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良志，1955年生，安徽滁州人。曾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为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曾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高级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艺术之间关系的研究。代表作有：《石涛研究》《八大山人研究》《南画十六观》《中国美学十五讲》等。
午后，北京大学校内的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一座院落，曲径通幽，隔绝了外界的喧嚣。学者朱良志就在这里读书，思考，写作。
朱良志对于艺术的研究，与当下诸多艺术史学者不同。除关注作品的艺术风格外，他更致力于从绘画、园林、建筑等艺术形式背后，抽绎出中国美学的独特精神——超脱于物质之外、知识之外，甚至规则秩序之外，追求真性的传达。“如果仅仅沉溺于概念之中，恰恰容易落入传统艺术所要极力避免的窠臼，而且有时候也会滞碍自己对艺术的感受”。
通过一篇篇有如导览图式的优美文章，朱良志试图慢慢将读者带入千百年前诗与艺术的世界，以此寻觅古代文人背后的思想特质和精神境界。传统艺术所传递的，正是对于自然的追寻，心灵的体悟，和对于物的珍赏和尊重。这或许可为当下人们的精神焦虑和生命困境，开拓出一方天地。
贯通古籍，沉潜艺术
让绘画文献“活起来”
儿时的朱良志对书法情有独钟。因为家里有时笔墨纸砚缺乏，他常跪在地上，用笔蘸水，在大青石上练字。童年时期这个没有功利心的爱好，为他后来研究中国艺术奠定了基础。
1978年，“文革”结束第二年，朱良志考入了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大学毕业以后，朱良志被留校任教，为著名学者祖保泉做助教。祖保泉对书法、篆刻、古体诗词都有很深的造诣，对学生严格甚至于严苛。朱良志的工作，就是为老师擦黑板，一擦就是8年。恰恰就是在这8年里，他学会了倾听，培养了对知识的崇敬之心和对艺术的良好感觉。
在安徽师范大学，老师要求朱良志背诵《说文解字》等古籍、通读浩瀚驳杂的“二十四史”。图书馆里大量金石书画方面的藏书，又给了他沉潜下来的契机。朱良志的文章常以传统的辞章典籍诠释传统艺术，层层剖析绘画背后的精神意蕴，与早年对古籍融会贯通的功力密不可分。
1999年，朱良志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着重思考艺术、哲学、美学观念的问题。除了讲课，他经常跑到图书馆、博物馆，阅读古籍，看艺术品。为了研究石涛、八大山人，寻觅研究所需的资料，他去过几十家图书馆、博物馆。朱良志尤其注重对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发掘：“现在很多绘画方面的文献，主要还是在画家之间流传。但是它们背后，其实蕴涵着独特的生命智慧和思想观念。我尝试发掘它们背后的价值，让它们在更广泛的领域里面活起来。”
“我们现在经常被时尚推着走，这常常让我们把欲望放大，拉到无限的地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为生活所苦恼的内在缘由。当人荡去种种执着和束缚，就会有‘半在小楼里，灵光满大千’的感觉。如果我们学会了欣赏的态度，那么，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得更从容。”朱良志希望厘清古代艺术思想背后的理念，并通过这些理念，解决当下人们的困境。
对话朱良志
不能以秩序、概念、法门牢笼艺术
新京报：中国艺术重视内在超越和精神气质的传达，为什么中国可以形成这样独特的艺术理念？
朱良志：这里面有观念的演进、思想的发展，也有内在的因缘。在先秦时期，道家一经出现，就具有所谓“反知识”的倾向，思考文明累积本身的负面作用。东汉末年，佛学传入中国，与道家思想结合，更重视人内在心灵的体验，“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不立文字”成为重要的思想发展方向。
中国哲学与西方有很大差异。中国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成人之学”。提升人的生命境界的学问，人的品格的提升，有时比获取知识更重要。而知识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提升人格境界。比如魏晋的清谈，知识分子通过对存在价值的辨析，寻找永恒的意义。他们品评人物气象，追求“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那种精神气韵和风格，其实是确立人本身的精神价值。魏晋时期对中国后来的艺术影响很大，带有思想解放性质。嵇康、陶渊明身上都具有反对既成秩序、强调个体生命价值的成分。
新京报：在历史上，中国艺术精神本身也是不断变化的。为什么在唐宋之后，中国人越来越重视心性？
朱良志：从艺术哲学发展的大方向来看，中国艺术从注重外在形式到内在觉悟，强调心灵的体验，这个转换是在中唐以后开始的。
人们荡去了外在物质、地位、高下尊卑的概念，以及附着的秩序，使人变得更从容。以元代倪瓒的画作《容膝斋》为例，这幅画画的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里“审容膝之易安”的语意，所传递的首先是人生命的有限性，人存在的局促，生命的困境，无论你握有怎样的物质，相对于广阔天地、绵延时空，都是非常渺小的。但是若能从物质的握有、从知识的葛藤中透出，浑然与天地共体，与天地同流，有限中就会有无限，你就可能有纵肆逍遥的心灵腾挪。中国哲学讲的“万物皆备于我”的精神，讲“具备万物，横绝太空”的精神跃迁，就是如此。从欲望角度来讲，人无所不在有限之中，如果我们荡涤这种目的性、功利性，人就可以变得自由。苏轼说，“惟有此亭无一物，坐观万景得天全”就是这个道理。
新京报：禅宗哲学对中国传统绘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朱良志：禅宗对概念、终极价值的超越深刻影响了中国艺术。我们现在强调“知识就是力量”，其实有时候知识也是障碍。董其昌归纳为，“知之一字，众妙之门”、“知之一字，众祸之门”。不是反对知识，而是强调不能完全以既有的秩序、僵化的概念、固定的法门来牢笼艺术。
禅宗在发展过程中，向一种智慧哲学的方向发展，其中的思想对中国艺术，乃至普通人的生活都会产生影响，无论你是信或不信禅。我们现在对佛教思想和禅宗的误解特别大，觉得佛教就传递着四大皆空、一切都无所谓，就这样软绵绵的。其实，禅宗里面常用“香象渡河，截断众流”比喻人悟道的彻底，“两头共截断，一剑倚天寒”，都是非常有力量感的。
道家和禅宗有一种很宝贵的思想：儒家思想强调秩序，其中君臣、父子、尊卑之说有时也构成对文明发展本身的挑战。我们今天讲弘扬传统文化，并不等于弘扬儒家思想。道禅哲学超越秩序的思想，其实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补充，对构建现代的精神文明，并不一定就是不需要的。
新京报：了解传统艺术精神，可以从哪些方面改变今人？
朱良志：我们现在虽然科技发达了，分享信息、知识的途径和能力变得非常强大，但我们对知识的理解并不一定上升。因为知识越来越短、平、快，让我们没有更多时间思考，抽象思维能力在退化。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通过看手机、多旅行来涨知识，因为思考少，我们辨别知识的能力下降，创造新的知识机能钝化。现在人们交流的手段真是太多了，我们反而感到可以交流的东西变少了。
学习传统艺术精神，可以陶冶我们的趣味，安定我们的心灵，丰富我们的生活，促进我们的思想。艺术的熏染，对艺术本身的深入思考，也可以促进我们了解存在的价值，自己亲自去写、画、听，脚步频繁踏入博物馆的门，分享艺术，也会更好地欣赏生活，更好地面对山河大地。
（作者：宋晨希，新京报特约记者）【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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