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情绪的多重面相

  近十几年来，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总体上趋于冷静、理性和舒缓。同时，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又是不均衡的或者说是结构性的，它因对象国家的不同而不同，对象国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历史上侵略过中国或产生过高度的敌对，现实中又存在直接竞争关系的国家，如美国、日本；第二类是历史上没什么恩怨，现实中也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的国家，如澳大利亚、瑞典；第三类是不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没什么恩怨和直接竞争关系的国家，如非洲国家和一些中东国家。对这三类国家，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是明显不同的。总的来说，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包括公民理性、国力发展和政府有力的外交应对等种种因素的影响下，趋向于更加理性和富有自我批判性。

中国民众对美日的态度，除了在摩擦和冲突期有些偏离理性或极端外，总体上趋于平和与理性

  从历史的远景来看，美国和日本两国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苦难的历史紧密相连。不论是“八国联军”侵华，还是朝鲜战争，抑或是南斯拉夫内战，美国都与中国政府敌对，尤其是悍然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更是给中国民众留下无法忘却的记忆。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更是以邻为壑，其军国主义的矛头先后多次指向中国，其中，甲午战争尤其是抗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

  历史犹在，记忆弥新。21世纪以来，美日又在南海、钓鱼岛主权归属等问题上不断挑起争端，将中国民众大脑深处的痛苦记忆一次又一次地唤醒。2001年4月1日的南海撞机事件后，国人“弱被人欺”的民族义愤油然而生，许多人或走上街头，或在互联网上表达愤怒的情绪。钓鱼岛争端发生后，历史仇恨尚在心头萦绕的民众，怒不可遏，互联网和现实中均出现了过度的、非理性的反日言论和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尽管日美与中国之间因篡改教科书和贸易等问题冲突和摩擦不时出现，但总体上，中国民众对日本和美国的态度趋向于克制、冷静和理性。2018年，特朗普政府咄咄逼人，再三以中国企业和中国国家为对象，发起一个又一个贸易制裁行动。其中，中兴公司事件最具代表性。

  中兴公司事件发生后，中国民众情绪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可概括为“恐美自轻自责”，第二类是单纯的仇美反美，第三类是冷静面对，批评美国，反思自己。第一类情绪无限夸大美国的技术优势，将中国的创新能力说的一无是处；第二类则把所有责任都推给美国，认为“中兴事件”是美国反华战略的一部分；第三类情绪则在批评美国蓄意遏制中国崛起的同时，对包括中兴公司在内的许多中国企业，在技术创新和全球价值链竞争中的适应能力等方面，提出广泛的批评和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中兴事件及贸易摩擦过程中，尽管民众中也存在着尖锐的反美情绪，但现实中，中国民众并没有发起针锋相对的抵制美国商品的行动，更没有不加区分地针对美国民众，相反，他们中的多数人能够认真分析形势，帮助政府冷静思考应对策略，并对中国最终在贸易摩擦中取得胜利充满信心。民众的这种态度，一方面与中国政府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民众日益成熟的美国观有关——在中国民众看来，美国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可能阻止中国的崛起，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对手。从另一个维度来看，中国民众的态度也表明，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和推动者，在面对美国的逆全球化行为中，有着自己的责任和担当。

  对于日本，情况也有些相似。尽管中日之间存在着历史问题，现实中的冲突也时有发生，但随着公民理性的增强和对日本国家了解的日益增多，中国大部分民众能够区分历史上的日本和现实中的日本、日本国家和日本民众，就日本国家而言，也能区分其现代化及善治水平和日益右转的反动。近来年，随着民众赴日旅游、学习和参观的人数增多，尤其是对中日关系细节（如日本对华援助）的了解，网络上非理性的反日言论明显减少。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日本持续40年对华援助信息的进一步公开，国内大部分民众对这个历史上深度损害过中国国家及人民利益的国度，也表达了不乏善意的感谢之情。在备受国人关注的安倍晋三访华前夕，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了日本长期援华的细节，并表示由于中国已经从40年前的发展中国家转变成现在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政府决定结束这一援助。

  伴随着这一新闻，许多民众逐渐了解到一些闻名中外的大型工程和设施，如北京首都机场、武汉长江二桥等，都有日本援华项目和资金的参与，此外一些涉及重要国计民生的工程如京秦铁路电气化改造、上海宝钢、黑龙江省防止焚烧秸秆改善空气项目、安徽黄山仙源镇河道整治工程，等等，也都有日本援华的背景。作为中国最大的援助国家，日本对华援助几乎伴随了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许多网民对此唏嘘感慨，情绪复杂。一时间网上出现了一些以“谢谢日本”为主题的贴文，这一情景与10年前日本援助汶川地震后，中国网民以“感谢日本”为回应高度相似。

  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化解仇恨、改善两国关系逐渐成为中日关系的主旋律。最明显的例证是对待安倍晋三访华，尽管网络上不乏反日的声音，但希望中日关系能够健康发展的民意已成为主流。

  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民众对美日的态度，除了在摩擦和冲突期有些偏离理性或极端外，总体上趋于平和与理性。昔日那种出于义愤的民族主义情绪明显得到舒缓。

中国民众对诸如澳大利亚和瑞典等国，其民族主义情绪是相当中立和克制的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和移民节奏加快。对华的深度经济和市场依赖，加上国际环境的影响，导致澳大利亚反华的右翼政治势力逐渐崛起，近两年来达到高潮。面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反华言论以及其新闻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中国民众表现出少有的冷静和理性态度。一些网民客观分析了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种种影响，认为地广人稀、经济上对中国依赖越来越深的澳大利亚，自觉存在着“外来影响”过大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为摆脱这种影响，澳大利亚领导人甚至模仿中国领袖，用汉语高呼“澳大利亚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口号。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的确感受到某种外来的压力。事实上，其右翼势力的崛起就是利用了这种民意基础。

  最能体现中国民众理性、客观态度的莫过于近期发生的瑞典警察粗暴对待中国游客事件。事实上，不论真相是瑞典警察“粗暴执法”，还是中国游客“不守规矩”，抑或是兼而有之，都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民众的态度不再一边倒，在一些人看来，瑞典是一个人权意识和法律高度发达的北欧国家，不应该出现如此与国家“文明”地位不相称的警察粗暴执法行为；在另一些人看来，中国公民不应该把不守规则、缺乏社会公德的行为带到国外，破坏中国人的国际形象；更多的人则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瑞典警察和中国游客都有过错或不妥当之处，应该各自反省，不要炒作。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对瑞典警察和中国游客事件的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发生转变：民众不再不问青红皂白地滥用民族主义情感，不再不问是非地袒护同胞。这一转变的原因很多，除了公民理性的成熟和相应而来的自我批判精神外，有两个条件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中国的发展程度，已足以使中国民众在位列发达国家的瑞典面前，没有自卑感，或者确切地说没有“仇富”心理；另外，瑞典的过往和现实均与中国没有多少交叉，因而中国民众总体上对瑞典的情感与立场是中立的。

俯视陷入贫困和战乱的国度：优越感的民族主义

  当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遇到非洲和中东国家时，便呈现出另一种景象。中国与非洲及中东国家一直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往来。近年来，随着中非合作的深化，中国在海外投资和发展节奏的加快以及相伴随的文化往来的增多，非洲及中东一些国家的公民比较高频地出现在中国民众面前。由于语言、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及由此所造成的种种冲突和社会问题，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有色”或具有其他明显“物理特性”的游客、学生和经商者，不时出现在公众领域，成为公众讨论甚至激辩的话题。

  不少民众对这些来自贫困或战乱地区的“他者”心存疑惑，认为这些人一旦脱离贫困的家乡，来到这片比他们自己不知“发达多少倍”的土地上，就不会再回去，而这对资源本来就紧张的中国来说绝非是一个好消息。这种对占用本土资源的忧虑，加上中国政府投向非洲及中东国家的援助项目和资金，导致一些网民对在华黑人群体的民族主义情绪直线上升。

  中国民众之所以如此看待来自非洲、中东一些国家的游客、留学生及商人，原因复杂。择其要而言，第一，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大超过非洲国家的水平，民众拥有明显的经济优越感；第二，非洲及中东一些国家部族、教派冲突严重、战乱频繁，民生凋敝，中国民众对自己国家的治安形势或者安全的生活环境，抱有文化或心理上的优越感；第三，由于中国特定的人口结构和发展历程，民众中绝大部分人缺乏与黑人群体相处的人生经历和经验，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对这一群体怀有本能的恐惧心理；第四，中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有限性与庞大人口的需要矛盾依旧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拿出一部分资源投向非洲国家，往往难以被一部分民众所理解，这些民众所秉持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肥水不流外人田”。总体上，中国民众对待陷入贫困和战乱国家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一种具有某种优越感的民族主义情绪。

自信与自省：中国民众民族主义情绪的新转向

  毋庸置疑的是，与改革开放的前30余年相比，近年来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总体上明显趋向于理性与客观，表现在对待相关国际事件的态度上，一味指责对方的现象减少了，自我批评不护短的现象增多了。2018年典型的事例是民众对待爱因斯坦有关中国的“种族主义言论”问题。在2018年5月出版的《爱因斯坦游记：远东、巴勒斯坦和西班牙，1922-1923》一书中，爱因斯坦声称“如果这些中国人代替了所有其他种族，那真是一种遗憾。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这种事情连想想都让人感到无比的沉闷”。

  这番言论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中面世后，首先在西方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对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言论无比惊讶，因为他曾是民权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和著名的反种族主义者，他也曾声言“种族主义是一种白人疾病”。美国及西方各大媒体纷纷以“种族歧视”“种族主义”“种族诋毁”以及“排外情绪”等词汇来表达他们的看法。

  面对这位时代巨人的时代局限性言论，中国网民的反应令西方媒体感到惊讶和意外。大多数网民能够正视爱因斯坦的历史言论，他们并不认为爱因斯坦的言论是“羞辱性的”或“种族主义的”，认为它顶多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文化偏见”，并且认为如果爱因斯坦来到现在的中国，他的感受一定会很不一样。

  网民对“冒犯性”言论的理解和宽容、从容和淡定，反映了经过长期发展和洗礼，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越来越趋向于成熟、理性、自信和自省，民族主义心理结构越来越趋向于健全或完善，已然跳出了西方话语中的“愚氓”“傀儡”和有心理创伤的“病人”之中国式民族主义套路。在这一方面最有说服力的一个例证无疑是：在面对昔日的“带头大哥”——欧美国家泛起的种种负面民族主义，如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以及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涌起的宗教民族主义等，大多数中国民众不仅表现出应有的定力，而且对这些逆全球化和损害共同体团结的现象持鲜明的批评态度，同时对于相关现象在中国出现的可能性抱有相当程度的警戒之心。

对于极端民族主义者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中国古训或许是一剂不错的解药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判断主要基于中国民众的总体情况而言。实际上，在互联网时代，民族主义情绪的研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因为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者往往以“人民的代表”自居，实践中多以“人民”中的底层群体为依托。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是，把援助非洲和接受第三世界留学生与解决中国农村贫困落后地区的民众生活和儿童教育问题对立起来，认为在“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不应该援助其他国家或将资金用在那些“质量并不高的”留学生身上。全然不顾国际援助和接受留学生，扩大国家影响，是一个国际通例，也是提升国家形象和综合国力，解决国内一系列问题的重要一环。

  在当前条件下，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带有很强的民粹主义色彩：强调自我中心、自我利益，无视更大范围的公平与正义原则和国际公认的价值规范和准则。对于具体的民族国家而言，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危害在于：撕裂民众，损害内部团结；四处树敌，损害国家的形象和软实力，如此等等。因此，如何防止极少数人的偏激情绪和言论，经过互联网的反复传播、回音和极化后，变成“代表”甚至代替沉默大多数的意见，并继而成为政府决策的依据，是各国必须关注的头等大事。

  民族主义发轫于西方民族国家时代，作为一个明确的词汇，最早出现于18世纪末，英语中首次使用的时间为19世纪上半叶，在中文里出现的时间则更短。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民族主义不论是作为一个词汇、一种理论、一种情感，还是一种实践，都相当短暂。作为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实践，民族主义于17世纪勃然兴起，18、19世纪凯歌奋进。在今天的世界里，民族主义更是无处不在，成为人们认识和评价世界的一个重要思维工具和价值观范式。

  如果说民族主义是“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运动”，那么民族主义情绪便是在这一“思想或运动”过程中所持的态度。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民族主义是个体主义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巨大扩张，对它的理解离不开对人性的认知。事实上，对待民族主义，正如我们对待自己的父母和孩子一样，对父母，尊敬和爱是应有之义，但同时也不能掩饰甚至袒护其缺点或不足；对孩子，其法则则是，爱自己孩子的同时，也要爱别人的孩子，至少要做到尊重和理解别人爱孩子的情感。对于极端民族主义者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中国古训或许是一剂不错的解药。

（作者：周少青，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民族研究室副主任，世界民族学会副秘书长）【来源：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