只有十块钱了，要好好算计着花，给自己的人生成绩再加点分，提高一点。恢复社会学和人类学，虽然有些妥协，但在他那个年代，大风暴刚过去，前景不明朗，依然如履薄冰，这种妥协也是一种智慧和无奈。
他一再地强调自己的“十块钱”的花法，给人一种苍凉和无奈的沉痛感觉。也如阿古什所说，复出后的费孝通，需要做的事情太多，而留给他的时间又太少，实在不敢再“玩火”了。只能在依附性的前提下，行行重行行，做出自己能做的贡献，四十年代的那个身份再也不可能有了。
学术上的“瑕疵”
“化用”使他受到争议
在学术和写文章上，费孝通是“化用”高手。这种化用成就了费孝通，也给后人留下了诟病他的一个方面。就是说，费孝通把别人的思想观点或者学术成果，经过了自己的阅读吸收再写出来，但极少甚至完全不在文章中提及其学术脉络，曾受益于哪些人的哪部作品的哪些观点。
先说为他赢得国际名誉的《江村经济》一书。我们知道费孝通在江村（原名“开弦弓村”）做调研一个月的时间，离开村庄整理调查20天后，返回村庄补充调查十天。如此短时间的调查托举起“里程碑”的研究，即使费孝通才华横溢，也令人觉得颇为不可思议。
2016年4月，我作为“费孝通江村访问学人”在江村遇见了曾接待过费孝通20多次的姚富坤先生。姚先生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在《江村经济》里的“蚕丝业”一章费孝通提及参考了村长陈杏荪1931年发表的《三年办厂经过（Past Three Years of the Co-operative Factory）》，姚竟然于2009年从杭州古籍图书馆得到了这本书。
他非常高兴，阅读后判断，费最受马林诺夫斯基所赞赏的一章，主要资料来自这一本书。如果没有这本书，费孝通靠他那么短的时间，不可能获得这么详细的信息。关于蚕丝业一章，在“序言”里，马氏这样说：“我个人认为或许有关蚕丝业的这一章是本书最成功的一章。它向我们介绍了家庭企业如何有计划地变革成为合作工厂，以适应现代形势的需要。它证明，社会学需要研究社会工程的有关实际问题。”这就是说，他写得最受马老师看重的一章，其素材主要来自别人的书本，而不是自己的一手调查。他“化用”了陈杏荪的作品，仅仅在直接引用的两段加了个注释。
如果我们说陈杏荪不是学者，作为分析材料化用，那么奥格本、曼海姆和雷德菲尔德等人的作品的“化用”则是学者之间传承的事情。费孝通在出国前已于1935年在商务出版了其第一部译作，奥格本的《社会变迁》，这本书里的“文化失调”和“文化堕距”理论肯定影响了他的《江村经济》及其后来诸多作品的写作。但是我们很难找到其作品里提及这本社会学名著的地方，在《江村经济》这本强调社会变迁和文化失调的著作里，一次也未提及奥格本。
曼海姆是知识社会学的鼻祖，知识分子研究的先驱。1933年在德国纳粹迫害下去了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书，费孝通是1936年去该校读书。在《江村经济》里，也就是在蚕丝业这一章，他引用了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以及知识社会学导论》里的一个观点：“情景的定义受到主体所在社会环境的影响，通常只是事实的部分表达。”费孝通是受到曼海姆的思想影响的，但在四十年代后期关于知识分子的几篇文章中，就没有曼海姆的名字出现。
再一个很突出的就是《乡土中国》这本费孝通最受欢迎的书，如果不看其他材料，我们只看这本书，不会想到他的“乡土”概念是受到对他帮助极大的雷德菲尔德先生的启发。他在给这位老朋友的信里，自己说了是拜读了雷氏的乡村研究的论文得到的启发。雷氏的论文在发表前就给了费阅读，但竟然在《乡土中国》里没有一次提及雷氏。
“差序格局”概念是《乡土中国》里首次提出的，也是费孝通最富有创造性的一个社会学概念。根据后人的研究，这个概念也是在综合别人的已有研究，呼之欲出情况下的产物，比如潘光旦、冯友兰、以及潘的弟子李树青等人都提出了类似概念。费孝通无疑地化用了这些人的思想甚至概念，潘光旦把“差序”和“格局”都写出来了，就差放在一起了。这个提升的工作由费孝通完成。这也是学术积累的正常现象。
神坛上下多面形象
一个毁誉参半的天才学者
因为费孝通的极为复杂的经历和作为，造成了费孝通的形象也具有了多面性。在一些人那里走上了神坛，供奉起来只能膜拜而不可质疑；而在另一些人看来，他机会主义，使他失去了独立人格，甚至被否定了其早期的学术价值。在多数人眼里，费孝通则处在这两极中间的某个位置。
长寿是费孝通的一大优势。就学术泰斗这个称号来说，如果没有复出后的“第二次”学术生命和同时又是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他则很难有，四十年代那个大名只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而绝不是学术。在国内他的《江村经济》是八十年代才出版的。旧作新版，让他自己说“愧赧对旧作，无心论短长”，其复杂的心情是不易理解的。
虽说长寿是费的一大优势，也有其他长寿者，比如他的老师吴文藻1985年去世，享年84岁；费孝通的同龄同门“吴门四犬”之一的人类学家林耀华2000年才去世，高寿90岁，均未得到费氏的荣耀。即是说长寿之外，费之所以改革开放后能得到如此辉煌冠冕，更在于费与国家长期“礼待”与“合作”关系。
不管是复出前还是之后，他都不具有独立的身体和心理意识了。他的作品也打上了这种依附性的烙印。晚年的“文化自觉”概念，是他试图反思自己和这个使自己成为了“这样的自己”的这个社会历史文化的尝试。可惜他暮年体衰，只能留给后人继续探索了。
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社会学家米德说，每一个对过去的观念，都是从对当今的关照和需要的立场来解释的。对历史的解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对历史人物的名誉的褒贬----认同赞赏或者唾弃鄙夷。历史人物的名誉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份共享的遗产，对我们当今的价值观、文化认同和道德伦理建设等都有重要意义。
费孝通的泰斗形象，某种意义上，同时也是由他的及门弟子或者私淑弟子等人一再建构的。各种形式的生辰逝世纪念活动，作品纪念活动，纪念活动的文集，等等，一再地把费孝通的大师级学者的形象树立到公众和学人面前。如同格里斯沃尔德的理论所说的，形象“制造者，本质上就是信息的发送者，充满着自己的利益和打算。”这一些人会对任何质疑进行抵制的。
不久前在北京某高校一小型“学术沙龙”上，因为讨论刚出版的拙著《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几位学者就讨论起了费孝通。一位老师说：走出乡土有两个，一个是学术上的走出乡土，一个是实践上的走出乡土。她所说的“学术上走出乡土”是说，我们不能把费孝通的作品都作为真理崇拜，而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比如她说，她的老师在读到“秦亡汉兴，没有关系。乡土社会中不怕忘，而且忘得舒服”时，她就想，乡村哪是这回事，不符合实际，而老师却毫不怀疑。她看到了我的质疑，很高兴，她说我们的学术也该“走出乡土”了。
也正是因为我在《走出乡土》里的这种质疑，有些神话费孝通的人士就看了不大舒服，我也能感觉到。这种质疑对费先生的完美“神话”形象有些挑战。我只是实事求是地在表达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这些质疑实在只是副产品。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并没有读过或者认真读过费孝通的作品，尤其是早期的作品，就来判断他的“机会主义”，被看成依着权贵的身份到各地去吃“应季的大闸蟹”（戏言）。这虽然是极少数人，我们还是遇到了。这自然是对费孝通及其作品极为偏颇的不当的认识。这些人也抹煞不了费孝通曾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和一个天才的社会科学家的地位。
整理认识
知识遗产“大家小书”与“文化自觉”
在《我看人看我》一文里，费孝通对阿古什写的《费孝通传记》的态度是：“对这本书的内容我不应当多作评论，这是别人的事，而我则将从人我相看中吸收教益。”我觉得，费孝通在每位知道他的人视野里，都有一个自己的认识。重要的不是他人怎么看费孝通，而是自己如何认识并从中吸取教益，或者说如何从他人看费孝通中吸收教益。
我们处在一个与费孝通迥异的时代，学术和社会环境都有了很大的不同。费孝通的哪些遗产我们可以继承并发扬光大，哪些应该自动让其尘封，都是需要细心甄别的。费孝通的才情那是少有的，普通学者难以望其项背，才有他“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的学术性格。他的学术风格，比如散文式的学术作品，在今天的“八股体”学术规范下是否我们应该为之留有一席之地。
当下的学术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社会学家们在研究中过于看重精确测量，而不是实质性问题。美国社会学家科塞在1975年的年会主题演讲里说，使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因缘是年会演讲前不久，他的一个朋友对他说的话。那位朋友是美国一家社会学重要期刊的编辑，很骄傲地说，不管一篇论文实质水平如何，用那些老方法而不是使用回归和路径分析的新技术的，一概拒掉。这种态度，在我们当下的一些社科学术期刊，是不是也一定程度地存在着？
费孝通曾在八十年代自己的学术文选序言里说过，他的文章被国内一流杂志认为不是学术文章而拒绝发表。他说，好在他已不用评职称了。我们今天像《乡土中国》这样的读来文字带有惊艳感的学术著作和作者几乎绝迹了。费先生九泉之下该如何看待当下的社会人文科学的学术生态。这是一个当继承的遗产却没能很好地继承下来。
另一个值得深思的地方，也是费孝通颇受争议的地方就是他后来的依附性。群言出版社出版的截至到费孝通2001年作品的《费孝通文集》共15卷，从1980年开始，占了8卷，也即是说，费作品中一大半是其70岁后写的。但是数量上的优势并不能弥补质量上的缺憾。费孝通为人称道的佳品基本上都在1949年之前完成。爱因斯坦说：“企图兼有智慧和权力，极少能获得成功。即使成功，也不过是昙花一现。”
人类历史上各个时代各国的知识分子们总是希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统治者，实现自己的理想。中国古代读书人与政治的基本关系是官学一体，读书入仕和科举选官。春秋时期，知识分子毕竟还有一些自主性，孟子见梁惠王还能够“侃侃而谈”。而之后，尤其是隋唐开始的科举则把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知识分子又有着“经世济民”的传统，很难有要独立性的“为知识而知识”的人。如何让官僚与学者既相互独立又有良好的交流沟通，也是从费孝通先生的人生历程里可以深入思考的。
在学科建设上，费孝通也是毁誉参半。虽然他努力联系老朋友杨庆堃等人来为恢复后的中国社会学培养人才，像“南开班”就培养了一代社会学界中坚分子。但恢复后的中国社会学，还是明显地打上了费氏社会学研究的烙印。他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社会，也有其弊端。人类学的传统是研究他者的，而且是殖民地的原著居民。费孝通自己后来也有反思：“我是以局外人的立场去观察一个处在另一种生活中的对象，我自身有自己的生活，我按照自己社会里所处的角色进行分内的活动。”这在成伯清先生看来“尽管费氏拥有一片造福中国社会的热忱，但其立场并未真正从本土的观点看。结果就带来了‘见社会不见人’的系统偏差”，并认为在费孝通反思自己的学术理路之后，提出的“文化自觉”的洞见，则可以成为中国学术上的薪火传承，社会学同仁们的心诀。这也是我们吸取教益的一个方面。
每个人都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理解费孝通，则会“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样一位走入历史的喜兴慈祥的老人，有一份同情的温柔，也会看到他荣华背后的无奈与寂寞、苍凉与悲怆。
费孝通的身份很多，既可以是“志在富民”的农民代言人，又可以是代表他的出身的绅士阶层的代言人，也有人说他是“最后的绅士”（杨清媚）。他是享誉国际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又是《纽约时报》说的中国最厉害的专栏作家。他是散文家，散文集与他的“初恋情人”杨季康（杨绛）和“同情人”钱钟书在一个系列出版，他则在序言里自谦为“圈外人”。他还出过诗集，是诗人，早年还尝试写小说，14岁开始在商务的《少年》杂志发文，处女作的题目是“秀才先生的恶作剧”。他自我定位为“老来一书生”。他以“学术泰斗”的光环离世，但两度赢得大名的都不是学术带来的荣耀。只要换个侧面观察，每一个人的眼睛里，都会有一个不同形象的费孝通。关于费孝通的功过是非的争议还在继续。他，并未离去。
（作者：陈心想，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研究员、《走出乡土》作者）【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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