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的时代担当

  在2018年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中国有120家企业榜上有名，仅次于美国的126家。而中国企业第一次出现在这份榜单上是在29年前，即1989年“中国银行”首次出现在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企业在这份具有广泛关注度的名单上，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可以看作是中国企业发展中一路高歌猛进、不断创造财富增值奇迹的见证。更重要的是，企业的发展与壮大代表了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与强盛的前进历程，它是多种因素共同推进的结果。对转型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企业家的担当精神是促成中国转型发展与企业成长的重要力量。

企业家的担当为何具有重要意义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社会生产活动必备的四种投入要素，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与企业家才能。其中，企业家是整合各种投入要素，进行生产的组织者和决策者，同时是承担一定风险进行创新和实践的开拓者。企业家精神在西方经济学和商业领域中享有极高的荣誉，被视为推动企业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同样，对于1978—2018年的中国来说，从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到融入全球化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企业家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和贡献是不可替代的。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看，一方面，在创造利润的基本诉求下，企业家是转变思想意识、打破体制束缚、激发企业生产效率的最有力的实践者。由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和思想束缚，第一代企业家身上体现出的革故鼎新的开拓精神，或许并不容易被当时的价值观念所理解与包容。在产权清晰化过程中，他们可能背负着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在激发企业效率上，他们需要有与时俱进的管理理念。另一方面，新的事物出现与新的时代到来时，企业家是新的市场机遇中最敏感的发现者。无论是商品短缺年代的新产品提供者，还是借助互联网红利创业的先行者，社会总财富扩大中总有他们的身影。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在经历四十年的快速发展与财富积累后，当前的中国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转型发展与增长动力转换，推进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这对新时期的企业家担当精神提出了新的要求。

不同时期的企业家担当有何不同

  在改革开放初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思想束缚是横亘在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上的最大障碍。那时涌现出的企业家如首钢的周冠五、浙江海盐衬衫厂的步鑫生等，因为大胆突破管理体制的束缚，激发企业生产积极性而名声大噪。他们在商品短缺、物质匮乏、企业管理涣散、生产效率低下的20世纪80年代，敢于扔下思想包袱，打破落后体制的束缚而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这正是那个年代企业家最宝贵的时代担当。而在商业氛围逐渐浓厚的20世纪90年代，提升产品质量、树立品牌意识和提高创新能力，则是新形势下企业家应具有的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精神。在互联网大潮到来后，将互联网模式与传统制造业进行革命性地融合，继而推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突围与动力转换，又是赋予新一代企业家的时代特征。中国在不同的时代给出了不同的机遇和使命，让一代代企业家用自己的方式去担当与解答。

  如果说，几十年前，中国内在的改革阻力是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大破必能带来大立。对既有秩序的破坏本身具有天然的道德性，甚至“时间就是金钱”。曾经，一些游走在法律边缘与灰色地带的企业家被尝试性地容忍，个别违法案例在公众的讨论之下不了了之。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转型发展的条件、环境和机遇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7年人均GDP已经超过8800美元。也就是说，当中国已经阶段性地完成了财富积累的目标，越来越密不可分地融入全球一体化的现代进程后，新的法治的市场秩序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成为新时代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诉求，构建中国现代契约型社会的迫切性日益凸显，这为新时代的企业家的担当提出了新的要求。

  然而，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当前的企业家担当与中国转型发展所呼唤的企业家精神还存在一定偏差。具体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一是在“走出去”的国家战略方向上，需要企业家表现出敢为人先、有所作为的担当精神。全国工商联发布的民营企业500强研究报告显示，在2017年500强民营企业中，有274家参与了“一带一路”建设，实现海外收入（不含出口）7900多亿美元。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17年民营企业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进出口总额达到6000多亿美元，占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总额的43%。央企“走出去”的项目多为设计、工程、售后服务等产业链上的承包项目，于此相比，民营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竞争性不足、创新意识薄弱、人才队伍缺乏、海外投资的专业性不强。

  二是在构建适用新时代的有序法治社会的担当精神不够突出，国家的社会信用体系与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明显差距。例如，商业欺诈、制假售假、偷逃骗税、食品安全事故等在经济社会中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同时也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因而，社会上的企业失信问题有待进一步地规范和约束，社会契约精神需要企业家积极引导与倡议。

  在很大程度上，新时期的企业家创造了无数的财富神话与激人奋进的创业故事，成为新时期经济增长与商业模式的重要推动者，但是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新的担当精神，依然呼唤企业家进一步的承担与诠释。

发扬以自主创新与技术变革为己任的先锋精神和以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拓宽消费升级新渠道为目标的敬业精神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企业成长史上，部分企业是以一种较为激进，甚至野蛮的方式来进行财富积累，他们把赚取更多的企业利润作为主要目标，忽视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突破了行业的基本伦理和道德底线，违背现代企业运作的商业规范和契约精神。有的甚至行走在法律的边缘和盲区，以一些灰色的渠道和手段来达到个人目的。但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中国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原有的许多发展模式和路径已经难以为继。

  因而，依靠技术创新与变革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构建新型的契约型社会与法治的市场环境，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实现中国长期发展目标的保障。这对当前和以后很长一段时期的企业家担当精神，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待。笔者认为，新时代的企业家担当应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发展模式有效降低了后发国家进行创新研发的机会成本和不确定风险，被视为是后发国家加快技术追赶和经济增长的优势。但是，当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这种“后发优势”在中国已经难以为继。一方面，中国在许多领域已经成为世界的领跑者，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成为全球同行业中的规模冠军。曾经的追随者变成了现在的被追随者，身份角色的变化和世界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在客观上要求中国企业必须进行前沿领域的探索和开发。另一方面，从全球产业价值链来看，西方发达国家掌握了许多中国目前并不具备的重大核心技术，中国在多个核心技术领域的突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此外，今年不断发酵的中美贸易摩擦，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对崛起的中国进行的一次技术围堵，使中国企业曾经热衷的“市场换技术”模式更加难以为继。机遇与挑战同时摆在中国企业面前，积极寻求自主创新与技术革新就成为新一代企业家应有的担当精神。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财富积累的逐渐增多，人们会自发地产生对更高生活质量的需求，以及产生公共健康意识的觉醒。人们越来越关注添加剂、转基因、纯天然等概念，而强加工型、含有大量添加物的食品或油炸类食品，被视为“垃圾食品”，逐渐在中产阶层的崛起中丧失“廉价”的优势。当消费升级成为新时期新中产阶层的共同趋势时，健康环保的产品理念与注重用户体验的消费观念，逐渐成为企业竞争与发力的新方向。

  此外，自2012年以来，农民工总量增速逐渐回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逐渐失去比较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是摆在中国企业面前的必然选择。在新的历史时期，具有担当意识的企业家应当顺应国家转型发展中新旧动能转换的大趋势，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理念促进产品质量提升，以产品质量提升匹配消费升级的新需求。以提升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产品开发作为新的盈利渠道，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思维探索新的商业模式，从而促进产业质量与消费质量的不断优化。

提高生态环保意识，建设绿色宜居生态城市；提升文化产业发展新高度，促进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

  中国经历的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是以迅速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为目标的总量扩张模式，对环境破坏的长期容忍逐渐突破了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底线，因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当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进入新时代以及经济总量已经大幅提高之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是中国未来长期的战略选择。新时代的企业家应当在这一理念下，积极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渠道，在创造企业利润的同时，改善人与生态的关系。当生态环保逐渐成为新时代人们生产、生活的基本需求时，企业家能够以新的视角、新的方式实现生态与生产的有效结合，是新时代企业家担当的另一种重要体现。

  中国拥有灿烂而悠久的历史文化，这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宝贵财富和中国文化自信的根基所在。人们在满足物质文化需求后，精神层面的追求和享受会逐渐凸显，这就带来了中国文化产业大发展的黄金时期。新时代，在文化产业大发展的新机遇下，需要企业家担当起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积极传播反映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中国人审美追求的优秀作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所指出的那样，“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企业家的新时代担当也体现在：一方面，摒弃文化产业传承过程中与中国优秀的文化内涵不相适应的错误观念，凸显中华文化精神的核心要义；另一方面，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创意产业，拓宽海外市场渠道，促进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以成熟的文化产业带动文化输出能力的大幅提升。

  倡导契约型社会建设，健全有序的法治市场环境。中国企业自身的长久发展与规范化治理体系，离不开有序的法治市场环境。中国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参与更加广泛的国际市场竞争，也需要一个相对成熟的契约型社会氛围。契约型社会被称为陌生人社会，与之相对应的是关系型社会或熟人社会。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中，人际关系组成了一张复杂而庞大的关系网络。在关系型社会中，“熟人”织就的关系网络，可以打通关节、疏通关系、解困排忧，同时也可以寻找捷径、超越规则、营私舞弊，甚至徇情枉法。这种关系型社会对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企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在新时代，中国市场在不断开放，不断融入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企业间的竞争不仅局限于本土企业之间，因此，遵守国际市场秩序也应是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与赢得世界尊重的必要条件。新时代的企业家应维护法治化市场秩序，建立成熟有效的社会契约精神，履行社会诚实守信原则，实现中国企业现代化与国际化的时代担当。企业家形成对社会契约精神与法治市场原则的敬畏之心，并融入企业经营运转的过程，也是时代赋予新时期企业家的重要使命。

（作者：邓向荣，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来源：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