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干部的“职业倦怠症”

  一个人长期从事某种职业，会渐渐产生一种疲惫、困乏，甚至厌倦的心理，在工作中打不起精神，这就是心理学所说的“职业倦怠症”。这种“症状”又称“职业枯竭症”，最常表现出来的“症状”有：对工作丧失热情，情绪烦躁、易怒，对前途感到无望，对周围的人、事物漠不关心，工作态度消极，对自己工作的意义和价值评价下降，常常迟到早退，甚至开始打算跳槽甚至转行。工作上的千篇一律，人际关系的驳杂，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等等，都容易让人们身心疲劳，疲劳和厌烦积累起来，反映在工作和职业生涯里，就是职业倦怠。近年来，一些党员干部出现这种“症状”，甚至呈现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有的干部工作没几年就开始“干一行、恨一行”。当“职业倦怠症”向基层干部袭来时，伤害的不仅是个体的职业发展、心理健康，更是政府机构的管理水平、服务质量。

  干部群体是重要的特殊职业群体，也会有职业倦怠，但往往被忽视甚至被误解。干部群体在政治定位上是执政团队和“人民公仆”，绝大多数为中共党员。党组织对干部的要求是严格的，人民群众对干部的期待也是高的，多数干部对自己也是高要求、高标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多从党和国家事业的角度，而较少从“职业”的角度对待干部和他们的工作。党员干部干的是党和国家的事业，但对每一个具体人来说，所从事的工作也是职业，职业的倦怠感对干部来说也是难免的、有害的，应引起足够重视。

干部“职业倦怠症”的表现：“五十九岁”心理、“老同志”心态、被动工作

  干部群体的职业倦怠表现有普遍性的一面，也有其特殊性的一面。作为职业群体，干部的职业感受与其他群体的职业感受基本一致。但由于干部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这种感受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在职业倦怠方面，也存在专属这一群体的具体表现。但在组织和民众对干部相对单一的要求下，干部的“职业倦怠症”往往无法得到重视，或者把其职业倦怠的表现简单地等同于作风问题，在解决方式上不能对症下药，往往适得其反。简单梳理，这些特殊表现有：

  “五十九岁”心理。一般意义上理解，“五十九岁”现象专指一些干部在退休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滥权违纪的行为。从职业懈怠的角度观察可见，在广大干部特别是普通干部中，不论工龄长短，都会或长或短地出现一些失落感比较突出、不平衡心理较明显的问题，可以归结为干部职业倦怠问题上的“五十九岁”心理。主要表现是：工作没有激情，打不起精神，提不起兴趣；“不踏实”“坐不下来”；熬日子，盼退休。这些表现是阶段性的心理疲劳造成的，可称之为“五十九岁”心理。这种情况在广大干部群体中是存在的，对个体来说，并不是长期的，而是阶段性的，经过个人的努力调整会有改善。在实际工作中，这种状态是潜在的，往往是个体感受，不到一定程度基本上不会影响工作。

  “老同志”心态。在诸多岗位上，按入职的先后，都会有工作时间较长的同志。一般来讲，“老同志”是对工作时间长、贡献大、业绩好的同志的泛称，也是一个表示尊重的称谓，其在制度、要求、规范上并没有例外之处。但问题是，一些干部以“老同志”自居，面对急难险重任务时，往往“靠边儿站”；面对改革创新任务时，总是强调“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君子动口不动手”。仅用作风存在问题还不足以解释此现象。从调研看，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职业倦怠的一种外在反映，是出于对压力、责任的“恐惧”而选择的“逃避”行为，他们从“老同志”受尊重受优待的氛围里寻找职业“安全感”。久而久之，在不自觉中形成惯性思维和行为方式，甚至成为了一种“职业文化”。

  被动工作。一些干部在工作中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尽管能够比较好地完成本职工作，但工作行为是被动的。部分干部所有的工作都是程式化的：套文件、套规定，请示上级指示，推一步，走一步；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工作中不主动多想深想，没有自己的思考和创造的因素，不会留下自己独特的“痕迹”。这种工作状态，往往是自己的主动选择和习惯性动作。干部认真执行方针政策，按上级指示和要求办，贯彻落实和请示汇报，哪个环节也不能马虎，这是组织和事业的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干部不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广大干部群体只有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能更好地贯彻和落实方针政策和指示精神。部分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在某种程度上都在被动地开展工作。仿佛这样做自己才会感到轻松些，压力会弱化一些。

干部“职业倦怠症”的诱因：高标准与严要求的刚性“挤压”、物质利益上的“失落”、“天花板”阻隔与“旋转门”缺失

  工作单调、机械、无新意是引发职业倦怠的普遍原因，但还不足以解释干部群体出现的类似情况。干部队伍德才兼备的职业素质要求，较之其他群体的职业素质要求具有特殊性，要高得多，严得多，既要在“德”上过关，还要有真本事。此外，干部的职业较之其他职业也有特殊性，领导、管理和服务一体，对国家社会民众负有重大责任。这两个特殊性给予干部群体很大的压力，会转化为干部产生职业倦怠的特殊原因。具体表现为：

  高标准与严要求的刚性“挤压”。我们党和民众对干部的要求始终是严格的，随着事业的发展，要求更趋严格，这些要求都是他们身边的“高压线”，没有转圜的余地。政治上的要求，业绩的要求，纪律上的要求，等等，都是每个干部的行为规范。坊间称干部的职业也是“高危行业”，虽不准确但也有解释力，从某个侧面说明干部的压力是独特的，不容易缓解。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是极易引起心理疲劳的。

  物质利益上的“失落”。我们一贯强调干部要有奉献精神，要耐得住清贫。从调研的情况看，广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物质待遇与工作责任、工作量比，还是比较低的。家庭负担比较重的干部，工资收入甚至不够养老育小。经济压力又会转化为精神压力，使职业的倦怠感增强。这种“付出太多得到太少”的感觉，仅靠思想政治教育去解决是比较困难的，效果也不好。在现实中，这种情况不仅仅会引发职业倦怠的问题，也会导致“寻租”行为的发生。

  “天花板”阻隔与“旋转门”缺失。晋升是对干部工作的充分肯定，是组织的信任和事业的需要，但能够得到晋升的机会非常稀缺，因为要优中选优，上升的通道比较狭窄。很多干部的晋升期望较高，但有时，个别基层地区的干部职业发展到了一定“高度”就到“天花板”了，自我能力和抱负不能在新的平台上得到进一步展示。另外，在现实生活中，晋升的标准有时因局部政治生态的现实状况而具有不确定性，也会使一些干部感到灰心。另一方面，我们在多方面没有形成制度性的“旋转门”。能上能下、能出能进的制度通道和文化认知还没有建立起来，干部的“转身”比较困难，选择其他职业的平台和机会不多。在“天花板”和“旋转门”面前，干部的职业倦怠比较容易被激发。

干部“职业倦怠症”的危害：使作风劣化、工作“打折扣”、信任缺失

  干部的职业倦怠之所以特殊，也与其后果比较严重有关。毫无疑问，如果不能很好地疏解干部职业倦怠问题，对个人、集体和事业都是有害的。积极性缺失，会使工作得不到创造性地开展，会由个人的心理问题发展成作风问题，不作为甚至乱作为问题就有可能产生，对社会对国家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会使作风劣化。我们强调不要把干部的职业倦怠等同于工作作风，但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化解，良好的工作作风就会逐渐变质。在一般职业领域里，倦怠感有很多通道可以疏解。干部对职业倦怠一般是比较隐秘的，因为一般情况下，人们无法理解干部身上也会发生这种问题。久而久之，情绪上的懈怠就会发展为工作上的懈怠，消极对人、对事，工作作风就会变差，轻则“混日子”，重则衍生出其他为党纪国法所不容的问题。

  会使工作“打折扣”。职业倦怠得不到消解的另一危害是工作质量的降低。除了工作量不饱满外，最主要的是不负责地开展工作。一个突出表现是，个别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把自己变成了“传声筒”“二传手”，上级要干什么，就传导给下级，“上下一般粗”，自己不主动不负责。如果下级应付不了这种局面，就只能以形式主义对待形式主义，最后损害的是人民的利益和党和国家的事业。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样复杂的，但作为个体行为，个人的职业疲劳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会使信任缺失。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对各级干部工作的根本要求。为人民服务是不能有倦怠的。之所以更多地强调我们干的是事业，核心出发点是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干部的职业倦怠，会带来工作上的懈怠，消解自己对事业的认同，事业心会降低，言行难免偏离根本宗旨的要求。如果得不到及时调整，干部群体的形象就会受到损害，民众的不信任感就会增强，长期下去，民心就会离散。

客观认识干部的“职业倦怠症”，从根本上消除干部“职业倦怠症”产生的土壤

  要充分关注干部群体的职业倦怠问题，并采取有效办法动态解决。因为这种现象是客观的，会长期存在的，因此，我们不能考虑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对组织和单位来说，最主要的是要知道这个问题会经常发生，需要在工作安排中有消解这类现象的设计和办法，要有预案。从总体上看，就事论事地解决问题还不够，要从根本上、从政治层面消除干部“职业倦怠症”产生的土壤。

  首先，要客观认识和对待这一现象。不仅组织和民众，即使干部队伍自身也存在如何正确看待职业倦怠的问题。职业倦怠是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所以，干部群体出现这类问题时，既不要夸大其词，也不要“上纲上线”。这种现象是会产生的，也是可控的，要避免误读，不能把作风问题和职业倦怠问题混为一谈。从政治观念上，我们不能抽象教条地理解“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这一观念，干部也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个体，并不是铁打的“螺丝钉”，理想信念的高要求和个人生活的现实性并不矛盾。在工作生活的压力下，出现疲劳感倦怠感是正常的，我们要宽容，不能“一棍子打死”。此外，这种现象也是可控的，不需大惊小怪，视其为“洪水猛兽”。

  其次，要努力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良好的政治生态是治疗干部“职业倦怠症”的灵丹妙药。从调研中可知，政治生态比较好的地方和单位，干部消极的倦怠情绪就不明显；政治生态比较差的地方和单位，干部懈怠氛围就很突出。对于广大基层干部来说，领导实事求是的作风和规范的选人用人操作，是良好政治生态的突出表现。领导作风不民主，干部提任有瑕疵，都会助推干部职业倦怠的产生和强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事实证明，普遍良好的政治生态会使干部队伍面貌焕然一新。

        最后，要处理好“严管”与“善养”的关系。毫无疑问，事业的要求和党性的要求是刚性的，对干部管理必须严格。但要注意在严管的同时，要充分关注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待遇问题，让他们把身心真正投入到工作中而无后顾之忧。我们强调，理想信念是总开关，是管总的，但也要考虑在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干部的生活负担问题，能够解决的还是要想办法解决。“只让马干活不让马吃草”，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解决起来需要通盘考虑，从基层调研情况看，这个问题是干部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关心干部爱护干部，不仅要注重其政治强业务精和好作风的养成，还要看到社会生活的变化和我们事业发展的阶段性，把对干部艰苦奋斗的要求与改善生活结合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

（作者：王炳权，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来源：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