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创新的先决条件和最终决定创新是否可持续的最重要的力量，这就是我们说的支撑的问题。一切都是从文化开始的，尤其是当我们面临着各种抉择和寻求突破的时候，社会、技术乃至理论、艺术寻求创新的时候，那些重要的核心价值是一切创新的原点。各国所崇奉的核心价值直接关乎其创新的能力。卡尔·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认为，“自从西庇阿时代以来，人文主义成了文化意识的一种形式。西方有不断的突破。在突破中，各种各样的民族轮换地拥有其创造时代。然后从突破中，欧洲整体获得了它的生命……但不幸的是，中国和印度总是在延续它们自己的过去时存活”。
这是六七十年前的言论，卡尔·雅斯贝斯所考察的也是传统中国的状态。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世界上的很多文明古国，因为各种原因历经长时间的发展缓慢期，生产力和创造力长时间受社会格局的桎梏而没有充分释放，这是事实。但是从20世纪初期前后，随着中国政治格局和社会格局的改变，所引发的生产力、创造力的爆发，给国家带来的经济、文化与精神层面的革新也是显著的。时至今日，政府更加有意识地从国家层面重视和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所开创的新局面更是有目共睹。中共中央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这个宣言可以理解为中国创新战略的核心价值，是创新的国是。
我们还要注意到，文化的核心价值不仅是创新的根本推动力，也为创新设置了人文边界，也就是哪些是可创新的，哪些是不可创新的，比如那些反人类、反生态的所谓创新行为，就应该坚决抵制。文化为创新注入人文关怀，这也是文化对国家创新支撑作用的一个突出表现。
核心价值对创新的先导、启蒙与支撑意义
核心价值也是族群在长期的共同社会生活中的合理选择，在这种合理选择中是最前沿的，最领先的，因为具有创新、推动力，因此成就一种卓尔不群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让这种创新而成的价值，成为核心价值，一个时代的贡献最大的价值也就是核心价值。从这个意义而言，每个时代的核心价值就是历史第一推动力。
从西方世界看，古希腊给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留下的核心遗产，一是人文主义哲学，二是民主政治思想，三是神话与包括建筑、雕塑和戏剧在内的艺术。“希腊哲学虽然有多个源头，但是这些涓涓细流最后汇集在雅典”，其他形态的文化，大致也以雅典时代为代表。和许多文明类似，古希腊人同样经历王权时代，古希腊的民主思想并非从天而降。迈锡尼王国就是典型的王权模式，迈锡尼社会生活以王宫为中心，王宫掌握行政、宗教、军事和经济权，国王集政权和神权的所有职能，通过官吏及其相应的等级制度，掌控城邦各个领域，每个领域各个级别的掌权者都效忠于国王，这些人既是一个传统的固定职业阶层—书吏，更是国王臣仆。“对于希腊的君主而言，王宫制度是一种出色的权力手段，它使国家能对一片辽阔的领土进行严格控制，把地方上的全部财富吸引过来，掌握在国王手中，把丰富的资源和庞大的军队集中在一个统一的领导之下，使人们有可能到遥远的国度去冒险，到新的土地上安家，或者远渡重洋去获取希腊大陆缺少的金属和物品。”
按照韦尔南的分析，我们如今所了解到的古希腊文明，是迈锡尼王权崩溃之后，社会各种力量之间思考和妥协的结果，换句话说，古希腊思想文化的繁荣，是政治和经济制度变革的结果。参照中国古代人文主义思想产生的方式，笔者对这样的判断深以为然。随着多利安人的入侵和迈锡尼王朝的衰落，古希腊王权政治基本崩溃。迈锡尼王朝的没落，让古希腊倒退到农业文明时代，甚至文字也消失了；但是王权政治的崩溃，让迈锡尼时代的两种主要社会力量—乡村社团和军事贵族得以保存下来，军事贵族中的那些著名世家还垄断了某些仿佛是氏族特权的宗教权力。这些社会集团之间经常发生剧烈冲突，如何平衡这些社会力量，弥补统一王权缺位之后的社会秩序，从而获得新的社会平衡？这或许是古希腊文明转向的关键时间，在这一时刻，国王没有复出，王权政治没有再度形成，而是在充分的实践之后诞生了一种新的政治模式。
迈锡尼王权的衰落，给古希腊文明提供了一次历史性的创新机遇。古希腊人开始思考，“人类世界由哪些部分组成？哪些力量会使其内部出现分裂？如何统一协调这些力量？怎样在冲突中建立城邦的秩序？”古希腊人的反思，为上古世界划开了一道璀璨的文明光彩。这些思考既是古希腊哲学的基础，也是古希腊民主政治的起点。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希腊人找到了“公众集会广场”这种场合，一切问题都可以在广场中解决。古希腊人在国王城堡的处所建起了用以公共祭祀的神庙，“公共空间”作为一个重要社会形态出现了，人们在这里谈论共同关系的问题，解决共同问题。围绕着这个“共同空间”，城墙慢慢筑起，保护并限定着组成它的全体市民。虽然这种城邦政治在前7世纪一度因为城乡之间出现了矛盾而引起混乱，但经过梭伦改革，古希腊城邦政治得到更公平和更良性的发展，通过对穷人的保护，城邦社会消除一切差异，权力均等地覆盖了所有公共空间，造就后来的强盛的古希腊城邦文明，为西方人文主义奠定了重要基石。
不论是公共空间的创造性，还是梭伦改革的创新性，所产生的“公共空间”与“权利”等概念，毫无疑问都是西方世界的核心价值观，经过现代学术阐释与社会实践之后，依旧是现代社会的主要思想。在王权没落之后产生的这一系列公共文化思想，因为符合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保护了相对公平、弱者权益，实际上也就是保护了人性与族群整体利益。无独有偶，中庸思想恰好也首先是对弱者的保护开始，进而成为一种民族精神，虽然在后来的阐释中对中庸出现了不恰当的解读，但这不影响“中刑”或者中庸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所有这些可能成为核心价值的思想，无不体现着对人的关怀、对人的尊重、对人格的塑造或者体现人道的美好要求。当然，因为后来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的差异，也导致中外早期人道价值观在后来的演化中出现了极不兼容的结果。
文化决定创新差异
任何一次文化复兴都不可能是简单的复制再造、返祖或者遥相衔接所能完成的，正如布克哈特说的，文艺复兴“征服西方世界的不单纯是古典文化的复兴，而是这种复兴与意大利人民的天才结合。民族精神在这个结合中究竟保持有多少独立性是随着情况而不同的。”伏尔泰同样认为，文艺复兴的意义不在于复古，而在于创造。每一次创新，如果不结合新的社会信息和时代精神、包含新的技术条件和物质条件、解决新的矛盾和要求，都只能是一次别有用心的歪曲，这一切都无非都是阴谋家们的削足适履、指鹿为马，都不可能引导真正的文化复兴。譬如王莽试图以其政治意图，托古改制，试图左右业已形成特定发展趋势的汉代经学，除了落得一个欺世之名，并未能启发新的文化精神。
全世界都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为什么一些国家一直走在创新前列、引导着创新潮流，而一些国家则只能蹒跚而行，甚至因为创新导致动荡和挫败？这除了与各国具备的一般性创新要素：资本、科技、市场、集成能力、制度等有直接关系，更重要的是背后隐然存在的文化差异。文化既是国家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国家创新的前提、基础、源泉，影响到国家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创新模式、创新内容及创新的活力与能力,从而影响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这种影响是无形的、非正式的、内在的，同时也是深刻的、长期的,更带有广泛性。
任何一个经济发达、科技活跃的时代，必定离不开文化的繁荣和人文的导引。近观中国，先有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自由和学术争鸣,才有两汉农业文明的成熟；先有魏晋时代的思想解放与自由，才有唐宋明经济的繁荣；先有宋明理学和人性学说的巨大思想力量，才有康乾盛世。再远观世界，18世纪以来世界科学中心和工业重心的转移，从最早的意大利到英国、法国、德国，再到现在的美国，表面上是地理位置的更替，实质上是创新能力强弱转换，更是文化动力强弱转换的结果。
科技创新是社会文化的产物，一切科技创新实践都带有它所处时代的文化烙印。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才出现的，作为盛行于14世纪到17世纪的一场欧洲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最先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意大利各城市爆发出伟大艺术和光辉思想，为意大利带来了科学的春天，使意大利成为最早的科学中心。17至18世纪，英国的人文主义思潮，为科学探索提供了优越环境，使得世界科学中心从意大利转向英国，在英国同期发生了以纺织机械为起点、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以及以蒸汽机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人类社会从农业时代走向了工业时代。英国之所以能在科学技术上有如此多的发现、发明与创造,原因正如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所说,是因为 17世纪英格兰的文化土壤对科学的成长与传播是特别肥沃的。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法国大革命破坏了路易十四以来的专政制度，启蒙哲学和理性精神打破了旧有世界观的桎梏，创办了一系列新的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技工学校和一些新的大学，改造了皇家科学机构，使之从宫廷走向社会，院士们成了真正的职业科学家，还形成了集中型科学组织，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使科学中心转移到法国。
19世纪下半叶，德国成为科学中心。这一时期，实现了第二次科学理论的大综合，发生了以电气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以及以电的广泛运用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德国能在 19 世纪工业革命中崛起，其中关键在于它将大学专业教学与专业研究室结合起来，促使大批的青年人才直接参与科学技术创新前沿的探索活动。这种新型模式催生了现代大学和科技研究开发机构，为科研和创新营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开辟了培养创新人才的先河。进入20世纪，美国因是以自动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和以电子技术广泛运用为标志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的策源地，而成为世界的科学中心。其中，最为出色的是美国硅谷，它是美国科技产业的发祥地，也是当代高科技企业最集中的地方。硅谷的成功不仅在于它拥有大量的风险资本，以及因毗邻于著名的学府，而拥有众多的高素质人才群体，更在于它在发展过程中所创立的独特的、激励创新的“硅谷文化”，一种能充分发挥人的创造能力的文化，用以造就科技型创业者的栖息地。
历史发展轨迹表明，文化影响着科技的生成、发展和传播，影响着科技创新的进程和结果。可以说，没有文化这一核心要素参与其间，国家创新能力就难以实现可持续性，因为国家创新战略的根本有赖于文化的支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所发布的相关报告中，除了反复强调文化是人类发展的最高目标之外，还更进一步指出，就当下而言，文化还是今天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也明确把文化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美国、以色列这些国家之所以成为全球创新的中心，是因为其背后有强大的文化支撑。所以，实现国家创新战略绝不是单一的科技驱动、制度驱动或市场驱动，而是文化将这些驱动力聚集起来，创新型、智能型、包容型、力量型文化，使创新形成规模和可持续。
就文化而言，在当代，人类文明成果经过几年前的积累已经非常丰富，这个时候，创新已经不需要像远古时代那样来自各种实践的积累，人类已有的文化，已经成为国家创新的重要灵感来源，这时候，创新超越了社群、种族、地理甚至国家范畴，整体意义上的共同文化基础成为创新战略的重要支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和信息条件、教育条件，文化的创新价值将得到更充分的释放。文化既是创新战略的可靠支撑，也是创新战略的目的。文化要素，在创新战略中形成一种既是起点也是终点的角色。
文化确立创新边界
经过长期的创新与发展，人类目前已经获得非凡的创造能力，摸索清楚一些自然规律的运行方式，有能力适当介入这些自然运行方式，通过干预和改变这些运行方式，获得对人类有利的结果。但是，这样一种能力，既然能够干预自然，当然也可以挑战人伦。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类的创新能力在新世纪已经来到可能危机人类自身的边缘。如果说创新一直是人类之友、人类社会的推动力，那么，现在来说已经不再是单向的问题，而是机遇与风险俱存。如何避免风险，确定创新的边界，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也是科技伦理的主要议题之一。
较早一些时候，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就提出，“我们可以认为，自所有传统文化中、在工业社会中以及直到今天，人类担心的都是来自外部的风险，如糟糕的收成、洪灾、瘟疫或者饥荒等。然而，在某个时刻（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也就是最近），我们很少担心自然能对我们怎么样，而更多地担心我们对自然所做的。这标志着外部风险所占的主导地位转变成了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占主要地位。” 当科技发达到很高程度，一些创新成果就可能危及到人类的核心价值，危及人类基本利益。这样的事实已经存在，而且是迫在眉睫必须谨慎思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科技伦理问题。所谓核心价值，是基于基本的人道要求而产生的，人的利益是其核心问题。
1．生态伦理风险
创新技术产生超越人类对外部生存条件的承受能力的风险，我们姑且称之为生态伦理风险。生态伦理问题的存在时间比较长了，世界各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就已经陆续遇到、或深或浅遭遇了人与环境的矛盾问题。开启工业化的同时，伴随着人类对自然负面干预的开始。工业化早期，由于工业化程度整体偏低，这个问题并未显现，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由于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在80年代末，人与自然的矛盾问题开始引起自觉层面的关注。再后来的理论探索中，自然生态的重要性得到充分肯定，认识到自然生态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挑战这一底线的结果将导致人类无处藏身。生态伦理、生态文明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底线。
工业化进程无疑是人类创新的重大成果，现代文明无疑是在工业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离开工业文明所奠定的基础，现代文明、现代化、信息时代无从谈起。但工业化给环境带来的破坏，其负面作用也是触目惊心的。因此，如何在生态伦理、生态风险与工业产业之间寻找最合理的平衡点，不仅是个可以不断深化的问题，也是一个难题。而人类整体利益与个别集团利益之间的利益平衡也是这一关系中最切实最直接的矛盾。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共识的今天，生态伦理风险的矛盾主要来自个体与地区之间的利益矛盾、地区与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国家与国际之间的矛盾。如何协调这些局部与全局的利益矛盾问题，是生态伦理风险的主要问题。
不论任何一种观念，作为人类社会的活动，首先保证人的利益，实现人的核心价值，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如何阻止无序的、危害自然生态的技术发展，而是利用新的技术来维护生态、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平衡，因此，生态伦理的本质，首先是解决人的问题。不管生物中心主义也好，自然中心主义也好，都面临相同的问题，就是自然界中人的位置和利益。片面寻求人的利益是否符合人的利益？尊重生态，即尊重人类自身。如果忽略了人，一个百草丰茂、牛羊成群的大自然，却没有人类，这样的平衡绝对不是人类需要的。同样，一个土地板结、大气污浊、天空昏暗的生态，也不是人类所能承受得了的。在目前而言，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共识，生态风险问题相对还是可见的，很多创新技术可以投入到对生态的维护当中。
2．生命伦理风险
创新技术产生的超越人类生命本体承受能力的结果，我们姑且称之为生命伦理风险。生命伦理风险有几种形态，第一，追求物质产能效率或其他经济效率的技术的对人类生理本质所构成的潜在威胁；第二，先进技术的对人体的技术干预，改变了人类的天然面貌或秉性，增加了人伦和人道的复杂性，模糊天然或也以形成固定传统的人伦人道的含义。后者的影响更加长远和深刻，很可能改变人的含义和人的基本伦理。
据有关数据对于未来科技的展望，人类在未来可以通过修改人类基因以改进目前存在缺陷的人类基因，可以通过植入芯片的方式给大脑输入知识、信息，让学习、学校、学位等等这些词汇失去意义，可以制造出性爱机器人，修订出来完美的人类。如此种种，往往都超出现有的伦理准则范畴。又如，治疗性克隆是否安全？为了满足人的惰性而开发的种种技能，在给予人极大方便时，是否也颠覆了人的基本含义？比如芯片植入技术可能造成的学习过程的省略，学习经历被抹去等同于成长经历被抹去，是否颠覆人的一些基本属性？固有的伦理观在许多新科技面前显然失去了评判能力，而新技术带来的隐忧确实是无穷的。
3．技术伦理风险
现代创新技术产品的使用，产生出超越人类整体的物理承受能力的结果，我们姑且称之为技术伦理风险。最典型的如核武器给人类带来的安全隐患，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承受能力。高效能的物质比如毒药等开发、生物武器的开发甚至智能机器人的研制同样存在着类似的安全隐患。不论是武器的高能效，还是任何一种产品的高能效，都存在这样的风险。一旦这些改能效产品出现不可控的情形，人类的灾难就不远了。
到目前为止，技术伦理风险的一个重要起因，就在于国家间的竞争所致。由于任何一种新技术的产生，不久之后必然为更多人所掌握，因此，在相同的时间环境下，独门绝技都是不可能长久的。也就是说，任何一种超致命的高能效产品，都不可能是永久独门的，反过来说，这门技术的开发者，也完全可能成为这门技术的受害者。也许是这样一种法则的存在，各国之间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对一些过于强大的武器或者其他产品，看上去不再像过去那样热衷于开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但是，那些看起来似乎是百利而无一害的技术，是否一定就是安全的呢？
科技权利的矛盾，主要还是体现在个体与全局之间的利益冲突。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分裂、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的割裂，导致每一现实的利益主体应用技术工具时首先考虑的是各自现实的私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在私人利益、局部利益受到根本威胁的情况下，公共利益或整体利益并未能马上成为伦理思考的出发点。
现代技术发展变化的复杂性，加大其不确定性。越复杂而越先进的技术源源不断出现时，其中的伦理隐忧却是日趋明晰。传统伦理原则无法回答这些新技术所可能产生的问题时，一个结构性的理论或许也应该出现了，需要重新回答一些因此而产生的问题。
（作者：艺衡）【来源：《经济导报》第3399期 2017-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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