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读书生涯

人们都说，梁启超是我国近现代史上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我却要说，如从性格本色来看，梁启超首先是个“书生”，而从“书生”的本分“读书”来看，他又是千千万万个“书生”中的佼佼者！

梁启超（1873—1929年）的读书轨迹是曲折而丰富的。他迈入读书园地的第一步是为科举考试而读书。读书的目的是“金榜题名”，仕宦闻达。在这段从四五岁到十七岁的读书时期内，不论读的内容还是方式，都是由家长和塾师决定的。他只是按照长辈和塾师的指点，记诵苦读而已。据史料记载，在这段时期里，他最先熟读的是《四书》、《五经》、《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古文辞类纂》和唐诗、八股文。十二岁考中秀才后，开始学到训诂、词章之学并对它们产生了兴趣。尤其是读到张之洞所著《轩语》和《书目答问》之后，眼界大开，开始知道“天地间除帖括外还有所谓学问者”，因而萌生厌弃科考念头。但由于强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和家庭长辈的督责，他还不可能完全背离这条追求个人功名利禄的读书道路。他只能压抑着个人的兴趣爱好，继续沿着这条路艰难迈步，直到十七岁考中举人。梁启超这段读书生涯除了取得“秀才”和“举人”的称号外，实际意义在于熟读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些基本典籍，对中国的经、史、子、集有了一个轮廓了解，从而为一生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待进入广州学海堂正式学到在当时被视为“显学”的训诂、词章之后，他已经进入了中国旧学中的殿堂。

1890（18岁）是梁启超读书生涯发生根本性转折的一年。这一年他拜康有为为师，进入了康有为的万木草堂求学。在这里，他不仅读到了万木草堂大量藏书，更在康有为的指导下，用全新的观点，研读了中国典籍，了解了西方的种种学说和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情况，对中国历代的沿革得失、兴亡盛衰的原因及救治方略，都有了深刻了解和明确主张。加之康有为的“志于道、依于仁、据于德、游于艺”的教育思想熏陶，他确立了“经营天下”大志，决心用维新变法来挽救危在旦夕的国势，使祖国走上独立富强的康庄大道。

这一时期的读书是到1894年结束的。梁氏这一时期的读书，由于得到了明师指点，所读所获更加广博、更加深入、更加全面、更加系统；他的知识结构也更趋合理、更趋进步、更趋实用。这为他踏入社会，登上政坛奠立了稳固而广博的基础。从这个角度说，这一阶段的读书，无疑是他一生事业的关键。

自1895年至1912年（23至40岁）是梁启超步入社会后的第一个读书时期。这个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它们以1895年9月戊戌变法为界。政变前，梁启超用其所学，协助其师康有为策划、组织、领导“公车上书”，积极参与变法活动。梁氏在这段辉煌岁月里，以其十余年读书所获，发表了《变法通议》等著作，鼓吹变法维新，在社会激起了强烈反响。他也像一颗灿烂明星，辉耀于中华领空，为千百万人所识、所知、所仰望。梁氏这一阶段的读书，是紧紧围绕维新变法进行的。这时的梁氏已经把读书视作变法斗争的手段和武器，自觉地运用读书为变法斗争服务。从他这一时期的许多著作可以看出，他阅读最多的是“西书”，即西方的译著。例如在他1896年编撰的《西学书目表》中共搜罗到325种西书，他读过的即达252种，余下的只是些当时并不急需的医学、工政和兵制著作。这些阅读，对他的变法维新的宣传，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寓居日本后，梁启超为血腥的政变所震撼，他沉痛地回忆着变法的前前后后，思考、分析着变法失败的原因，寻觅着进一步斗争的策略。当时他认为，要想取得变法的最后胜利，必须开发民智，走“新民”的道路。因此他创办了《新民丛报》，提出了“新民”学说。而为了实现“新民”理想，他大读“西书”和“东书”（日本人著作），并将读书所感、所悟、所得向国人作广泛介绍。根据记载，梁启超这一时期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大量文章，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一些国家如英、德、法、俄、日致富致强的原因，包括变法的经验、教训，以及他们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建设。二是一些国家如波兰、越南、朝鲜等国固步自封、因循守旧而衰亡的原因。三是歌赞一些保卫、建设祖国和革命斗争中的豪杰与英雄，如意大利的罗兰夫人、英国的克林威尔等。四是对西方和日本的主要社会学说、哲学思想及其代表人物的推介。如孟德斯鸠、卢梭、霍布士、斯宾诺莎、培根、笛卡儿、康德等这些评述介绍，都是他广读“西书”、“东书”的结果。可以这样说，“新民”说的产生和提出，就是梁启超在他通过读书获得的广博知识基础上，博览“西书”和“东书”并加以融汇的结果。

自1913年至1929年（41岁至57岁）是梁启超步入社会后的第二个读书时期。这一时期也可分为两个阶段，而以1920年游历欧洲归来为界。梁启超是在民国建立的第二年即1912年归国的。归国后，他希图通过“贤人政治”，实现“改良国家”的理想。因此先后出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还组织过政党，担任过进步党主席。当袁世凯恢复帝制时，他不顾身家性命的危险，和蔡锷等策划、组织了反袁斗争。张勋复辟时，他又参加了反复辟斗争。这一阶段的梁启超，可以说日理万机、席不暇暖，但他仍见缝插针地读书不停。他的这时期读书基本是围绕所担任的职务和工作来进行的。如研读许多有关宪法、法律、货币、财政、税法等方面的中外著述与文献，并写出了许多相关专著和专文。

1920年，48岁的梁启超由于目睹了欧洲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和弊端，对中华传统文化重新燃起了希望。又由于“贤人政治”理念被军阀争权夺势、互相残杀的残酷现实所粉碎，他对政治完全失去了信心，决定息影政坛，全力从事教育事业，用传授中华传统文化来培养年轻一代，以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由1920年开始到1929年去世，是他整个读书生涯的最后阶段。在这一阶段，他的读书是基本围绕着整理、发扬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的。根据他的著述可知，这时期他的读书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的学术思想史；2、佛学、佛典；3、文学艺术；4、读书、治学、做人；5、教育。根据这些阅读，他为人们撰写了一大批永垂史册、泽被后世的著作，如《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墨经校释》、《老子哲学》、《儒家哲学》、《中国佛教史》（未完）、《大乘起信论考证》、《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作文教学法》等。就是这些著作，把梁氏推上了杰出的学术大师宝座，永远受到人们的崇敬和敬仰。

       梁启超的一生，是在紧张的读书中度过的。读书一面给他以精神的满足，一面又激起他更强烈的读书欲求。就在这种不断的精神满足——追求更大的精神满足中，他的知识不断的积聚、更新、创造着，他的为人也在人生台阶上不断攀登，不断地被塑造着、改变着。综其一生可以看到，读书先使梁启超掌握了帖括之学，成了秀才和举人；读书又使他学得了训诂、词章以及康有为的“新学”，使他站到了当时中国学术的最前沿，成了立志经营天下的变法志士和维新运动的领袖；读书还使他登上文坛，创造了一种明白晓畅、笔锋饱带感情因而耸动一世、风靡海内外的“新文体”，将当时的西方思想、学术介绍给了国人，撕破了笼罩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封建思想的罗网，他自己则成了中国思想界的陈涉和文坛盟主；又是读书，使他成了学术大师和年青一代的导师。因此我们说，梁启超是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但他首先是“书生”，是“书生”中的佼佼者。

（作者：张维绅）【来源：《炎黄春秋》200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