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随想”并不“高明”,而且绝非传世之作。不过我自己很喜欢它们,因为我说了真话,我怎么想,就怎么写出来,说错了,也不赖帐。有人告诉我,在某杂志上我的《随想录》(第一集)受到了“围攻”。我愿意听不同的意见,就让人们点起火来烧毁我的“随想”吧! 但真话却是烧不掉的。当然,是不是真话,不能由我一个人说了算,它至少总得经受时间的考验。三十年来我写了不少的废品,譬如上次提到的那篇散文,当时的劳动模范忽然当上了大官,很快就走向他的反面;既不“劳动”,又不做“模范”;说假话,搞特权，干坏事倒成了家常便饭。过去我写过多少豪言壮语,我当时是那样欢欣鼓舞,现在才知道我受了骗,把谎言当作了真话。无情的时间对盗名欺世的假话是不会宽容的。
奇怪的是今天有人要求作家歌段并不存在的“功”、“德”。我见过一些永远正确的人,过去到处都有，他们时而指东，时而指西，让别人不断犯错误。他们自己永远当裁判官。他的会天夸这个人是“大好人”，明天又骂他是“坏分子”。 过去辱骂他是“叛徒”,现在又尊敬他为烈士。本人说话从来不算数，到人讲了一句半句就全记在帐上,到时侯整个没完没了,自己一点也不脸红。他们把自己当作机器，你装上什么唱片他们唱也么调子;你放上什么录音磁带,他们哼什么歌曲。他们的嘴好像过去外国人屋顶上的信风鸡,风吹向哪里,他们的嘴就朝着哪里。
外国朋友向我发过牢骚:他们对中国友好，到中国访问，要求我们介绍真实的情况,他们回去就照我们所说向他们的人民宣传。他们勇敢地站出来作我们的代言人,以为自己讲的全是真话。可是不要多长的时间就发现自己处在尴尬的境地: 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变来变去,甚至打自己的耳光。外国人重视信用,不会在思想上跳来跳去、一下子转大弯。你讲了假话就得负责,赖也赖不掉。有些外国朋友就因为贩卖假话失掉信用,至今还被人抓住不肯放。他们吃亏就在于太老实，想不到我们这里有人靠说谎度日。当“四人帮”围攻安东尼奥尼的时侯,我在一份意大利“左派”刊物上读到批判安东尼奥尼的文章,当时我还在半靠边,但是可以到邮局报刊门市部选购外国“左派”刊物,我早已不相信“四人帮”那一套鬼话。我看见中国人民越来越穷,而“四人帮”一伙却大吹“向着共产主义迈进”。报纸上的宣传和我在生活中的见闻全然不同,“四人帮”说的和他们做的完全两样,我一天听不到一句真话。偶尔有人来找我谈思想,我也个敢吐露真心。我怜悯那位意大利“左派”的天真,他那么容易受骗。事情过了好几年,我不知道他今天是左还是右,也可能还有人抓住他不放松。这就是不肯独立思考而受到的惩罚吧。
其实我自己也有更加惨痛的教训。一九五八年大刮浮夸风的时候我不但相信各种“豪言壮语”而且我也跟着别人说谎吹牛。我在一九五六年也曾发表杂文, 鼓励人“独立思考”, 可是第二年运动一来,几个熟人摔倒在地上，我也弃甲丢盔自己缴了械,一直把那些杂感作为不可赦的罪行;从此就不以说假话为可耻了。当然,这中间也有过反复的时候,我有脑子,我就会思索,有时我也忍不住吐露自己的想法。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文艺界的一次会上发表了一篇讲话:《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勇气和责任心”!就只有三几十句真话!它们却成了我精神上一个包袱,好些人拿了棍子等着我,姚文元便是其中之一。果然,“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还在北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海作家协会的大厅里就贴出了“兴无灭资”的大字报,揭露我那篇“反党”发言。我回到上海便诚惶诚恐地到作家协会学习。大字报一张接着一张,“勒令”我这样,“勒令”我那样,贴不到十张,我的公民权利就给剥夺干净。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九月发生的事,我当时的心境非常奇怪,我后来说,我仿佛受了催眠术,不一定很恰当。我脑子里好像只有一堆乱麻,我已无法独立思考,我只是感觉到自己背看一个沉重的“罪”的包袱掉在水里,我想救自己,可是越陷越深。脑子里没有是非,真假的观念,只知道自己有非,且罪名越来越大。最后认为自己是不可效药的了,应当受种种种灾难、苦刑,只是为了开脱、挽救我的妻子、儿女。造反派在批斗会上揭发编造我的罪行,无限上纲。我害怕极了。我起初还分辩几句,后来一律默认。那时我信神拜神,也迷信各种符咒。造反派批斗我时时候常骂一句:“休想捞稻草！”我抓住的唯一的“稻草"就是“改造"。我不仅把这个符咒挂在门上,还贴在我的心上。我决心认真地改造自已。我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每逢家中有人死亡,为了“超渡亡灵”,请了和尚来诵经,在大厅上或者别的地方就挂出了十殿阎罗的图像。在像上有罪的亡魂通过十个殿,受尽了种种酷刑,最后转世为人。这是我儿童时代受到的教育,几十年后它在我身上又起了作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以后的三年中间,我就是这样地理解“改造”的,我准备给“剖腹挖心”,“上刀山、下油锅”,受尽惩罚,最后喝“迷魂汤”,到阳世重新做人。因此我下定决心咬紧牙关坚持到底。虽然中间有过很短时期我曾想到自杀,以为眼睛一闭就毫无知觉,进入安静的永眠的境界,人世的毁誉无损于我。但是想到今后家里人的遭遇,我又不能无动于衷。想了几次我终于认识到自杀是胆小的行为,自己忍受不了就让给亲人忍受,自己种的苦果却叫妻儿吃下,未免太不公道。而且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站起来”。我还痴心妄想在“四人帮”统治下面忍受一切痛苦在摔倒的地方爬起来。
那些时候,那些年我就是在谎言中过日子,听假话,说假话,起初把假话当作真理,后来逐渐认出了虚假,起初为了“改造”自己,后来为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话当真话说,后来假时当假话说。十年中间我逐渐看清楚十座阎王殿的图像,一切都是虚假!“迷魂汤”也失掉了效用,我的脑子清醒,我回头看背后的路,还能够分辨这些年我怎么走过来的。我踏在脚下的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的谎言!
哪怕是给铺上千万朵鲜花,谎言也不会变成真理。这样个浅显的道理,我为它却花贵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
2008年十月二日
（作者：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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