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论”妙笔黄兆均

怪论”，本港报纸一种特殊的文体。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报纸副刊出现“怪论”栏目，《新生晚报》的“怪论连篇”，《新晚报》的“横眉语”，《明报》的“三苏怪论”，老一辈读者今日谈起，尚津津有味。

怪论之怪，形式上，正言若反，香港人所说的“讲反话”，弃一本正经论政及社会民生，以嬉笑怒骂，辛辣、风趣、幽默指点社会百态；文字运用方面，以“三及第”的语言表达。白话文、文言文、广东话混合，故称“三及第”。香港的粥店有“及第粥”，内有猪肝、粉肠、猪肚、瘦肉，从“及第粥”至“及第文章”的现世，也真谐趣，“及第文章”尤是香港首创文风。

报人中以写怪论深得读者喜爱的，有两支健笔，一为三苏，一为无牌议员。

三苏五十年代初，在《新生晚报》写“怪论连篇”专栏，应该说尚有梁宽。出主意是梁宽，两人同时写，“经纪日记”也是梁宽先写，写了不久就不写了，才由三苏写下去，笔名经纪拉。两人先後在这家晚报轮流做总编辑。梁宽原是老大公报人，在《新生晚报》退休後移居美国，以梁厚甫笔名替《星岛日报》及新加坡《南洋商报》写国际时事分析文章而名声大起。至於《明报》的“三苏怪论”，迟至六十年代刊出，後由哈公接笔，哈公又因故弃写，王亭之写过一段短时间。

三苏即作家高雄，有笔名“小生姓高”，其馀笔名颇多，有吴起、史得、经纪拉、但丁、石狗公，後来多用三苏，他在《新晚报》写小说用史得、但丁，“但丁遊天堂”刊於小说版“天方夜谭”；替《大公报》的“小说林”写连载小说“石狗公日记”用石狗公。石狗公是一种鱼，当年我往鲤鱼门海面钓鱼，常钓得石狗公。这种鱼身长三、四吋，身形似石斑，石斑是贵价海鲜，石狗公充作石斑，讽刺香港社会有一类中产或小资产的阶层，充当大财团的大班，四处混钱混地位。

高雄多产，替多家报纸写连载小说，左中右不同立场都用他的稿，一天写过万字，行家传闻他在麻雀枱上写稿，一边叫胡，一边写稿。类似的多产作家还有唐人（严庆澍，严浩父亲，《新晚报》高层，与罗孚共事，“金陵春梦”长卷式作者，现代小说笔名阮朗等近十个），唐人每日在不同报社写多篇连载小说，日写过万字，一部分在发稿的每一段空间写作。

校对高雄的稿件很棘手，《新晚报》当时只有一位校对员看懂他的字，别的没有办法，校对主任便指定高雄的稿由这位校对员去做，校对员形容高雄的字“似水蛇春”，字字相连，笔画甚简，有时靠估。他只承认写稿似车衫，即家庭式衣车，左手推稿纸，右手不移动拿笔写字，不承认一边打麻雀一边写稿。

另一支怪论健笔为“无牌议员”，专栏“横眉语”作者黄兆均。

《新晚报》创刊时，主要副刊“下午茶座”，多由名家执笔，叶灵凤的随笔，宋玉（王季友）打油诗“醉酩兵丁”、梁慧如（梁羽生）“文艺杂谈”等。其中怪论专栏“横眉语”，编排在报眉下面，版面最顶的位置。作者“无牌议员”，即为资深报人黄兆均，日常幽默风趣。

黄兆均起用“无牌议员”笔名堪称一绝，五十年代港英政府的立法局，由官守议员与非官守议员组成，布政司、财政司、律政司等政府高官，为当然官守议员；英资怡和集团、太古集团、九龙仓集团、滙丰银行等各集团众大班，是必然的非官守议员，最後，立法局主席宪制指定由港督出任，构成英国话事的一言堂立法局，没有一把市民声音。那好，作者自封“无牌议员”，你高官在立法局攞正皇家牌，高谈阔论，说一口皇话，我“无牌议员”，说话由我，挥斥方犹，讽刺时弊，替升斗市民口吐冤气，文章嬉笑怒骂，语调幽默风趣，针针到肉，虽有人不快，奈何不得，怪论的张力，有些时候比一般论政文章更易深入市民之心，“无牌议员”之名遂在读者中叫座。

读者爱读怪论，因“三及第”文字俏皮，一句话或一段落，夹杂了白话、文言、广东骨，维肖维妙，常常惹人发噱，笑在肚裏。

“无牌议员”与三苏相对而言，“无牌议员”的文章用广东话较多，例如，针对一面倒支持港府倒行施逆的，指其为“冇腰骨”、说话不算数的官“冇口齿”、救灾不力部门“一镬泡”、官员一唱一和“扯猫尾”、追捕小贩“一仆一碌”、公屋小到无法转身如“顶趾鞋”，这些市民常用口语，耳熟能详，引起共鸣。

文章又夹杂文言文，如第一人称的吾、余、予；第二人称的汝，尔；第三人称的其、之等等。之、乎、者、也、言、哉、焉、矣、曰的文言文虚词与白话串句，如“汝等市民”，讽刺政府文告中常用的字眼，视市民如奴僕。

黄兆均多用“广东骨”，因是“香港仔”，二战前在名校皇仁书院毕业，名副其实的“书院仔”，社会上的俗语平日听惯了，用来得心应手。三苏文章高手，毕竟是江浙人，有些“广东骨”恐怕听不明白。

黄兆均在副刊“下午茶座”写怪论“横眉语”的同时，另有专栏“童言集”，笔名“无忌”，合起来成“童言无忌”，足见他使用笔名一如“无牌议员”很有心思。“童言集”是小框文章，每日三则，每则不超出一百字，约束在五十字以内，三言两语，讽刺时弊，反映民情，往往一针见血。他的怪论有相当读者，思维常有新意，文笔潇洒，却在本地报史被忽略。

黄兆均在报界资历很深，皇仁书院毕业後，一九四一年日军佔领香港，他离港辗转经粤北徒步至桂林，进《广西日报》，先後做过採访及翻译，桂林沦陷，转赴重庆，进入《时事新报》。抗战胜利，他游走於西北，再抵上海，经新闻界名人金仲华推荐，为“民主同盟”的政党刊物《民主》撰写国际时事述评，再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处任职。一九五○年《新晚报》创刊，黄兆均任採访部主任，以唐先笔名在第三版本港新闻写短评“未晚谈”，这时期共事的有罗孚、严庆澍（严浩父亲）、刘芃如（刘天兰父亲）、金庸、梁羽生等。六十年代中，《东方月刊》英文杂誌出版，总编辑是原来《新晚报》翻译主任刘芃如，刘芃如应邀赴埃及参加国庆活动不幸飞机失事，死於空难，黄兆均转至《东方地平线》。六十年代中期，《大公报》创办英文版《大公报》，读者对象是外国人士及不懂中文的中国人，黄兆均出任副总编辑。

       黄兆均在一九六一年以《新晚报》记者身份，飞往日内瓦，採访中、美、苏、英、法等十三国外长出席的“日内瓦”会议，解决老挝问题，除了新闻报道，他兼写散文式的通讯“莱梦湖的早晨”等，文笔清丽，选入作家文集《新绿集》出版，文风别於他的怪论。罗孚最後一篇手稿，正是悼念这位昔日共事的怪论主笔。

（作者：张茅）【来源：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