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策略科学的跨学科自然保护

  “我曾经认为最严重的环境问题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生态系统崩溃和气候变化。我认为有了30 年的科学研究， 我们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我错了。最严重的环境问题是自私、贪婪和冷漠……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精神和文化上的转变——而我们的科学家不知道如何做到。”

  这是耶鲁大学森林与环境学院前任院长格斯·思佩斯在几年前的一次访谈中的肺腑之言。思佩斯是上世纪环保运动的积极倡导者，由他发起成立的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和世界资源研究所如今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国际环保组织。但是，现在已经退休多年的他却仍不断在呼吁自然保护工作者要转变认识环境问题的思路，超越自然科学，从更深层次去理解和建构人与自然的关系。

  不仅仅是思佩斯，越来越多的自然保护工作者也逐渐认识到整合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来应对当前的生态危机的必要性。我们应该如何以跨学科的思维去理解和解决现实世界中自然保护面临的纷繁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挑战？

  自然—社会—文化

  过去一百多年来，我们的学科越分越细。有学者统计， 目前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学科就多达1300 种。这些不同的学科试图从各自的角度对环境问题进行解读。面对同一个现象，例如气候变化，生态学家关注的可能是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格局造成的影响，人类学家关心的可能是普通老百姓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应对气候灾难的传统生态知识，经济学家考虑的则可能是如何利用经济手段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但是，现实世界的问题并不是能够按照学科划分的，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相互联系的整体。为了达到保护濒危野生动物的目标，保护工作者不能够只关注野生动物的分布和数量，而不去了解与他们想要保护的对象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老百姓。保护工作者也不能够只着眼于当地老百姓的知识、态度和行为，而忽略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

  自然保护实际上是一项“自然—社会—文化”的综合议题。说它是自然的，因为它涉及到生物物理层面的生态系统、栖息地和野生动植物正在发生的变化，这也是最容易为保护工作者所注意到的；说它是社会的，因为绝大多数自然保护问题都是由于人类个体或者群体所作出的决策带来的行为所导致的，在这背后其实是权力、财富、地位等各种各样的资源在社会上的创造和分配， 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社会制度和规范；说它是文化的， 因为本质上自然保护关系到人们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及其背后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尽管对很多人来说隐而不见、习以为常，却时刻左右着人们的思考和行动。不仅如此，自然、社会和文化这三个层面还互相作用互相交融，没有明确的边界，且不断变化，构成保护工作者不得不面对的保护问题产生的特定的时空情境。因此，任何的自然保护问题都同时是自然的、社会的和文化的。

  很明显，依靠传统的单一学科的保护思路并不足以应对这样的综合自然、社会和文化多个层面、多个尺度的复杂问题。我们既需要生态学、动物学、植物学的知识，也需要有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等各个领域为我们提供智识上的支持。这一点很早就已经成为保护生物学界的共识。

  整合和策略科学

  但是，仅仅把不同学科的知识像是超市里的商品一样并排放在一起就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和解决生态保育问题了吗？显然不是。我们需要区分多学科和跨学科。把生态学家、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凑在一起共同完成一项调研、写出一份报告，这叫多学科合作，不叫跨学科。如果缺少整合各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分析框架，即便将不同学科背景的人集结在一起，每个人也依旧难以跳脱各自学科视野的束缚，实现知识的整合。因此，真正的跨学科需要有以问题为导向的、更高阶思维的元分析框架来帮助我们汲取和整合不同领域的视角、观点、问题意识和认知范式。

  在所有已知的促进不同知识整合的跨学科元分析框架中，最为全面也最为深奥的极可能就是哈罗德·拉斯韦尔的策略科学（Policy Sciences）。策略科学既是一门关于社会结构和功能的理论，也是分析复杂的社会公共问题的一套方法。其诞生的首要原因是为了应对由于知识片段化所造成的知识和实践脱节的困境。它的一些基本思想起源于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哲学理念。它由后来的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哈罗德·拉斯韦尔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提出，并在五六十年代不断发展完善。拉斯维尔是二十世纪最有创造力、最高产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也是最早提倡跨学科知识整合以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一位公共学者。有学者曾经这么评价：“他在人类学、传播学、经济学、法学、哲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和社会学的能力和贡献足以使他成为在古希腊时代的政治科学家。”正因此，拉斯韦尔被赞誉为“一人大学”。只是， 在理论研究至上的社会科学家群体里，拉斯维尔的策略科学并不受待见，而对于崇尚应用型研究的社会实践者来说， 他的分析框架又太艰深难懂。所以很长时间里，拉斯韦尔的成果都鲜有人知。

  耶鲁大学森林与环境学院的苏珊·克拉克教授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将策略科学引入自然保护领域。在过去近30 年里，她一直坚持用更加清晰易懂的语言和更多的实际案例向自然保护工作者分享策略科学的元分析框架。她的著作《策略过程：自然资源专业人士实用指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跨学科的自然保护实践者。

  策略科学的四个框架

  如何利用策略科学进行跨学科的知识整合呢？策略科学主要包含四个相互嵌套的框架。

  第一，以问题为导向。自然保护面临的问题并非自然产生的，而是由人定义的。它反映的是实际或者预期状况与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以问题为导向要求保护工作者明确目标、描述趋势、分析动因、预测未来，在此基础上评估和选择适合的应对方案。在这个过程中，保护工作者就需要尽可能全面地去了解与其所关注的问题相关的各种领域的知识，不管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抑或是其他类型的知识。这样的工作有时候可以一个人来进行，有时候则可以由怀有共同使命的一群人来操作。

  第二，社会过程绘图。如果说自然保护面临的问题通常是由人的行为所造成的，那么社会过程就是保护问题产生的社会情景。保护工作者需要清楚社会互动过程中不同群体的身份认同（他们是谁？）、价值诉求（他们要什么？） 和现实期待（他们希望事情如何发展？）。保护工作者同时还要分析不同群体如何有意无意地应用各种策略，调动其所掌握的资源，试图影响局势的发展，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过程可能造成的结果。社会过程的核心是八种价值在人群中的创造和分配，包括权力、财富、知识、技能、康适、友爱、道义、尊重。这些价值既是人们所追求的，也是可以被用来在互动过程中进行置换的筹码。例如，权力可以给人带来财富，知识可以使人受到尊重。解决生态保育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改变社会互动过程。

  第三，决策过程分析。个人或者群体的行为都来自于不同尺度的决策过程。决策过程包括最初对信息的收集、分析和传播，到定义问题和不同解决方案之间的辩论，再到采纳某种方案或决定，然后到方案或决定的执行、监控和评估，最后根据现实的反馈对某个方案或决定进行调整或终止。有可能全部过程都在一个机构内部进行，也有可能有的机构只是参与其中的某个环节。例如科学家往往擅长于信息的收集和分析，而许多环保组织的工作则集中在对公众进行宣传教育，试图影响公众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决策过程既是造成自然保护问题的直接原因，也是解决问题的切入点，拥有不同技能和经验的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发挥作用。

  第四，澄清自身立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价值观、世界观、学科教育背景和个人经历。因此每个人在看待世界、他人和自然保护问题时，经常都是从特定的视角出发的。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没有哪一个人或者组织是真正的中立或客观的，尤其是自然保护本身就是一件充满了价值判断的事情。因此保护工作者需要时刻反省：我在保护项目中扮演何种角色？ 我的立场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我倾向于选择哪种解决方案， 为什么？为什么不选择其他方案？我为什么会  这么思考？我们需要学会反思，不仅要思考，还要思考我们思考的方式。

  通过策略科学的四个框架，我们将得以整合不同学科看待现实问题的多元视角，围绕自然保护在特定情境下面临的挑战， 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需要强调的是策略科学并不会直接给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每个问题都需要具体情境具体分析，解决方案往往是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不是光凭思考就能获得的。策略科学的优势在于它囊括了自然保护问题产生的“自然—社会—文化”各个层面的因素，提供了一套帮助实时进行信息整合、对问题进行全面分析的思路，提醒保护工作者在实践中时刻警惕那些我们习以为常，但却可能会左右我们的思考和行动的各种偏见和预判。

  这种跨学科知识整合以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是一种需要学习也可以通过不断实践获得的技能。但是就我们所知，在目前国内高校自然保护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关于跨学科知识整合的技能的学习和锻炼都还鲜有涉及。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对国内的自然保护工作者有所启发。

（作者：凤羽桐 陈雨菲 高煜芳   凤羽桐，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陈雨菲，新西兰梅西大学； 高煜芳，美国耶鲁大学自然保护和文化人类学联合博士）【来源：《中华环境》20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