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总设计师谈人民币

由奥地利中央银行行长克拉尼斯特（W. Kranister）主编的《国际钱币制造者》一书，从艺术设计和印刷技术两个方面，在世界范围内选取八个国家的钱币，加以研究介绍。这八个国家依次是澳大利亚、奥地利、中国、英国、德国、西班牙、瑞典、美国。其中亚洲只有中国的人民币（第二、三、四套）入选。这标明人民币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品，已经达到国际水准。为此，记者走访了第二至四套人民币总设计师罗工柳先生，请他介绍人民币设计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

毛泽东三次拒绝自己的肖像上人民币

新中国迄今共发行过5套人民币，第一套人民币是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时开始发行的，至1955年3月全部收回。这是国家仍然处于战争环境下发行的钱币，无论是设计还是印刷，都比较粗糙。

据当时参与其事的石雷介绍，1947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任命董必武为主任。同年8月，该处负责筹建中国人民银行，同时组织人民币的设计印刷工作。第一套人民币的设计者是原晋察冀边区印刷局的王益久、沈乃镛。稍后，他们都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第一印制局设计人员，参与第二、三套人民币的印制工作。票面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和金额数字等中文正楷字，都是董必武题写的。第一套人民币设计过程中，根据国际惯例，设计者曾将毛泽东主席头像安排在票面草图上。送审后，毛泽东否定了，认为：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现在，我是党的主席，而不是政府的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像。这样，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南汉宸的意见，票面图案设计为解放区工农业生产。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科长的石雷请示行长南汉宸，说现在毛泽东已经当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了，人民币是否可以印主席像？南汉宸说：此事我一直没有忘记。前些天我到中南海开会时，趁会间休息，我当面请示主席，主席讲，政府主席是当上了，但是当上政府主席也不能印了。因为我们进城前开会有过决定。这个决定是指1949年3月，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做出，关于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城市名、街道名、建筑物和工厂的名字，以防一些同志因胜利而产生骄傲自满、歌功颂德、贪图享受、不求进取的情绪，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

毛泽东第三次拒绝自己的肖像上人民币，是1950年4月第二套人民币设计时，设计人员鉴于领袖肖像的独特性与防伪性，英镑用女王，美元用总统，苏联卢布用列宁像，第二套人民币初稿上有毛泽东肖像。送审后，再次遭到毛泽东本人的否定。

这样，第一至四套人民币上始终没有出现领袖像。甚至第二套人民币中的二角券，原设计毛泽东号火车头上嵌有一个小小的毛泽东头像，最后也换成一颗五角星。其他诸如一元券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五元券各族人民高举毛泽东像游行场面中的主席像，全部被取消。

青铜器铭纹，人民币上的中国特色

1950年4月，中央同意中国人民银行提议，进行人民币改版工作，并指示：人民币改版后要达到世界水平，必须请专家担任设计。主持其事的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局副局长王显周和印币厂厂长贺晓初，找到中央美术学院教员兼党总支副书记的罗工柳。罗工柳又推荐了长于图案刻绘的周令钊参加。

这样，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到周末的下午，银行的车子就把他们接到工厂里，连续工作一夜一天，星期天晚上才送他们回家。当时这是绝对机密的，任何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妻子问，也只回答开会去了。所以，很长时间妻子们只知道他们每到周末就去“开会”。

他们首先研究全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设计，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然后提出自己的设计方案。考虑到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占有我们应有的位置，就特别注意设计中的民族特色。1949年前国统区流通的法币，是请英美专家帮助设计的，没有中国特色，也就没有世界地位。他们设计的毛泽东头像方案被否定后，在很紧张的时间里，最后选用有革命历史意义的标志性景物作图案，其中一元币是天安门，二元币是延安，三元币是井冈山，五元币是人民代表步出人民大会堂，还有没有印制的十元币工农兵代表。票面上“中国人民银行”和数额是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请该行经济处的马文蔚写的，魏碑“张黑女”字体，端庄秀丽，文雅大方。

第二套人民币中的三元币，他们设计好以后，拿到苏联制版印刷。我们国庆十周年时，赫鲁晓夫访华，中苏闹翻了，我们要版子，老大哥不给，怕他们随便印刷，从此以后就把三元币取消了。在已经发行的人民币中，这个币种的数量是最少的，目前市场上的收藏价值甚嚣尘上。

随后，1959年他们又设计第三套人民币，专家组由2人变成5人，周令钊夫人陈若菊，还有长于人物素描的侯一民、邓澍夫妇参加进来。这套以女拖拉机手、纺织女工、炼钢工人为形象的设计，政治色彩太浓，还有像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种政策性的东西都上了货币。作为货币的世界性、永久性特征不明显。但其中的十元币各族人民大团结，设计立意较高，艺术性很好，质量上乘。

在这几套人民币设计过程中，负责图案设计的周令钊拒绝一般货币上的机械花纹，大胆采用民族图案，将一种“唐草”、敦煌壁画中的“飞天”飘带、故宫的窗棂图案加以变化创新，运用到票面设计上，并且用圆圆的纹样把面额数字围起来，极似中国传统的灯笼样。特别是第四套人民币中的五十元币，采用青铜器大克鼎上的铭纹图案，古朴高雅，独一无二，民族气息一下子就洋溢出来了。

与此同时，我们先后发明并使用了反平凹版多色接线印刷、浮雕水印造纸、有条件油墨显证、盲文手感识别等技术手段，实现了人民币在世界钱币体系中的独创地位。

中秋之夜，给周总理写了一封鸡毛信

人民币设计一直是在绝对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参与其事者的家人不知道，工作单位的同事也不知道。这个机密被捅破，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干的事。罗工柳这些专家都受苦了。时至今日，罗工柳回忆此事，仍然心有余悸。

那是1967年的中秋节，上海造币厂的造反派串联来到北京，与人民银行系统的造反派搞到一起，在中央美术学院大门贴出海报，“定于明天上午揪斗罗工柳……”进进出出的人都很奇怪，画画的罗工柳怎么与银行有关系呢？此前，罗工柳已经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被监督劳动，打扫卫生。走过门口，他心里明白是设计人民币的事，这些家伙硬要说这样设计是大毒草。

回到家里，老伴准备着过中秋节的饭菜，性格刚硬的罗工柳还喝了一点酒，准备喝好，吃好，睡好，明天好去对付那帮混蛋家伙们。但老伴还是看出了点什么，他就把明天要被斗的事讲出了。“这事你得考虑一下怎么办，你可不能大意！”罗工柳已经躺在床上了，老伴这么一说倒警醒了他。他想，也是，人民币设计都是属于国家机密，一直是在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些家伙们胡闹，岂不是让阶级敌人窃取了我们国家的经济情报吗？当时他这一根阶级斗争的弦也就绷紧了。

“既是总理抓的，就应该赶快报告总理。”老伴提醒道。

罗工柳马上从床上跳下来，一边吩咐老伴赶紧骑自行车到学院门口把海报抄下来，一边找来纸和笔，他自己在家给总理写信。他们把海报内容和信放在一个信封里，老伴忙着拿糨糊准备封口，他犹豫了，心想，如果作一般信件处理能及时送到总理面前吗？不行，特殊情况必须特殊处理。他让老伴把鸡毛掸子拿来，扯下一根鸡毛贴在信封上，信不封口，让送信的人都可以看到信的内容。

这么安排后，他们两口子乘着夜色赶到学院门口，把信交给值班的解放军同志，并说明情况危急。这位同志接过信看了，叫他们等一等，然后打电话，不一会儿，从里边的楼上下来另一位解放军同志，他看过信说：我们负责送去！

第二天，罗工柳照常到学院去劳动。上午，造反派头头通知他：“揪斗你的那个会，你不要出席。”罗工柳知道，这是那封鸡毛信起了作用。

又过了几天，学院宣布中央通知：凡是因人民币的问题揪斗罗工柳以及其他人，要经李富春同志批准。李富春当时是中央财经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但是，不久以后，这些造反派们还是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一个院子里，搞了一个展览，把人民币设计的草图全部陈列出来了。

作为一种特殊艺术的人民币

人民币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其美术设计具有一定规律性。第四套人民币设计时，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了。中央有关领导提出要体现四个现代化，罗工柳大胆地予以否定了。他说：“这是意识形态，没有可以表现的形象吗。我们是多民族国家，表现多民族的团结应当是一个既有艺术性，又有永久性的主题。

这时候，罗工柳刚从日本考察回来。看到人家经济发展的情况，他在主持设计时又提出要增加百元币，以民族人口数的多少，对应票面额度的大小。可是，上报结果，五十元和百元币都被删掉了，票面额度与图案依次更改。理由是领导担心大面额货币出现，老百姓会认为人民币在贬值。等到已经开机印刷的时候，突然又传来指示，增加百元币。罗工柳生气了，说：文章写到头了，没法做了。

话是这么说，实际上工作还是照样做。罗工柳记得那是国庆三十周年，他们这些设计人员全部被关在北京五四一厂里加班。怎么办呀？心里都犯愁呢。晚饭后，大家看电视，看到群众游行抬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巨幅画像的场面，灵感出现了。周令钊说：有了！这是按照个人对中国革命历史贡献排列的，不是简单地以职位排列，是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历史地位，肯定也是经过中央认可的。侯一民、邓澍负责画肖像，直接在钢板上刻。当时毛泽东已经逝世，中央也同意了。这样，就有了四位领袖肖像的百元币。

总结几十年来参加第二至四套人民币的设计经验，罗工柳认为货币艺术应当具有下列基本属性：

其一、世界性。货币设计的主题内容必须是全世界都能接受的，都喜欢的，不能用狭隘的意识形态观点，让一部分人对它产生抵触情绪。

其二、永久性。货币要长期流通，其设计理念必须考虑到时间的永久性特征，不能搞临时性的政策口号。

其三、艺术性。货币设计必须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美元主要以微雕艺术防伪，我们的人民币图像素描是很高妙的。

其四、民族性。货币鲜明的民族特色是赢得世界青睐的前提条件，我们在人民币的图案设计中减少机械花纹，大胆采用多民族国家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积累流传的手工图案，寓意吉祥，造型典雅，实为创举。

其五、防伪性。货币印制必须采用难度最高的技术手段，防止其被仿制。目前，人民币已经在造纸、设计、油墨、印制等一系列环节上采取独到的措施办法，能有效地防止假冒。

遗憾的是，1999年开始发行的第五套人民币，将几十年来积累的经验几乎完全抛弃了。曾经参加第三、四套人民币设计的侯一民认为，第五套人民币无论是票面大小、比例，还是颜色搭配都不理想，图案太简单，体现不了民族特色和中国特色。一百元券颜色太鲜艳，国际上一般大面值票面都是比较稳重的颜色。而且几套人民币下来，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规矩，二元券用绿色，五元券用棕色，十元券用蓝黑，现在新一套完全改变了，五元券用了绿色。

设计第四套人民币，他到马克思那里去了半小时  

罗工柳，1915年生，广东开平人。1936年考取杭州艺专，卢沟桥事变后，他随学校迁移湖南，1938年初到武汉参加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驻会理事。同年6月，他携带全国木刻展览作品，途经西安，到延安，入鲁艺木刻研究班学习。随后，参加鲁艺木刻工作团奔赴抗日前线，在晋察冀边区的《新华日报》（华北版）从事木刻工作。1942年奉调回延安，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1949年后，他的正式工作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应邀为中国人民银行设计人民币，是友情出场，没有拿一分钱报酬。

他为这份额外的工作，差点丢了性命。

那是1978年11月，他为第四套人民币设计工作，正准备着带队到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采风，收集资料。飞机票都已经买好了，出发的前一天，偶然发现自己便血。他对老伴说：“有问题，你不要说，我注意就是了。”他是带队的，怎么能不去呢？这样就在外边跑了两个多月。回来后，又马不停蹄地赶了四、五个月。不好，再次便血，到医院检查，回家等结果，哪知道当天晚上他就便出了半痰盂的血。送到医院，又是便出半痰盂的血。一个人身上有几个半痰盂血呀？

就这样，除了乏，他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一位熟悉的医生到病房里去看他，给他把脉，发现脉象不对，说着说着，他又大出血。马上手术，半身麻醉。他开始还清醒，慢慢地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后来，医生对他说，情况很危急呀，我们都很紧张，你自己是不知道，你是到马克思那里去了半个小时，但还好，还是回来了。

手术后，来看望他的人很多。医生在门上挂个牌子：罗工柳，心肌梗死，直肠癌，不许探视。

一天，人民银行的几位负责人来了，拿着第四套人民币的整套大样。他们站在门口，护士不让进。他只能亲自说情，请允许我就在抢救室旁边的一个小屋里和他们谈谈。

护士看出来，这是要回避她，很不高兴地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在这样时候来，还神秘兮兮的……”

罗工柳陪着笑脸解释：这确实是国家机密，就请照顾一下吧！

不为名，不为利，但是，一想到十几亿人的口袋里都揣着自己的作品，他就有了一种无上的光荣，伟大的信任，崇高的情感！

这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尽管电话里已经讲明了地址，但我第一次找到北京东城区的那条小胡同，还是来来回回地跑了好几趟，才将信将疑地按响了罗工柳先生家的门铃。走进这平常得近乎冷落，普通得有些残破的街门，坐在罗先生的面前，听他讲自己主持第二、三、四套人民币设计的往事，我为这位艺术家的责任感与生命境界感染了。当我再次来到先生的家，我更为罗先生幽默风趣的情怀吸引了……

（作者：朱鸿召）【来源：《炎黄春秋》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