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巧，笔者刚在最近一期的文章里夸近来空气大好，京城马上就来了几次雾霾天。我一边想这天气怎么就这么不禁夸，一边也感到即使是最先打响、阵仗最大的污染防治战役，也显然不是几场西楚霸王式的快战能搞得定的。
仅从减排技术的角度看，空气污染问题直到目前都是“无解”的。在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单靠技术治霾成功的先例。有朋友说怎么会，国外工业大城市也有空气很好的，纪录片《穹顶之下》讲到的伦敦和底特律都是啊。对不对？对，但他们是怎么治理的呢？
伦敦从1821 年开始治理空气污染，一百多年后污染因工业发展和汽车普及而愈发严重。政府立法限制原煤燃烧，但面对工业和民用的双重刚需，作用微乎其微。伦敦治霾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1965 年发现了北海油田；其次是产业升级，工厂迁往世界各地。到1980 年，英国用石油和天然气代替了50% 的煤炭。但石油不是河里流的， 天然气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此等好运可遇不可求。
底特律的“成功”则很尴尬，因为一个破产的城市连雾霾也不愿久驻。当底特律在2013 年申请破产保护时， 人们才意识到这座城市已经历了长达60 年的衰退。曾经的汽车之城、美国制造业的荣耀，如今只剩毒品、犯罪和破败的建筑。经济凋敝、人口流失，没有了重化工业和堵在路上的汽车长龙，空气怎么会不好？但这样的城市谁愿意住？
当然，以上绝非意味着在技术上就无所可为。比如国家大力发展的核能，就兼具高效率、稳定、清洁、技术自主的优点。尚在研究和试验中的可控核聚变更以燃料近乎无穷无尽、有望将能源成本趋零的美好前景而被寄予厚望。但是，且不论以此为代表的新能源技术还存在诸多难关，单说要替代作为主要能源已逾百年，形成了庞大产业链、技术链，作为诸多重要工业品原料渗透到生活方方面面的石油和煤，还不知要几多岁月。
因此，我国的近期目标还是要致力于提高燃料（尤其是煤炭）的利用效率和废气处理水平。我国煤炭占能源结构的比重近年来一直在降低，但仍在60% 以上。天赋如此，也只能靠努力弥补。我国煤炭发电效率目前是世界前三，且还在进步。江苏省最大的火电站泰州电厂两年前已将二次再热技术应用到百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 47.92% 的发电效率世界第一，256.2 克/ 千瓦时的发电煤耗，以及烟尘、二氧化碳和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都是世界最低。
另外一招就是继续推进城市化。不同于许多人想象的污染是因城市太大，农村和小城镇的真实生活不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诗——现代生活一刻也离不开电，北方还要有暖气，而集中供电供热更为清洁。“农村和小城镇污染少”基本上意味着这些地方现代化水平无法与大城市比肩，所以，郊县农家乐节假日生意做得再红火，也难以吸引大城市人前往定居。城市化越发展，人口和工业越集中，生产效率、燃料利用率就越高，新技术也就更容易推广使用，更容易保证环保有效监管。
今天，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大多不愿意到纺织厂工作。然而在上世纪70 年代，纺织工的职位却很受欢迎。我母亲彼时高中毕业，正逢招工求职，区里的纺织厂可谓一岗难求，托关系走后门的比比皆是。原因很简单——良好的工作环境、固定的休假、免费医疗定期检查、丰富的文体活动。纺织厂产生很多污染物，但工人人均寿命却稳步提升。
“现代社会里，保护健康的最好方式就是不断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消灭愚昧、贫困和失业，将公民权推行到社会下层的病人中去。”白求恩的这段话说明他不仅妙手仁心，更有深刻的见识。如果把国家比作一个大纺织厂，想要进步就必须发展工业，就要排放污染物。我们要做的不是拒绝工业，用爱发电，而是一边提升减排技术，一边建立保障制度，减少污染对居民的影响。
希望每个人都能用科学和理性，突出直觉与情绪的重围。别让雾霾治理成为不问事实，只诉诸肾上腺素、简单粗暴的逻辑正确。
（作者：张旭辉）【来源：《中华环境》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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