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不是执政党的执政新课题，而是长期未能突破重大体制障碍真正解决的「老问题」，中共四中全会就需要在这些大问题上切入，着眼于解决大难题。回避大问题大难题，必有大麻烦大乱子，这是这些年来的一个严重教训 。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并宣布，在今年10月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四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据高层内部人士透露，在中共历史上首次将「法治」列为中央全会议题的这个四中全会，将讨论通过《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等两个文件，还将就「树立宪法高于一切的法治理念、贯彻实施宪法，完善立法，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推进司法改革，党在法律框架下依法执政」等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行动纲领和目标任务，扩大司法体制改革的试点范围。另外，四中全会还将宣布对周永康的审查结果及正式处理意见。
观察人士指出，将主要议题为「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的四中全会的召开与对中共最高级别官员的立案审查同时公开宣布，的确是一个饶有意味、开启人们政治想象力的举动，此举发出的信号值得密切关注。
两大执政压力尚未缓解
近距离观察中共高层的人士指出，这一届中共高层执政眼看就有两年了，但是他们执政伊始面临的两大压力尚未见基本缓解，迄今为止他们的所有执政活动实则还是围绕应对这两大执政压力而展开的。
一是政治。与上一届执政高层相比，本届高层的产生并不顺利，党内在改革基本问题上的共识破裂，中央权威的衰落导致党内不同政治势力的权争加剧和最高权力传承交接秩序的紊乱，最高权力的既定「接班人」遭遇党内对其执政能力和执政合法性的双重挑战及质疑。新一届中共高层面对的这种局面在中共执政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为保持政治稳定和巩固新的执政地位，新一代中共领导人以「整顿党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出台八项规定等等）」、「大力反腐」和「集中权力（成立中央深改组和国安委等）」这三大传统「家法」应对严峻政治局面。与此同时，提出「中国梦」以弥合被左、右撕裂的意识形态。应该说，新一代执政者所做的这一切已多有斩获，剔除了影响政治稳定和执政地位巩固的诸多不利因素，遏制了党风恶化的势头，反腐之刃突破了重大障碍，切割到更深层「政治部位」，避开了左、右纷争促进了「中国梦」和改革共识的形成，初步赢得民众信任和支持。特别是对周永康违纪立案审查，成就了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新权威」的第一块基石的奠定。
当然，新一代执政者很清楚，他们目前所做到的也只是「扭亏」，还远未达到执政资源的「增盈」。现实的问题就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已经提出近一年，但是实质性的改革却并未真正展开，推进全面改革的条件还缺少什么？稳定政治巩固执政地位的那「三大件」（即整顿党风、大力反腐、集中权力），还能不能担当起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坚强政治保障」的重任？至少从现在看，对这些问题还没有明确答案，人们既有期盼，更有疑虑，新一代中共领导层的政治压力依然沉重。
经济下行具极大挑战性
二是经济。这一届中共高层，可能是近三十年来第一个在经济增长步入下行轨道和区间走上执政舞台的政治团队。以往依托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赢得执政合法性和权威的「便捷」通道不复存在，而稳定经济、扭转经济下滑趋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中国经济领上优质高效的发展新路，对新一代领导人来说则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和「压迫性」——这既是他们所陌生的、未曾有成功经验可借鉴的，也是难以很快见到实效，甚至还会因为应对失当而招致更大的执政困难。这是前几届执政高层所未经历过的。
多年来，几届中共高层都是搭在「经济快速增长」的「顺风车」上执政的，他们「一心一意谋发展」，在「政府主导」、「投资拉动」、行政权力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作用为特征的「中国模式」策动下出现的经济快速增长，却造成了社会公平缺失、贫富差距扩大、权力腐败蔓延、环境破坏加剧、经济结构恶化、社会冲突事件猛增等等大量执政难题，一旦经济增长速度慢下来，这些问题全都暴露出来并变得十分尖锐突出，成为新一届执政高层难以排解的「大包袱」，大大挤压了他们建立权威、开创新局的执政空间。可以说，经济下行造成的执政压力非常之大，其份量丝毫不比政治上的那些挑战和冲击轻，而且两者迭加，令新一届执政高层的执政风险陡增数倍！在这种情况下，近两年来中共高层不得不用相当大的精力来解决经济上「稳增长」问题。在中央七人常委中，至少总书记、总理和一位副总理是要直接过问和处理经济问题的。
接近中共高层的咨政人士透露，尽管经济下行的压力到目前为止稍见缓解的苗头，但是中共高层却并未感到轻松。从「稳增长」上看，由于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做了一些「微调」「微刺激」的小动作，小规模地增放并盘活了一些资金，使得仍在既有经济增长模式下依靠货币「输血」才能启动运行的中国经济的下滑趋势有所缓解。一些可圈可点的调控动作，对于「稳增长」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但是接受执政高层委托对解决经济下行压力问题提供咨政意见的人士指出，房地产的巨大泡沫，诸多产业领域（钢铁、水泥、玻璃、光伏发电等）的过剩产能，国有企业群中那些庞大的「僵尸」企业死而不倒，所有这些以占用和沉淀巨量货币的方式顽强存在的经济「垃圾」如若无法被市场「出清」，经济下行的压力就不会减轻或消失，带动经济增长、具有创新高能量和可持续力强大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位及群落就无法形成。现在房地产业似乎已出现转向跌落的前期迹象，会不会变成爆炸性的大灾难？所以，「出清」上述「经济垃圾」而又尽量避免造成灾难性后果，「稳增长」的同时又能推进改革以「置换」旧的增长方式及其体制机制，是当前摆在执政高层面前的一个很大很难的经济课题。
其实，难题就在这里：中国经济下行态势，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体制发生危机所导致的，是以往曾经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那些结构性、体制性的因素已经难以为继的必然结果；不从结构性、体制性这些最要害最关键的部位痛下改革之手，就别指望能搬动「经济下行压力」这块大石头。
反腐达到历史新高度
面对政治、经济的两大执政压力，新一代中共执政高层为赢得执政权威的树立，有担当有作为，其中最让人称道的，当属他们在反腐上作出的那些堪称史无前例的巨大努力和所表现出的超人胆魄。几十年前，腐败的苗头刚刚露出，邓小平、陈云等就已充分意识到执政党面临腐败这一关系生死存亡的最大危险并屡屡向全党发出严加防范的告诫，几十年来，中共在反腐上也并非毫无作为，然而作为一个唯一执政的政党，从未能真正认识：绝对的权力只有自我扩张的本性，决无自我约束的本能。回避和放弃对「一党独大、党在法上」的政治体制进行以治理现代化为标准的改革，故而照例未能摆脱「权大必腐」的政治宿命，在腐败汹汹而至面前节节败退，已在相当程度上不得不与腐败「妥协」、「媾和」否则便难以生存。
「物极必反」，腐败至极，反而给新一代执政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建功立业树立执政权威的极佳历史机遇和解开多种执政难题纠结的「金钥匙」。幸而他们「顺势而为」牢牢抓住，终于在今年初发出「要以猛药去屙、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要抓早抓小，有病就马上治，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不能养痈遗患」。这一年，中共在其反腐规模和力度上，在反腐利刃所指的层次和范围上，都有史无前例的大突破，其反腐所用的力量，的确达到了治理腐败所需要的那种程度，这次立案审查前中央常委周永康，将反腐斗争推上历史新高度。
接近高层的人士透露，中共领导人现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保持反腐「高压态势」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反腐创造的有利政治形势，突破改革难点，将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10月间的四中全会一反「常规」、「惯例」以「依法治国」高难改革课题为议题，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出中共领导人的上述政治意向。
不过，在执政党内反腐败力量和腐败势力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于是有人发出「谨防『大老虎』们连手反扑」警告，指出「大老虎」们由于其所处的地位、所占有的资源以及其背后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业已形成一个很强势的势力，具有不容小觑的政治能量和影响力。随着反腐「打虎」的力度不断加大，「大老虎」们决不会坐以待毙。为保护既得利益，他们必负隅顽抗甚而会「连手反扑」：或寻找更高的「后台」保护以躲过反腐矛头，或以影响党的形象和安定团结为由向反腐行动施压力，或以自己所掌握的对手或更高层级官员的腐败线索相要挟作垂死挣扎，或与党内利益相关者连手制造莫须有罪名打击党内坚决反腐的力量，或策动政治阴谋利用执政党失误以「追责」方式将主持反腐的领导人拉下台并打压反腐行动等等。对上述警告，中纪委的一位人士认为，从当前反腐形势看，贪腐「老虎」余威尚在，他们为保住身家性命和利益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发警告者列举的那些「连手反扑」方式，都是「老虎」们念兹在兹熟稔在心的「看家本领」，对此，以中共领导人为代表的党内反腐力量当然是会高度防范的。
如何做到「除恶务尽」
实际上，反腐斗争走到打出「周老虎」这一步，人们更关心的问题，是反腐斗争还能不能继续坚持下去？能不能跳出「选择性反腐」的政治藩篱真正做到「除恶务尽」？能不能将反腐斗争从「政治」转变为「法治」、转变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体改革和建设？正是着眼于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了解高层情况的一些咨政人士指出，当前阻挡反腐斗争继续坚持下去的最大障碍，还不是那些「老虎」、「苍蝇」们形成的腐败势力的对反腐斗争的反抗，而是党内多年来在不坚决不彻底反腐中形成的一些思想陈规和行为陋习，其中很可能影响高层决策从而对反腐斗争造成干扰最大的是这种论调：打出太多「老虎」和「苍蝇」，揭露太多贪腐案件，极有可能超出人民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从而引发出反效果，即从拥护支持反腐败走到另一个极端，由对少数腐败分子的痛恨变为对执政党先进性、纯洁性和执政合法性的否定；如若再加上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伺机利用，就更会放大这种「反效果」从而对党和国家造成更大损害。
多年来，这种既违反政治逻辑也不符合真实情况的论调，不但从未让反腐斗争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反而屡屡让反腐斗争止于「老虎」脚下，倒在「体制弊端」门前，结果造成党内「老虎」越来越大越凶猛，「苍蝇」越来越多越贪婪。应当看到，上述论调虽荒诞不经，却总能得到接纳并产生干扰反腐斗争的作用，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执政党内长期不正视不研究「腐败」产生的制度性原因，甚至把研究腐败产生的制度原因封为禁区，更不可能触及「大权独揽、权在法上」的体制这个根本原因。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值得当前开展的反腐斗争牢牢记取。反腐斗争一定要着眼于从制度、体制上去寻找腐败发生的原因，并且从改革体制、制度上为反腐提供政治保障。
与宪法相关的四议题
据接近中共高层的人士透露，中共领导人要求将召开中共四中全会的消息和中央决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的消息放在同一天公布，不是没有用意的。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而周永康本人就曾是「分管政法」的中央常委，而他本人及其贪腐集团、黑社会团伙严重违纪违法的诸多罪行，都与中国建设法治国家存在的诸多缺陷和问题相联系。继续打「老虎」，将打「老虎」引向「依法治国」，引向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体制改革，难道不是同时宣布召开四中全会和立案审查周永康的消息而发出的明确政治信号吗？四中全会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其实也不能不清理周永康在位时破坏法治建设、司法改革所制造的那个「烂摊子」。今天执政党欲重上「依法治国」的治理现代化轨道，周永康作为「反面教员」所提供的那些重要启示还都是宝贵资源，宪法研究的权威人士认为，至少以下四点与四中全会的议题相契合：
一是从宪法上明确执政党的权力范围，形成「党权清单」，同时用宪法法律规范「党权」行使主体和运用程序；
二是改革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提升直选层级，适当引进竞争机制；
三是建立行之有效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即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宪法监督制度，设立合宪性审查或宪法监督专门机关；
四是改善党对司法的领导，在承认司法必须中立的前提下，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权、检察权的独立行使。
咨政人士指出，依法治国不是执政党的执政新课题，而是长期未能突破重大体制障碍真正解决的「老问题」，中共四中全会就需要在大问题切入，着眼于解决大难题，而不是仅仅将主要精力放在单个领域的一些技术性、细节性的小问题上。回避大问题大难题，必有大麻烦大乱子——这是这些年来的一个严重教训 。
（作者：陈衡竣）【来源：《镜报》2014.9 第4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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