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问题判断有误就会危害全局

—— 一本国际问题讨论文集的《前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计划为每位荣誉学部委员各出一本文集，我也忝列其中。虽然当年社科院在评选荣誉学部委员时给我评定的专业是国际问题和中共党史，但实际上我从1950年离开地方工作踏上外交战线后，主要和一直从事的都是国际问题研究。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只是在1999年离休后才开始，至今也不过十多年。所以，这本集子就完全限于国际问题范围。还由于我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都担负着一定的行政领导工作，很难对专门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只能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外交工作的需要，写些带有时间性的调研报告，而且大多是提供领导参考的看法和建议。为此，又不能不对各种不同意见进行辩驳，从而显示出较强的论战性。这本小书也就干脆命名为《争议下的国际问题观察》。

关于本书的内容，除了一般的国际问题外，还单列了时代问题和日本问题两项。这是因为：

第一，时代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判断有误，就会为害全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我们的错误判断，无视二战后不久世界就已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世界经济、科技出现了人类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大发展；却盲目坚持我们仍然处在战争与革命时代，认定战争不但不可避免，还迫在眉睫，并据此制定国家战略和政策。这就是，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搞继续革命，接连发动各种运动，造成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出现三十年的倒退，耽误了世界快速发展的一段黄金时期；对外要打倒帝修反（所谓反，是指以印度尼赫鲁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推进世界革命，因此实行闭关锁国、全面备战。结果使我们没能利用当时特别有利于发展经济的国际环境，还造成在国际上的孤立。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情况下，我们才看到和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特征，这就为改革开放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导致此后我国经济在市场化的推动下出现长期的快速发展，使后三四十年和头三十年的差别判若天壤，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

第二，列上日本问题，主要是由于我受命当了八九年的日本研究所所长。虽不能说对日本有什么研究，但既在其位，总得尽量谋其政，了解点日本情况，写点有关日本的东西，于是就有了一批日本问题的文章。这次出版文集，即从中捡出一批充数。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出任所长期间，正值中国开始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并同日本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在日本掀起了一阵中国热，在中国兴起了经济上学习日本的高潮，双方提出的共同口号是“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日本研究所成立于这种时候，不但受到中国有关方面的重视和支持，也受到日本官方和民间的欢迎和资助。可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由于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和许多人对中国崛起的嫉妒和疑惧，以及双方民族主义情绪的滋长，两国关系又开始出现逆转。这一倾向如得不到制止，任其发展下去，就不仅会损害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会严重影响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稳定与繁荣。

应当说明的是，本书收集的都是十多年以至几十年以前发表过的文章。时过境迁，都成了历史资料。之所以再次付印，正因为还多少有些史料价值。即使如此，有些时间过久的文章仍然需要解释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这里只就五六十年前的三篇文章做点说明。

第一篇是1951年所写《关于朝鲜停战的和谈问题》。这是我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后（时任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在张闻天大使指导下向外交部和党中央写的第一篇调研报告。当时朝鲜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但已处于相持阶段。由于中国的参战和苏联的援助，美国军队已不可能推进到鸭绿江边，而中苏朝“三驾马车”（毛泽东语）也无力把美国赶出朝鲜半岛，美朝双方和世界舆论也都希望不再打下去了。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张闻天看出了通过和平谈判停止战争的必要和可能，遂让我以使馆研究室名义写了这篇调研报告。送回外交部和中央后，引起极大重视。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曾亲自致电使馆，说今后这类报告应以电报发回，交定期的信使带会贻误时机。

第二篇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在讨论朝鲜问题未达成协议后转而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主要是越南停战问题时，由我主动（因日内瓦会议在讨论朝鲜问题后，张闻天就要我回到使馆，没让我再参加讨论印支问题的会）写的一篇调研报告，题为《评英国的所谓亚洲洛迦诺计划》，旨在说明英法（美国虽有不同意见，但当时不起决定作用）在印度支那以至远东问题上的底线是划界而治、维持现状，我方（苏、中、越）要求法国完全退出印度支那也是不现实的，而只能以英法的底线为基础实行妥协。日内瓦会议最后就印支问题达成的协议，也就是这么办的。这篇报告当时曾受到周恩来总理和代表团的重视，认为对那场外交斗争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

第三篇《有关当前民族独立运动的几个问题》，是我1959年写的一篇调研报告，发表在《国际问题研究》杂志上。这篇文章虽未经张闻天看过，却和他的思想有关，也就是立足于他与毛泽东对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的不同看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自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发生的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就都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胜利后所建立的也只能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有100多个民族国家独立，走的却并不是这条道路。除了越南、朝鲜、古巴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外，几乎全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建立的民族独立国家。虽然1958年9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巴西记者的谈话中对《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一点修正，但并未涉及上述根本论断，而只是改变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资产阶级对外政策——“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他的道路”的看法，承认亚非拉许多民族主义国家“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的事实。其实，这倒是次要的小问题。重要的根本问题则是二战后百余国家的独立，用事实否定了毛泽东上述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只能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的主要论断。我写民族独立运动的文章，就是想用事实反驳《新民主主义论》中这一基本观点。1956年，张闻天确曾和我谈过，二战后殖民主义体系崩溃的历史证明《新民主主义论》的有关看法不准确。但这与我三年后写的文章并无直接关系。

除这三篇文章外，本书收入的其他文章，也都是十多年甚至几十年前写成的（此后十多年来我已偏重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和著述）。而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一些评论和看法可能很快过时。所以这些文章所反映的一些观点和估计发生错误，也可以看作是难免的。同时，人的思想认识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以前认为正确的，现在看起来却可能是谬误。反过来也是一样。例如，我们过去就一直没有把日本的对外侵略看成和说成是日本的民族犯罪，而总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把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还强调他们只是“一小撮”）和支持并追随他们的广大群众严格区分开来。这就不如欧美人看德国。欧美人认为德国法西斯的胡作非为，既是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的罪行，也是整个德国民族的犯罪。何况直接侵略、蹂躏和掠夺各国人民的正是出身于德国工农和知识分子的纳粹官兵。由于德国人自己也认识到希特勒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属于民族犯罪，因此才有近乎全民的普遍反思；才有禁止军国主义和法西斯活动的法制（如规定各级教育必须讲法西斯罪行，对公开推崇和膜拜法西斯战犯及仿效纳粹聚会和礼仪等活动的人要追究刑事责任等）；才有战败后东部领土被割去一大片也一直没有再提领土问题；才有勃兰特总理访问波兰时在华沙对死难者的下跪，等等。这都和日本形成了鲜明对照。为侵略战争辩护和尽量减轻罪责、对各邻国挑起领土问题、纵容参拜战犯和侵略战争参与者的亡魂等，越来越成为日本的官方政策和舆论主流，哪里还谈得上应有的民族负罪感！德国和日本对自己发动的侵略战争持不同态度，根本原因也在于，战败后的德国是反法西斯力量取代了原来的纳粹统治；而日本虽然战败，在美国的干预下实现了民主化，但它原来的统治集团，更不用说统治阶级，却都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

还须指出，我们过去的一些认识和说法，也很成问题。例如没有把日本对外侵略看成是民族犯罪，而总是以所谓阶级斗争的观点，把这只归罪于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特别是还一再说日本人民和我们一样，都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这就混淆了是非。我们怎么能把跑到中国来进行抢劫、欺压和蹂躏中国老百姓的日本兵和遭受抢劫、欺压和蹂躏的中国老百姓相提并论呢？就是没有当兵来中国而留在日本从事生产劳动和其他工作的日本人，绝大多数也是效忠天皇、甘心在为“大东亚圣战”作奉献。真正反战的是极少数。所以应当把进行对外侵略的国家看作民族犯罪，他们全国上下都应有负罪感，决不能为支持和参加侵略战争的所谓大多数人民去开脱和辩解。

这类主观认识的失误或过时，应该修正改变的，还有不少。如上世纪60和70年代，我们自己提出了个“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伪命题，认定它是对我国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且发动亡我的战争迫在眉睫，因此要加紧全民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历史已经证明，这只是虚惊一场，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还丧失了一个世界经济科技迅速发展的大好机会。这种全局估计和据此进行的工作安排，不能不对当年的国际问题研究产生影响。这也很可能在本书有的文章中留下痕迹。

本书所讨论的问题虽已经过十多几十年，但并不完全过时，大多还有现实意义以至长远意义。例如，对时代的判断就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了，实际上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权威的论述与判断，当然应该继续进行研究讨论。书中提到的其他一些争论问题，很多都没有解决，也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无论是在写作时还是经过多年的历史检验，书中各篇文章所表述的认识和论断，错误肯定不少，欢迎各位同行和广大读者能够不吝赐教，提出批评。

（作者：何　方，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来源：《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