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喜欢谈论一个被分割成不同群体的世界。有时我们使用民族、文化或政治特性，作为区分这些不同群体的基础。君主政体对共和政体；国家导向型经济对市场导向型经济。在这些领域相似性的基础上产生了同盟。至少，大家都是这样宣称的。
然而，放眼当今充满复杂性与多样性的世界，当我们试图去给国家分门别类时，存在更为微妙、通常也更难以形容的标准。过去十年，一些分析人士多在谈论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各个国家要么饥肠辘辘，要么脑满肠肥——他们都极尽攫取之能事，或对已经到手的几乎心生烦腻。但当下，似乎所有人都在孜孜以求着什么。问题是他们何时才会感到满足。
这令中国人相对于自己的国家产生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盛行的观点。
准确捕捉到一国思潮并非易事。毕竟，任何国家都存在太多太多不同的声音、希望与心愿。究竟如何才能轻易地将这些归纳总结？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声音。为何试图去将这些声音囊括进一个支配性的叙事中？我们最多能说，眼下的情况非常复杂——尤其是当社交媒体已经让我们听到了那些本没有出口的声音时。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问题是他们是否愿意发出自己的声音。
通过分析态度来描绘国家间的不同
2018年，一个描绘国家间与各国不同思潮的方法是观察当下的民众看法以及这些看法在近期的走势。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个巨大的鸿沟，一些人沉迷于怀旧情绪而裹足不前，他们希望能够回到过去充满确定性的好时光；而另外一些人则乐于展望未来，他们坚信未来将与过去截然不同，因此必然会变得更加美好。
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及英国2016年决定退出欧盟的全民公决是这种怀旧世界观以及被这种情绪影响的国民思潮的两个典型代表。唐纳德·特朗普承诺将“令美国再次伟大”。他诉诸于美国民众对于二战后的集体记忆，当时的美国真正地主导着世界，并拥有在全球大部分地区施加影响的能力。即便是当时的苏联，也似乎生活在美国的阴影下，虽然前者被视为一个足以抗衡美国的超级大国。
在美国国内，人们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念念不忘，当时越战还未开战，美国还拥有无穷无尽的信心，或者看起来拥有无穷无尽的信心，当时人们还坚信明天绝对会比今天更美好。当时的生活似乎很单纯，商品极大丰富，“美国梦”也触手可及。这一时期被当下的美国人视为一段黄金岁月，无论历史学家或许会对这种想法的真实性提出何种质疑。
英国也是一样。二战后的那段时期也被视为是一个更为单纯的年代，当时还没有诞生令凡事都复杂化的欧盟，英国还存留着些许昔日帝国的荣光，整个社会也似乎更为稳定、更为安全。在“脱欧”运动中，这种对于大不列颠帝国的记忆发挥了隐晦但重要的作用，而对于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不断提及正是利用这种记忆的最佳注解。对于很多人来说，那段历史是一个真正英雄辈出的时代。而现在，那些鼓吹“脱欧”的人不禁要问，英雄何在？
重温失败、牺牲与辛勤劳作的岁月
中国人对于他们的近现代历史无法拥有如此美好的记忆。他们首先需要面对的是清朝（公元1644年-1911年）晚期的悲剧，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惨遭外国殖民列强的瓜分与凌辱。然后，他们需要面对的是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公元1937年-1945年），这场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浩劫及无以计数的人员伤亡。随后，他们又不得不面对重建国家时经历的牺牲与辛勤劳作。而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经历了无数挫折、无限挑战以及贫困与危机带来的巨大威胁。
现在，年轻的中国人在重温这段历史时绝对不会饱含怀旧情绪。他们会有感于先辈们的艰苦奋斗精神，但他们从未想过要回到过去。对于他们来说，未来并非往日重现。未来代表着更新、更好和不同。
这令中国人相对于自己的国家产生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盛行的观点。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美好，未来一定是与过去截然不同。饱含深情地回首过去毫无吸引力可言。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宣称，它想要“再次伟大”。而在中国，唯一的愿望就是令国家变得伟大。虽然回顾中国过往那些伟大帝国时期的辉煌岁月是很不错，但这种回顾更多地是作为表达中国文化自信的宣言，而非试图在当代重现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唐（公元618年-907年）王朝。
未来的发展态势在于实力资产
对于未来的发展态势而言，对于就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在现代历史上首次可以将自己称为一个拥有全球影响力的中等收入国家而言，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中国版本的现代性超越了政治领域。这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工程，远超单纯地创造增长与财富。在当今这个时代，中国或许拥有最多的实力资产。
毕竟，怀旧通常是回归过去的避难所，而非通往未来的驿站。在中国，焦点恰恰是在未来——一个可以像很多、但绝对不会像过去的未来。
——原题为：中国指望乐观而非怀旧
（作者：凯瑞•布朗，伦敦国王学院中国学教授、中国研究所主任。）【来源： 中美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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