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日，在国际社会将焦点集中于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之同时，更加受到重视的是，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出席香港举行主权移交庆典仪式之前，特别前往视察连结“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动脉的“港珠澳大桥”之建设工程，除正式宣告未来在中国大陆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方向中，将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定位外，以实际的行动拉抬其声势，让这个预估可能超越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成为世界最大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名称更进一步传遍全球。
事实而言，这个属于国家战略层级的“粤港澳大湾区”之发展规划并非首次亮相，而是早在今年3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全国人大与政协“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积极推动中国内地与港澳之深化合作，将研究订定范围涵盖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广州、深圳、东莞、珠海、中山、佛山、江门、惠州、肇庆等9个市，加上香港及澳门等2个区，幅员面积5.65万平方公里、人口6,765万、国内生产总值1.3兆美元（是2016年台湾的2.48倍）、对外贸易总额1.5兆美元（是2016年台湾的2.72倍）的世界级城市群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充分发挥“港澳”独有优势，以提升其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
粤港澳大湾区或使邻近国家感竞争压力
依据中国中央目前所规划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方向显示，其未来建设包括：其一，推进区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其二，推进区内投资、贸易、人员等往来更加便捷；其三，加强区内开展创业孵化、科技金融、国际科研成果移转等业务领域深化合作；其四，建立区内具有国际竞争力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等四个核心。由此可见，“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未来中国大陆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加速产业创新发展、提升商品附加价值的重要核心基地之一，尤其希望藉由香港长期所累积建立的自由化、国际化基础，在中国大陆华南区域内再行建设一个与世界重要湾区对接的口岸。
换句话说，中国大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即将届满40周年，面对经济高度发展已经逐渐濒临极限之下，如何在人口密集地区内，采取“有序”、“渐进”策略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寻找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道路，以及探索一种“经济优化开发”之新模式，藉以形塑新型成长轴心，乃成为中国大陆在推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上的重要政策方向之一。也因如此，这个颇宏观的“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与2015年4月通过作为扮演疏解首都空间结构地位与功能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升级为打造南北双极相互促进中国大陆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
亦即这个经济规模将超过1.3兆美元以上的新兴“粤港澳大湾区”，未来若能整合其建设计划，湾区内部城市成长力道将群聚合成为一体，发挥“1加1大于2”效益，配合“港澳”链接全球市场功能。尤其在这个湾区中曾经是中国大陆“山寨商品最大大本营”的深圳，未来将透过国家资源促进其脱胎换骨升级为“产业创新城市”典范，引领湾区产业从硬件转型往软件开发；同时，透过人才磁吸汇聚，朝向包括：智慧手机、无人机、机器人、基因定序等“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亦称机器智能）”相关领域不断前进。
从上述中可以发现，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可能发展潜力，特别是“产业创新城市”典范的深圳引领湾区产业升级转型方向，恐将让全球尤其亚太邻近各国倍感沉重的竞争压力。不可否认，“粤港澳大湾区”已存在产生创新高地的基本要素，包括：世界颇著名的大学或研究单位，实施改革开放之后也累积了雄厚的制造基础及遍及全球之贸易网络。其中，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颇为发达、科技创新能力极高，进驻华为、腾讯等世界著名企业；香港的航运、金融、贸易、旅游等现代化服务业十分进步，在全球创新城市排名中位于前茅；广州则是珠三角中国大陆自主创新示范区，极易型塑综合创新产业体系，这些条件让“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前景带来希望。
粤港澳大湾区能否磁吸全球顶尖人才
然而，我们更加关心重视的是，未来将引领“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创新的深圳，在Adam Smith所提及的政府“那只看不见的手”中不断推动所打造的区域发展愿景，究竟仅是中国大陆的硅谷？抑或成为亚洲的硅谷？也就是说，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将发展规划为世界级城市群，其与其他全球重要湾区之竞争所聚焦的核心，并非其“区域”，也非其“名称”，而是在磁吸汇聚全球顶尖人才之同时，是否能够透过法规的改革及制度之调整，让这些全球顶尖人才利用这个舞台孕育创造出对全球人类瞩目的贡献。很显然地，“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发展前景是长多或长空，将取决于是否能够磁吸汇聚全球顶尖人才及进驻国际著名跨国企业，藉以孕育创造对人类未来世界瞩目的贡献，其成败关键则是在于区域治理创新生态系统所需要配合的法规制度创新。
毋庸置疑，全球港湾区域发展成为创新生态系统的典范是美国旧金山“硅谷”。这个从旧金山湾区南下沿着101与280两条高速公路之间的丘谷空间，在良好区域治理创新生态系统下，磁吸汇聚全球顶尖人才所发展起来的科技传奇，以及进驻包括：谷歌、微软、思科、苹果、英特尔、IBM等高新科技产业所存在充沛的创新能力，特别是具有颠覆力量的创新能力，除不断追求创新上一世代风华，包括：有形的个人计算机、半导体、资通讯与智能汽车等硬件成果，以及无形的云端、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商业模式等软件效益，因而能够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外，这个丘谷所不断孕育引领的创业家、冒险家精神，透过科技、设计工具所演奏出来的历史乐章，引领世界创新潮流，进而型塑“硅谷”对人类未来世界最大的贡献所在。
不过，以“粤港澳大湾区”的现况与“硅谷”之比较，除在“发展时间”的起步上属于后发外，其关键在于“法规制度”之完善较为落后，未来中国大陆恐将难以再度仿效过去三十余年以来所采取的“弯道超车”成功模式迎头赶上“硅谷”，达到以创新来引领全球。亦即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如果能够有效排除一切不利于创新要素流动的“法规制度”限制障碍；同时，接轨国际发展趋势，将上述创新要素有效、有机地加以整合，发挥优势互补，型塑一个极易创新生态系统，此对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前景而言，是无法回避之艰巨挑战。
毕竟，“全球顶尖人才”与“完善法规制度”彷佛是磁铁的两极，其N极与S极相近将会造成磁吸效应，相对同性磁铁则是因相近产生互斥作用而无法产生磁吸效应。亦即目前中国大陆不断扩大改革开放，在推动经济政策上则是采取由上至下较偏向“计划经济”的模式，虽其政策力度之大令人羡慕，但政策资源的向左走与市场秩序的向右走之间，政府“那只看不见的手”仍然是促进磁铁两极磁吸，以及影响法规制度变革效率的关键核心，其政策方向妥适与否，将影响“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发展。
虽然方才推动的“粤港澳大湾区”，在短期内或许无法迎头赶上已发展成熟的“硅谷”，但这个堪称是腾笼换鸟2.0版的珠江三角洲，在连结“港澳”后其经济规模将超过1.3兆美元的新兴湾区，未来其在拉抬区域竞争上所扮演的的地位与功能，却又毋庸置疑。
粤港澳大湾区为台湾经济带来危机和转机
面对中国大陆将展开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的竞争，加上连结已如火如荼之“一带一路”建设计划的夹击之下，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其可能发展趋势势必挤压台湾经济发展空间，尤其是台湾的顶尖人才与高新科技产业在“粤港澳大湾区”扩大磁吸效应下，恐将使得台湾经济更加陷入边缘化、空洞化威胁，此一危机绝对不容忽略。
在此同时，如果换个角度来看，此一可能发展趋势对于台湾未来而言，是危机、却也是转机。台湾与“粤港澳大湾区”间，其实已存在着许多合作机会，与其一味担忧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对台湾经济的排挤效应，不如加速促进创新藉以调整产业结构。
坦然言之，“粤港澳大湾区”是1980年代之后，台商前往中国大陆投资最早的“老巢”，而且是投资最为热门的地方，迄今仍然是中国大陆台商汇聚规模数一数二的重镇；至于港澳，则是中国大陆许多台商公司注册地方及理财中心，台商早已深谙此地的经商门道，以及布局绵密之交易网络。因此，台商若能借力使力妥善利用这个优势，将其有效、有机地加以系统整合，积极部署与“粤港澳大湾区”之共同发展。唯有如此，始能再创新局。
（作者：戴肇洋，台湾省商业会顾问、现代财经基金会顾问）【来源：《经济导报》第3399期 2017-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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