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叶企孙？有人说，他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的创建者，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他测定的普朗克常数和高压铁磁性的研究是重大的物理学成就；有人说，他是著名的教育家，和蔡元培、梅贻琦鼎足而立，为新中国培养出许多重量级的科学家；有人说，他是著名的哲人，将他与陈寅恪、梅贻琦、潘光旦并称为“清华四哲”。
然而，以上的“著名”二字，都不得不加上引号，因为对大多数国人来说，叶企孙其实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如果提起钱伟长、赵九章、钱三强、邓稼先、李政道、杨振宁、王淦昌、朱光亚，大家都会如雷贯耳，但少有人知道，这些人都出自叶企孙的门下。
叶企孙（1898.7.16－1977.1.13）
在叶企孙之前，中国物理学堪堪起步。虽然从清末开始北大已经有了两个物理教授，侯卫精和夏元利，但举步维艰。叶企孙的来临改变了这一混乱局面，使整个现代物理学教学一步步走向正轨。直到现在，中国大学物理学教育的起始依然要归功于叶企孙。他在讲坛站了大半辈子，一生诲人不倦。
然而，他晚年被迫卷入政治运动的泥潭，在种种强势高压下，生活潦倒落魄，最终沦落到北京街头沿街乞讨。尽管如此，他却依然保持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气节。从上世纪70年代起，这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与教育家逐渐被世人遗忘，直到1990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校友在清华设立“叶企孙奖”，1992年，叶企孙昔日的学生，包括王淦昌、王大珩、吴健雄等127名海内外学者联名呼吁，在清华大学为叶企孙树立铜像，他的名字才重新被人提起。
我们本不该遗忘他，尤其是在何为教育、何为大学依然如迷雾般亟待明辨的情况下，他的一生事迹依然具有典范意义。2018年7月16日，恰逢叶企孙先生诞辰120周年，我们推出此专题，以资纪念。
从“好学生”到“好老师”
叶企孙，原名叶鸿眷，1898年7月16日生于上海。因自幼聪颖过人，父亲便将更多期望和热忱倾注到了他的身上，自他3岁起即亲自启蒙，教以识字，令其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经典名目。
1905年3月1日，叶母顾氏病逝。丧妻之痛使叶父身染重病，病中立下遗嘱，要求子孙：
慎择友、静学广才、行已俭、待人恕、勿吸鸦片、勿奸淫、勿赌博、勿嗜酒、勿贪财。
这份立得有点早的遗嘱（叶父1935年5月1日去世）被叶企孙视为父亲留给他的最宝贵的遗产，一直精心珍藏作为修身指南，遵嘱而行，一丝不苟地塑造自己的品格与情操。
与这样的言教相配合的还有叶企孙祖父叶佳镇的七八千册藏书，其中还有碑帖拓本、字画、碑帖、古董等等，这些成为叶企孙幼年生活里最为直接的文化感知，在他的心中早早播下了一心向学的种子。叶父1902年与黄炎培等奉派赴日本考察教育半年，归国后致力于创建新式学校，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叶企孙。
1907年秋，9岁的叶企孙进入上海敬业高等小学堂（今敬业中学）读高小一年级，开始接受西算、理化、博物等现代科学教育，并且十几岁读完《诗经》《礼记》和《左传》等古书，为之后的中西兼学，文理兼容打下了基础。
有了成为好学生的外部条件，叶企孙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崭露头角。
1911年2月，他成为清华学堂首招的第一批学生。清华学堂因武昌起义停课后，1913年夏，叶鸿眷以叶企孙为名再次考入清华。
1911年，年仅13岁的叶企孙报考清华学堂，并被录取。
清华学校开设的课程并不能满足他强烈的求知欲，他把很多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参加学生社团及其他活动上。1914年创办的《清华周刊》曾分8次连载叶企孙所写的《天学述略》。他所写的《考正商功》《天学述略》《中国算学史略》《革卦解》等都在《清华周刊》和《清华学报》上发表。1915年，他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美国数学杂志等国内外出版单位的联系多达12次，刚满17周岁的叶企孙已经俨然以成熟学者的姿态同校内外、国内外的出版部门和编纂机构打起了交道。
1915年暑假后，叶企孙开始参与擘画“清华科学社”并较长时间担任管理职责，青年叶企孙深孚众望，不但热心公务，且智慧超群、组织能力强。日记显示，叶企孙读过大量中外经典、传记、小说、算学、天文、科学和文学著作。他写下“惜光阴，习勤劳，节嗜欲，慎交游，戒饮酒”以自勉，并将“至诚动金石”作为交友的要义。
叶企孙常常把各种古题用现代数学方法演算一遍，并在演算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和谬误。他凭自己的判断或演算予以指明，或加按语，或给予纠正，于是有了1916年发表在《清华学报》第2卷第2期的论文《考正商功》。他由此养成了入微探新的专业基本功，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优秀的学者品质。
今天的清华学堂。清华学堂是清华大学的前身，始建于1911年，是清政府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1916年11月，叶企孙出国留学前做了一件事，他制作了一张自1909年第一次派遣出洋生至1916年学生所选学科的分类表。他在分析表格后认为，已去美国留学的清华学生中学工程和文法的比例过高，学纯粹科学及教育和农学的过低，而他自己的天赋不适合学农，因此他留学的方向应是纯粹科学与教育，这预示了他后来对物理学一生的选择。
1918年后，叶企孙先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后转入美国东部的哈佛大学研究院Jefferson实验室，短短3年就攀上精确测得普朗克常数h值和高压磁性两座世界科学研究的高峰，以行动实现了自己所定下的“研究工作要有30年不变”的自信与决心。
学生时代的叶企孙就凸显出了作为杰出科学家所必备的灵性、远见卓识及踏实作风，不但用功读书，成绩好，并且能求真正的学问，在书本和试验里找到自己的快乐，认定学问为终生事业，以学者态度看待和讨论问题，找到证据再下断语。这样的基本素养是他日后成为好老师，进而成为众多大师之师的内在肇因。
尽“好老师”职责，做“好国民”
叶企孙在清华上学时就清晰地认识到：“学生当注重科学之理解，以探天地之奥窍，以谋人群之幸福。庶几国家日进于富强，而种族得免于淘汰矣”，事实上就已经奠定了他作为好国民的认知基础。
叶企孙与当时大量赴欧美及日本的留学生不同，他并不跟随大流，不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或者追逐金钱，而是跟随现代物理学的名师做研究，站在当代科学发展的前沿，不但努力掌握最新科学成就及方法，而且与这批国际上最优秀的科学家保持联络。回国后，他一方面继续国外的研究工作，紧跟世界科学潮流，另一方面挑选有天分的青年学生加以培养，再派他们到国外师从顶尖的科学家，如此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中国科学家梯队。
叶企孙将这一想法在东南大学小试牛刀，一年多就培养出了自己的得意门生赵忠尧、施汝为，并将两人带到清华做助教，他们与另一位学生柳大纲后来都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1925年到清华后，这一目标和方式变得更为清晰。1926年3月，北京学生抗议游行示威遭军警开枪射杀，发生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当晚，后来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主要奠基人的王淦昌与几名同学到叶企孙家中讲述了白天的血案，叶企孙神色激动地盯着王淦昌，一字一顿、低沉有力地对他说：
“谁叫你们去的？！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什么会挨打？为什么落后？你们明白吗？如果我们的国家有大唐帝国那样的强盛，这个世界上有谁敢欺侮我们？一个国家与一个人一样，弱肉强食是亘古不变的法则，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到外国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
说罢泪下如雨。叶企孙的激情与卓识感染了王淦昌，成为其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并决定了他毕生的道路。
叶企孙以建好物理系为立足点，并与在美留学时认识的陈寅恪、赵元任、吴宓保持密切联系。1926年4月29日，叶企孙担任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接着任理学院长、代理校长、校务委员会主席等职，算上西南联大在内，叶企孙在清华连续任教了27年。
虽然相对于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叶企孙当时的资历尚浅，但他们提出的文理会通、古今贯通、中西融通的教育理念也深得叶企孙认同。叶企孙将这些理念具体化为“学术并重、理工会通、理论与实验并重”，并在教学中实行。
清华物理系成立之初，教学条件远逊于他此前所在的东南大学，但叶企孙独特的教学理念将当时条件更好的化学系学生王淦昌和施士元都吸引到了物理系。叶企孙推荐他们阅读《居里夫人传》，引得施士元后来真的去读居里夫人的研究生。
1929年7月，叶企孙任理学院院长，确定“理学院之目的，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欲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国家学术之独立”。他发表演讲指出，中国教育与科学落后，对科学的信仰不够，提出“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两者并重”，并直言“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于研究科学”的说法太没有根据，而“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文明中立足。”
叶企孙千方百计延揽良师，不问回报。他曾谦虚地对学生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这话展示了叶企孙的自谦与君子坦荡荡的人格魅力。他尽力让“教授治校”“教授会”从文字落实到办学实践，领头创建专业团队，抵制原外交部过度官僚化的管理。在校长频繁更迭，各方举棋不定之际，最先提名梅贻琦为大学校长，经过反复争取，终获政府任命，从而开启了清华历史发展的“黄金十年”。
叶企孙在担任庚款留学生的选送工作中，探索出了高效选拔人才的有效方法。从1933年首届学生到1944年第六届学生，中美庚款留学生共录选234人。虽人数不多但成才率极高，半数以上都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多数成为中国科技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们引领中国部分科技领域进入世界前沿，对当时中国的抗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及1949年后中国的建设和“两弹一星”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叶企孙与他志同道合的学生们共同奠定了中国的现代科教事业。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因为方向正确和顽强的团队拼搏精神创造了奇迹。若从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国民的经济生活状况看，中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落后很多，但是从高科技领域考察，中国当时与最先进国家相比差距并不大。这得益于叶企孙的洞见与努力。
国家危难之际挺身做“好国民”
国家危难之际，叶企孙以各种方式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作为清华教职员公会会长的叶企孙与同仁先垫付千元汇至黑龙江“犒劳卫国战士”，后与翁文灏将两人代理校长的两月薪俸全部捐给“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鉴于国防需要，叶企孙意识到引导学生学好科技才是重要的救国之计，于是在指导许孝慰、杨龙生的毕业论文时选择与方位测量器相关的课题，用以在军事上测定敌军炮位所在；同时指导学生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开展军事技术训练。他还指导研究生熊大缜以《赤内光线照相之研究》作为论文选题，并使用红外照相技术拍摄了西山夜景、清华俯视全景，这项研究也可用于军事，在国内属首创，在国际上也属前沿。
1937年冬，冀中军区中共组织到平津寻找和动员可靠知识分子去冀中抗日根据地协助解决医药、通讯以及杀敌武器等方面的技术问题，叶企孙最疼爱的学生熊大缜去了。叶企孙不顾环境恶劣、汉奸与特务跟踪的危险，毅然决定留在天津做熊大缜的后盾，亲自投身秘密抗日活动，组织数十青年学生和科技人员自掏腰包为冀中提供所需要的物资和科技人员。
为了购买炸药和无线电收发设备物资，叶企孙用尽自己的积蓄和人际关系在天津暗中募捐，最后他不得不动用清华大学备用公款计2万余元。这批技术人员到冀中即制成氯酸钾炸药、电引雷管和地雷，多次炸毁日军列车、桥梁，受到军区首长聂荣臻司令员的表扬。这些事迹因后来的电影《地雷战》而家喻户晓，但很少有人知道真实的当事人是叶企孙、熊大缜等人。
1938年9月，叶企孙在天津组织地下抗日活动被敌人发觉，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危险，他不得不离津乘船南下经香港到昆明。虽为羸弱书生，但叶企孙并不缺少勇气，他本志于以科学、理性的方式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但在外敌入侵之际没有退缩，而是挺身而出，演绎了一场书生上马击贼的好戏。他不仅仅是位卓越的科学家、教育家，而且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正义感，是个不言政治、内心却充满责任感的志士。
叶企孙还充分利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发展各种尖端技术殚精竭虑。1929年2月，他邀请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访问清华大学，以图创办航空工程专业，但当时这一远见并未引起校长罗家伦的重视因而未能实现。后来他抓住机会派中国学生到冯·卡门门下求学。1932年夏，叶企孙又托在法国留学的学生施士元向他的导师居里夫人购进50mg镭，装配到赵忠尧的核物理实验室供实验使用，这是中国最早使用镭做实验。
1934年，叶企孙辞去物理系主任，筹划建立几个与国防相关的特种研究所，相继建起了农业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航空研究所、金属研究所，并指导师生在清华校内和南昌先后建造了风洞（1937年，在南昌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风洞，比加州理工学院的风洞还大50%）。叶企孙凭借自己广博的知识和前卫的见识，精心挑选和配置各研究所专家，不仅为国防服务，也开创了中国大学科研与实际应用密切结合的先河，有机会有能力在国际前沿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对抗日战争和中国各项先进技术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清华大学金属、无线电和农业特种研究所科研人员合影。第一排站立者左四为叶企孙、左五为梅贻琦，下蹲者中为吴有训。
除此之外，叶企孙和他的学生赵忠尧、王淦昌等人对核科技的追踪更显示出他是一个“好国民”。
1945年，叶企孙的好友萨本栋得悉美国邀英、法、苏、中四个盟国派代表观摩美国6月30日的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演习，叶企孙的弟子赵忠尧抓住这个跟踪原子能研究前沿的好机会，实地观看了原子弹爆炸试验，并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将目测数据记在脑海里，并用萨本栋从国内秘密汇来的12万美金加上自己秘密打工的钱购买原子能研究的关键零件设备。叶企孙则在国内追踪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信息，请求拨款购买原子核物理设备，与学生钱三强及其夫人何泽慧等人筹建原子能研究所。
1950年8月底，赵忠尧终于完成了购买零部件的任务，将它们打乱装进20多个箱子以迷惑检查，几经周折终于11月27日抵达香港回国。1955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就是用赵忠尧带回的零部件建成了中国第一台加速器，从而培养了一批批年轻的科技人员。
1959年有人问王淦昌：在美苏严密封锁一切科技信息的情况下，中国自力更生实施“596工程”有没有把握，王淦昌充满信心地给以肯定回答。其底气就在于叶企孙的多年经营。王淦昌与“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I.Robert Oppenheimer）都是M.Born同时期的学生，彭桓武30年代师从M.Born，程开甲与杨立铭1946年师从M.Born，黄昆1947年到爱丁堡大学跟M.Born做研究。叶企孙这些人才培养的筹划为中国研制成功制造出两弹一星奠定了科技人才基础，使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国家。
叶企孙是中国“两弹一星”真正的鼻祖和奠基人，称为“两弹一星之祖”也不过分。陈芳允称这位敬爱的老师“献身科学，说得少、做得多，爱生知生；无私奉献，为祖国、为人民，清白一生。”
群体失控之时依旧做“好人”
晚年叶企孙在磨难中的表现更能证明他是一个彻底的“好人”。作为熊大缜的老师，他曾陷入熊的冤案，被诬陷为特务，先后被揪斗、关押、抄家、停薪、到劳改队接受改造、关“牛棚”、含冤入狱。
自1967年8月起，叶企孙多次被勒令写各种交代，但他坚持不说假话，保护清白的人。1968年 2月9日，有人逼他揭发钱三强，他写道：
“我对于钱三强总的印象是：他对工作是努力的，他的思想是比较进步的。”
1968年6月28日，70岁的叶企孙被戴上手铐关进监狱，现存叶企孙在被关押期间留下“笔供”的材料表明他至少受过8次“正式”的连续提审，还有一份叶企孙手写的11页材料，每页均有叶的手印，上盖有一枚“1968年8月8日”的长章。8次提审记录显示，9月4日那天，从早上8：40到晚上10：10分，叶企孙一直在接受审问，精神和肉体均备受折磨。
笔供材料中，在写到1930年他在哥廷根大学进修的一段时间时，他说：
“那时，在哥丁（廷）根大学的中国学生很少；据吾回忆，只有一个叫曾省（曾炯之），是学算学的。吾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而事实上，他的得意门生王淦昌当时就在这所大学，而且叶企孙所听的很多讲座与课程就是王淦昌所上的课，王淦昌的儿子王德基后来提供的叶、王与曾炯之三人合影照片也显示当时两人的交往很密切。但此时正在从事秘密核武工作的王淦昌如果在叶的交代材料中出现，不只王淦昌将遭灭顶之灾，中国的核弹事业发展也将受到重大影响。为了中国的未来，叶企孙选择了沉默。
在狱中，他虽然有时也被迫“交代”了一些“罪行”，但仍保持一位伟大学人和科学家实事求是的气概。有一次，提审人就一个他记不清的问题要他写书面保证，他说：
“我不写保证和任何文字上的东西，我只能说我（记）不清。”
提审人要他态度老实，他说：
“我是老实的，我是科学家，我……，我是老实的。”
尽管受到许多不公的对待，他对自己的遭遇却淡然处之。在叶企孙的生命快到尽头之时，学生钱临照去看他，发现他依旧在不断地买书看书，订购外文期刊，依旧时常和人谈起他所喜爱的科学史和古诗词。谈到深情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诸甥侄书》中的一段指给钱临照看，引此文来表达自己此时的心境：
“吾狂衅覆天，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但叶企孙的真实形象并未与其内在品质相称地屹立于世人心间，叶企孙的名字依然是缺席的，只是叶企孙自己并不在意这些外在的声名。有人问，经历半生的沉浮得失，叶企孙为何还是如此坦白温和地看待世人，不求理解，不加责问，没有敌意呢？因为，他真正的敌人是愚昧与权势。他的一生似乎在向人们昭示他早年写在日记中的一句话：
“向前直进，毋灰心，毋间断。”
（作者：储朝晖 ）【来源： 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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