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的探索和贡献

  顾准是中国20世纪少有的思想家。他两进经济所，两次被打成右派；严酷的逆境和非人的遭遇不仅没有压弯他的脊梁，反而激励他顽强地抗争和不断地探索。他不仅在经济理论上有重要的建树和贡献，更在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以及历史学和历史哲学上有惊人的创造和发展。他提出和初步回答了"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即革命胜利以后怎样这一关系到中国和人类命运的大问题。在思想专制主义盛行的情况下，顾准不仅为中国学术理论界挽回了面子，而且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今年是顾准诞辰100周年，作为曾经与他有过交往的人，撰写此文，以示纪念。

  1.理论贡献

  （1）市场调节理论

  1949—1984年，甚至到1992年，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直是中国经济理论讨论的中心问题，不仅充满着理论的争论，而且受到严厉的政治批判。除了孙冶方的价值论以外，顾准1957年发表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原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可以说是其中的名篇。该文在以下4个方面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也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愧为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

  一是顾准批判了斯大林的观点，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其原因是经济核算制度的存在，不是两种所有制并存的结果"（《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96页。以下只注页码），进而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实行经济核算的计划经济"，"是计划经济和经济核算的矛盾统一体"（第102页）。"经济计划是用经济核算来补足的"，"经济核算制所提供的数据是计划制定的根本依据之一"（第99页）。

  二是斯大林和苏联教科书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统一之流割裂成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部分：个人消费品是商品，生产资料不是商品。顾准第一个指出了其中的逻辑错误，既然从集体农庄及其庄员的消费品是商品推及全部个人消费品是商品，那么，按照同样的类推解释法，也适用于生产资料，即从集体农庄购买的生产资料和集体农庄从国有企业购买的生产资料是商品，也应当推及全部生产资料是商品。

  三是顾准认为，经济计划"是全局性、关键性的计划"，"不是洞察一切的，对全部生产分配与产品转移规定得具体详明、丝毫不漏，因而是绝对指令性的计划"（第98页），全社会统一的经济计划"是"某种预见，不是个别计划的综合"，因而它更富于弹性，更偏向于规定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更减少它对于企业经济活动的具体规定"（第102页）。

  四是经济核算是运用价值规律的基本方式之一，社会主义由于实行经济核算，"价格成为调节生产的主要工具"（第101页），只要承认价值规律对于经济计划的制约性，承认价格是生产和消费间联系的纽带，那么，"自然的结论就是，价值规律既调节生产，也调节流通；既调节消费资料的生产和流通，也调节生产资料的生产及其转移过程"（第120页）。这才是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真正发挥作用的价值规律。

  顾准上述观点今天看来似乎是明日黄花，但在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内，却是相当大的理论突破，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顾准并没有使用市场经济之类的概念，但市场机制已经活生生地出现在他的理论思维和政策思想中。该文1957年曾被当作右派言论受到批判，（张纯音、刘泽曾、桂世镛、张卓元：《驳斥顾准关于价值规律的修正主义谬论》，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6期。）20年后却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先声。

  （2）"糊口经济"和饥荒理论

  在《商城日记》中，顾准提出了"糊口经济"的概念，用以解释中国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现实，并通过毛泽东如何消灭"糊口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选择，解释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饥荒的酿成和后果，从而构造了一个新的饥荒理论。这是顾准在经济理论上最重要的贡献。

  所谓糊口经济，顾名思义，就是全部经济生产都是为了填饱肚子，也只能勉强填饱肚子。当时甚至到1978年，中国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占70%以上，基本格局的确是几亿人刨食吃的"糊口经济"。其特征有，一是自然经济和自给经济；二是存在广泛的稀缺和严重的匮乏，但不存在相对于有货币购买力需求的短缺；三是以生存为第一要义，以满足最基本的需要为唯一目的；四是没有经济剩余，也没有储蓄和积累，充其量是一种简单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

  中国存在"糊口经济"有必然性。据顾准分析，各省的条件很差，人口稠密，个别年份和个别地区除外，几乎"无一省不旱，无一省不灾"。于是，对地球开战，"啃山吃水，消尽自然资源，若非灾荒一兵一匪，必是治山治水，慢性饥饿和死亡"（《顾准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184页；以下简称《日记》）。顾准以商城案例加以论证，"商城全县平均，每人不足耕地一亩，还包括北部平原黄泥巴地在内。1929年以前，商城红了，又变白了，死了一批，走了一批，但人口/耕地比例，若有确（不）（这里的"不"字，可能是笔误，故放在（）内。）切数据，目前必低于1927年以前"（《日记》第185页）。因此，吃饭问题确是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后治理中国最大的问题。

  针对艾奇逊预言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吃饭问题，毛泽东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515页。）推动了人口的快速增长，1950—1960年，人口从5.5亿增加到6.6亿，"糊口经济"也愈演愈烈。顾准以商城的实际给予确证，"彭铁不过三十，四个孩子。黄渤一家十五口，其中孩子九个，没有超过九岁的"（《日记》第185页）。在这种"糊口经济"和人口大量繁殖的情况之下，"农村不会有积累，所能积累的只是自然增殖的过剩人口"（《日记》第186页）。在这里，顾准不仅准确地描述了中国农村的经济现实，而且揭示了中国当时体制下的人口规律及其与"糊口经济"之间的关系。

  顾准1965年摄于青龙桥至八达岭的崎岖山路上

  面对这种经济现实，毛泽东不仅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而且确立了15年超英赶美的目标。怎样实现这样的任务和目标？顾准指出，"1953年以前他（指毛泽东——引者注）不懂，以后他逐渐懂得了，并且摸索一些解决办法，他试过好几个药方，结果选择了现在的药方——马列主义的人口论，恐怖主义的反右斗争，驱饥饿的亿万农民从事过度劳动，以同时达到高产、高商品率的农业和消灭过剩人口——最堂皇，又是最残酷、最迅速、最能见效的办法"（《日记》第232页）。为此，毛泽东"建立了一套实现这一办法的体制，经多年经营，已经成功"。其结构如下。

  甲、公安户籍体制。有此一条，灾区农民，无法流入城市，每天吃菜一顿，也不能再外出逃荒。

  乙、人民公社，依然是产业军体制，它把纯粹农村结构组织成营连，并可以从中随时组成野战（如水利）队伍。

  丙、公共食堂，把农村粮食消耗彻底控制起来，使"粮食出荷"不足以造成骇人听闻的个别饿死人事件，饥饿限于慢性，死亡起于肿病。医生若说是饿死的，医生就是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者。所以，在宪法有居住自由这一条规定之后，有逃窜犯的名目（《日记》第184页）。

  通过这套体制，政府就能控制生产、分配、消费和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控制生产和分配的办法是"征购"和"核产"，"所遵循的唯一原则是根据上级的指标定产量，根据上级的意图做调查"（《日记》第183页），于是形成高指标，大征购，甚至把口粮和种子也拿走。控制生产和分配是为了控制消费，"公共食堂成为粮食消费管理——管得彻底无比的武器"（《日记》第149页）。

  实施这套体制，就把劳动力的价格压到不能再低，并阻止城乡劳动力流动，一方面为工业生产和城市建设提供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可以迅速进行积累，不仅可以动员七千万人上山搞水利，炼钢铁，而且"大小工业都可以不计成本地建立起来，还有剩余，那么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商城的戏院就应运而生了"（《日记》第196页）。

  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大饥荒和严重的经济危机。《日记》真实地记述了当时的情况，并总结出饥荒中死亡的规律：病了，肿了，"走"了。缺粮和饿死人从1959年冬就开始了，顾准该年11月的日记就记有"刘引芝的父亲死了，肿病——劳动过度，营养不足。缝纫室张的哥嫂几乎同时死亡，也是肿病"（《日记》第139～140页）。"柳学冠母弟同时死了，杨柔远母亲死了。夏伯卿家死了人。张保修家死了人"。"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两个孩子，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这个家庭特别大，……十五个人中死五个，则死亡比例不算小了"（《日记》第177页）。同时"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19日城内公审，据说20日要宣判。二起人相食，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日记》第183页）。

  一边是饿殍遍野，人相食，一边是朱门酒肉臭。顾准揭露说，"在此哀鸿遍野之时，商城生活水平高的人还有的是。蔡璋说，他那儿住着城关公社的党委书记，天天吃肉，天天吃油炸馃"。"沈（万山，劳改农场的场长——引者注）公开地吃，鸡、肉常有"（《日记》第188～189页）。

  顾准明确指出，"二三年以后来统计人口，就会知道大跃进实行Malthus（马尔萨斯）主义"，"强迫劳动，慢性饥饿和死亡，是大跃进必不可少的产物，也是新的人口问题的解决之方"（《日记》第146～147页）。顾准坚决表示，"我不忍参加这个剿灭人口的向地球开战的战役"，在"新局面开始前，沉默自全，跟着走，记录历史，使这个时期的真相能够为后人所知"，并坚决主张改弦易辙，代之以"坦率、开明、宽恕、人道主义、文明"的方式，"这意味着粮价的提高，农村粮食供应尺度放宽，公共食堂向取消而代之以严格的工资制"（《日记》第186、187页）。

  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亚蒂·森深入研究了贫困、饥饿和饥荒，写下了《贫困和饥荒》（1981）、《饥饿的政治经济学》（1990）、《以自由看待发展》（1999）等，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反贫困和反饥荒理论，其中也讨论了中国的饥荒问题。他认为，"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而这却是现在识别贫困的通行标准"。"在分析饥饿现象时，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个人和家庭所拥有的、用来建立对足够数量的食品具有所有权的实质自由"。饥荒甚至会在粮食生产丝毫没有下降甚至粮食可供量高峰期发生，即使饥荒确实与粮食生产下降相联系，"我们还是要超越产量地统计数字，进一步去解释为什么一部分人口丧失了生命，其他人则安然无恙"。"饥荒的防止非常依赖于保障权益的政治安排"，"在正常运作的多党民主制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饥荒"，"如果没有选举，没有反对党，没有不受审查的公共批评的活动空间，掌权者就不会因为防止饥荒失败而承受政治后果。而在另一方面，民主会把饥荒的惩罚作用传递给统治集团和政治领导人，这就给了他们以政治的激励因素去试图防止任何有威胁性的饥荒"。"政治权利与经济需要之间的关系，就防止饥荒这个特定问题而言，可以通过考察中国1958—1961年的大饥荒来加以说明。即使在最近发生的经济改革以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多重要方面就一直比印度成功得多。例如，中国的平均寿命期望值的增长大大高于印度，而且远在1979年改革之前，就已经非常接近于现在达到的高水平（出生时寿命期望值接近70岁）。即便如此，中国在防止饥荒上曾有重大的失败。在中国1958—1961年间的饥荒中，许多人未能幸免。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动的所谓"大跃进"是一个重大的失败，没有一个自由的新闻传播体系，政府听到的是它自己的宣传和争着向北京邀功的党的地方官员粉饰太平的报告"。（阿玛亚蒂·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5、162、163、168、177、178页。）

  如果把顾准的记述与阿玛亚蒂·森的分析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关于饥荒理论的一切要素在顾准那里已经提及，只是未曾展开，不曾成文，而关于中国大饥荒成因的分析，虽然森也强调了政治民主和实质自由的重要，但顾准的分析则要深刻得多，具体得多。从时间来看，顾准的记述比森的分析提前了整整20年。这是相当了不起的。如果顾准能够有森的研究条件，那么，他在这方面的理论创造也许不在森之下。

 （3）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理论

  顾准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理论博大精深，也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概括起来，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关于民主政制和专制政制。纵观全部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五花八门，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民主政制，一类是专制政制。前者大多生发于西方国家，立足于希腊的海上文明；后者散布于大陆国家，奠基于陆上文明。在民主政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三件事情是十分重要的：一是希腊的城邦制度，二是基督教的历史演进，三是骑士军制和骑士精神。顾准紧紧抓住这三个方面，说明了希腊的海上文明为什么以及怎么样形成了民主政制，而大陆国家为什么以及怎样走上了专制政制的道路。

  二是关于直接民主和代议民主。顾准以简洁的语言概括了西方社会从直接民主到代议民主的发展和变迁，认为代议民主是"一种复杂精巧的、适合于广土民众国家实行民主政治的制度——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足以代替它的制度，虽然它极不完善"（第271页）。如果在广土民众的国家实行直接民主，到头来只能成为实施"仪仗壮丽、深宫隐居和神秘莫测"的君王权术的伪善借口。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的基调是，批判议会清谈馆，推崇人民当家做主的直接民主，并据以把"法兰西政制"作为人类社会未来的政治图景。顾准认为，这是"复共和罗马之古，亦即复直接民主之古"（第380页）。列宁也相信直接民主，并亲自加以实施，结果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变为一切权力属于党，再变为一切权力属于斯大林。直接民主的口号是人民当家做主，这实际上是一句空话。"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做到人民当家做主，那一定是无政府。我们所要的是，不许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变成皇帝及其宫廷"（第386页）。为此，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

  三是关于资本主义和"异化"批判。顾准认为，"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第335页）。在他看来，马克思之所以强调"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显然是因为他悲叹丧失了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被他的劳动生产所异化了——这是他的根本的哲学命题，是他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的出发点，是他坚持主张，社会主义不再存在商品关系（这是他称为拜物教的一种关系）和价值范畴的原因"（第339页）。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才无视历史发展，倡导和推崇直接民主，"一方面要消灭异化，一方面也是复古"（第380页）。

  顾准还对现代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不仅明确指出，"现在帝国主义变了，资本主义也变了"，而且说明了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的原因，"在于他们不限制，相反还在发展批判"（第360页）。

  四是关于民主科学和进步史观。顾准界定了科学精神，认为科学精神与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一回事，它与权威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所谓科学精神，不过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而已"（第364页）。而哲学上的多元主义贯彻到政治上也是多元主义，那就是允许各种政治主张的存在，实施彻底的批评自由。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顾准反对历史目的论，主张进步的历史观。他明确指出，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就是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否认有什么事物的第一原因和宇宙、人类的什么终极目的。而主张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是基督教的传统，是哲学上的一元主义和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的根据。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建立共产主义，就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没有矛盾的社会。这是彻底的幻想。革命家都是民主主义者，革命家一旦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并为之而奋斗，那么，他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就会不惜牺牲民主，而实行专政。

  五是关于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顾准认为，一切认识都离不开经验，而从经验归纳概括得到的认识的真理性，"从来都是，今后也将几近于完全是，相对的"（第431页）。"说"真理是绝对的"或"能够是绝对的"这个判断难于成立，并不是因为它绝对化了。而是说，它没有得到任何经验的证实"（第433页）。恩格斯和列宁所谓按人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认识是无限的，真理是绝对的。这种绝对真理理论来自基督教，来自为基督教制造出来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正如全能的上帝是哲学上的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的形象化一样，这是唯理主义。

  马克思的哲学是黑格尔与培根的神妙结合，其结果是，从政治上说，它赋予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以神圣性——宗教的神圣性。从哲学上说，此前的唯物论几乎都是经验主义的。到马克思，唯理主义和唯物论结合在一起，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其实，唯理主义的理性是人的一种心理能力，唯理主义必然是唯心主义，而真正的、首尾一贯的唯物主义，必须是经验主义的。

  在揭示了理想主义的唯理主义实质以后，顾准坚定地走向了经验主义和多元主义。他说，"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需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青年时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这样，我曾经有过的，失却信仰的思想危机也就过去了"（第432页），"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第454页）

  2.思想探索

  在学术思想，特别是饥荒理论以及政治学和政治哲学方面，顾准的确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确立了其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地位。这是经过了长期探索和艰苦的认知过程，付出了血的代价才达到的。

 （1）探索过程

  顾准的探索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初受到处分以后开始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萌发期。从1952—1956年苏共二十大前，主要是在党校学习期间进行的。在这个阶段，顾准的探索既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的，也完全局限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

  在党校期间，顾准系统阅读了《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经典著作，虽然是如饥似渴，但也是狼吞虎咽，没有经过自己的咀嚼和思考，没有发现其中与实际不相符合之处，对其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发生怀疑，而是完全赞同，极力推崇。他阅读《资本论》后写道，"今天又读了《资本论》的四、五、六三章。诚如方毅所说，真好呀！马克思对工业过程和技术经济过程的总括和研究，对各种经济形态，一直到古代社会的经济分析，对资本家的憎恨，与对工人阶级的爱，对铁的法则的科学的冷静的态度，渊博的知识，美丽的文章（不很好地读，还看不出文章的美丽），真是使资本论是政治宣言，科学著作，与文艺作品"（《日记》第22页）。

  顾准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他过去没有认真读书，现在读了，更觉得自己的不足和浅薄，把精力主要放在学习和吸收上面；另一方面，也与他仍然存在某些幻想有关。然而，读书为他进一步的探索打下了基础，一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和方法；二是读了不少历史著作，确立了历史观；三是明确了今后的工作选择，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思想理论上进行探索。

  第二个阶段：耕耘期。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到1962年，主要是在劳动改造中进行的。这时，顾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苏联和中国的实践联系起来，加以比较，开始从怀疑到批判，从解构到扬弃，从反思革命，到关注革命胜利以后怎样的问题。

  30年代正是职业生活的上升期，顾准放弃了在会计专业方面的远大前程而投身革命，除了家庭不和外，有两大原因：一是民族危机，"眼看拯救民族的危亡，南京政府是不行的了，目光就转向了中国共产党"（《顾准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18页；以下简称《自述》）；二是苏联的榜样，"30年代初期我思想开始转变，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苏联的影响，斯大林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自述》第242页）。到了50年代，第一个问题已经解决，第二个问题在苏共二十大前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成为顾准思想真正转变的开始。

  1956年2月24日晚，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了《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独裁专断，特别是在肃反中滥杀无辜，残害忠良，令人发指。顾准听到传达以后，对苏联和斯大林的看法发生了"从"圣洁"到"嫌恶"这样巨大的变化，不免使我对革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幻灭"之感"（《自述》第242页）。不过，顾准这时对中国的问题还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紧接着，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彻底打碎了顾准的良好愿望，与苏联和斯大林相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顾准本人也被殃及。在黑龙江考察中，顾准以严正的立场和鲜明的态度，拒斥了苏方的大国沙文主义，捍卫了我方的正当权益，反被诬为反苏反共，并因此而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由此我决心要"进行探索"，而不是躺倒不干"（《自述》第243页）。

  到了1959年，顾准的探索有了初步的结果。他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预言与现实的背离中发现了问题，开始对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发生怀疑。起初，他只认为马克思把辩证法用过了头，指出了问题的症结，却看错了历史的进程，并提出一个基本问题，"一个问题是解决了——对未来的瞻望。但理论问题并未获得解决，到底是跟马克思主义的基调分手？还是仍旧可以服从这个基调？"（《日记》第106页）接着，他进了一步，从哲学上发现了马克思的理论错误。他说，"无论如何，辩证法作为认识过程的描述和认识规律则可，作为世界图式则不可。……历史唯物主义隐含着一个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这个必然规律向着共产主义的完成。我接受经济学的分析，但拒绝黑格尔的图式。……我相信人类的不断进步，我注目现世，不信有什么地上天国。……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神界的化身。绝对主义——专制主义，原是与辩证唯物主义有血缘关系的东西。这是不可以忍受的东西"（《日记》第118～120页）。这样一来，顾准就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和批判，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人类认识的一个阶段和一个片面，而不是终极真理和人类思想的指南，并且基本完成了他的理论转向，从理想主义转向经验主义，从一元主义转向多元主义。

  被打成右派以后，1958年5月—1962年3月，顾准先后被下放到河北赞皇、河南商城、北京清河饲养场等地，进行劳动改造。这时，顾准跌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也从社会最底层得到了真实的信息，使之对中国自身的问题有了真切的认识，从而丢掉一切幻想，走上了一条不归路，集中力量探索革命成功以后怎样的问题，尽管这时还没有使用"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概括和表述。这期间，有几件事情对顾准思想的最后定型影响最大：一是劳动改造的实质及其所造成的人格扭曲和社会畸形；二是大饥荒的事实；三是对政治现实的批判。到这里，顾准的探索已经明确了方向，奠定了成功的基础。这时顾准的探索已经超越了个人的范围，而集中考虑中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发展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提出和解答已经是呼之欲出的事情。

  第三个阶段：收获期。1962—1974年，这是他开拓前进、开始收获的时期。虽然环境日趋恶劣，干扰和打击从未间断，但他探索的决心愈坚，探索的脚步愈稳，探索的行动愈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虽然病魔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他没有完成先西方，后东方，然后探索人类未来的十年规划，（陈敏之：《人类历史发展轨迹的探索》，原载《争鸣与探索》，1996年第9期。）留下了终生的遗憾，但却为我们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不朽篇章。

 （2）探索中心

  顾准探索的时间跨度很长，论域范围很广，但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也就是革命成功以后怎样的问题。

  "娜拉出走以后怎样"是鲁迅先生1926年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文艺会讲演的主题，而娜拉是挪威剧作家卜易生的剧本《傀儡家庭》（或译《玩偶之家》）的主人翁，鲁迅借助于对娜拉的分析，发表了他对妇女解放的看法。（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卷，第158～165页。）如果说鲁迅的发问针对的是个体，解决之道是进行社会革命，那么，顾准借助于鲁迅"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发问，则前进了一步，针对的是群体，提出和探讨的是革命胜利以后怎样的问题。（蒋贤斌：《出走：顾准思想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海峡出版社发行集团，2010年，第125页。）这是千古之问和旷世之问，国人之问和人类之问。而他的全部探索就是要回答这样的问题。

  顾准就此的发问有八次之多，从不同的角度，针对不同的情况，都集中指向一点。第一次是针对法国大革命的发问，"是拉巴斯的反动，而不是革命的国民公会给拿破仑效了劳。不过，我们也可以效法鲁迅"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口吻，问一下，Robespiere（罗伯斯庇尔）不死，而且彻底胜利了以后怎样？也许答案是Robespiere（罗伯斯庇尔）自己会变成拿破仑"（第380页）。

  第二次是针对十月革命的发问，"问题还在"娜拉出走以后如何"。列宁相信直接民主，……结果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递变为一切权力属于党，再变而为一切权力属于Stalin、Khrushchev、Brezhnev（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第382页）。

  后面的发问则指明了解决的途径。

  第三次发问是为了说明议会和党派问题，明确指出不能用一个消灭一个的办法来解决，"我赞美革命风暴。问题还在于"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大革命要求铁的纪律，大革命荡涤污泥浊水，不过，新秩序一旦确立，那个革命集团势必要一分为二，"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这时候怎么办呢？按照逻辑推论，任何时候都要一分为二，你总不能用"我吃掉你"来解决啊"（第384页）。

  第四次发问旨在论述官僚机构和代议政治，指出"论到夺取政权，Kautsky（考茨基）错了。论到"娜拉出走以后如何"，Kautsky（考茨基）对了"（第387页）。考茨基主张的是和平道路和议会道路，自然不可能夺取政权，但却是夺取政权后必需选择的道路。

  第五次给出了自己的结论，"我也痛苦地感到，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日记》第432页）。

  以上的论述对于理解顾准的思想和理论太重要了。顾准以及当时的很多青年人，都是饱含着对共产主义的憧憬和巨大的想象力而投身革命的，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争得了革命的胜利，而胜利以后怎样呢？中国的情况与苏联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实与理想有天壤之别。一大批革命青年和老革命家都遭到了残酷的整肃，有的死于革命的枪下，有的被革命投入监牢，有的被迫过着非人的生活，顾准就是其中之一。不论是为了保住地位，还是为了所谓革命的纯洁性，居然可以把五千年的文明踩在脚下，一大批知识精英被整得尊严尽失，斯文扫地，有的自杀，有的被杀，社会从此断了脊梁。为了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不惜以几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顾准的发问是切肤之痛和痛定思痛的呐喊，代表了无数无辜为革命而丧生的冤魂未来得及表达的共同心声，是人类理性焕发出来的天籁之音。这一发问如响彻天际的空中惊雷，使人们重新思考我们的问题。顾准对此的认识不仅是知识，是理解，也是体验，这种体验是感性，因为有感情的因素；也是知性，因为有了解和认识的因素；也是理性，不仅是一般的所谓的直觉；同时更是悟性。顾准正是从亲身体验中领悟了这一重大的问题，才使他成为思想界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从以上的讨论还可以看出，顾准反思革命，关注革命胜利以后怎样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告别革命"和"远离革命"，更没有"反对革命"，而是对革命采取了一种理性分析的态度，既"赞美革命风暴"，指出了它在荡涤污泥浊水中的历史作用，又指出了它的局限，用革命的手段解决革命胜利后怎样的问题，必然是南辕北辙。苏联、中国和其他革命胜利后的悲剧，恰好就出在这里。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顾准不是庸人，也与一般学者不同，而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冷静观察和理性思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穿透事物的本质，厘清复杂问题的界限，给出一般人想象不到，而又在情理之中的结论。

 （3）探索反思

  从以上的记述可以看出，顾准不仅明确指出了革命胜利前和胜利后的情势不同、任务不同、做法也不相同，而且也揭示出革命胜利后政治治理应当如何做的问题，即建立宪政制度，实行多党制衡，议会民主。但是，能不能实行，如何实行？顾准既没有提及，也没有解决，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不仅如此，在顾准的认知和理论框架内，这个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因为顾准的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他曾明确表示，"我反对社会主义吗？我不。私有财产终归是要消灭的，我们消灭了私有财产，这很好"（《日记》第392页）。这就提出了几个问题需要讨论。

  首先是关于革命性质和内容的问题。大家知道，世界历史上发生过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等重大革命。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社会主义者都把这些革命区分为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前者如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后者如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前者建立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后者建立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区别虽有一定道理，但我们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即从革命的实际内容来分析。

  英国革命、美国革命等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且只是一种政治革命，目的是在保持原有社会经济结构的前提下，解决政治治理的方式问题。原有以私人产权为主体的产权结构不变，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也不变，改变的只是政治体制，即从王权专制走向民主政治；甚至像英国那样，还可以保持原有政治体制的形式，只改革其内容实质，如实行君主立宪制。而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等所谓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包括政治革命在内的社会革命，不仅要解决政治治理的方式问题，更要改变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即不仅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用一种专制代替另一种专制，而且要消灭私有财产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制度。就此而论，两类革命是完全不同的，不仅内容和目的不同，而且步骤和方法也有别。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前者是在原有社会基础结构的基础之上，建造一座新的政治大厦；后者是先建立起一座新的政治上层建筑，然后挖掉原有的社会基础结构，重新构造一个与其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基础结构，进而改造整个社会和人性。

  其次是革命中的突变和渐变、革命前后的延续和断裂以及路径依赖和自然演化问题。当时顾准不知道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和自然演化，但对于突变和渐进、连续和断裂则是了解和清楚的。事实上，他也进行了这方面的分析。例如，他曾经讲到了凯恩斯革命，讲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

  由于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是政治革命，原有的社会经济基础结构不变，因此，在这种政治革命的突变中，社会经济基础不仅起着稳定的作用，而且起着内在的制约作用，使得所建立的新的政治治理结构与其相适应；由于多党制衡和代议民主与私有财产权和市场制度有着内在的逻辑上的一致性，于是，民主政治和宪政制度就是这种政治革命的必然结果。而且，一旦宪政体制得以建立，革命即告完成。与此同时，在这种激烈的变革中和变革后，必然会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来补充和完善，也会在不断出现的矛盾和危机中进行调整。由此可见，在这里路径依赖和自然演化仍然起着决定的作用。然而，在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中，由于是包括政治革命在内的社会革命，夺取政权，完成政治革命并不是革命的结束，而是社会变革的开始。由于这种变革要消灭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制度，必然会遭遇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普遍抵制和反抗，于是集权专制就必不可免。由于建立和实行公有产权和计划经济制度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制度资源，一切都要另起炉灶，必然处于不断的激烈变革之中。由于这一套制度与多党制衡和议会民主没有任何共同的基因，因而路径依赖必然"锁定"在不同的方向上。所以，如果说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胜利后，能够走上民主政治和宪政制度之路，那么，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胜利后，不仅不可能走上民主政治和宪政制度之路，而且会与之背道而驰。这是历史的结论。其实，台湾走向宪政民主的道路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顾准虽然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即革命胜利以后怎样的问题，虽然指出了民主政治和宪政制度的前景，但仍然没有找到走向这条道路的途径。这个历史的局限既是明显的，也是难以避免的。这也是后来者面临的问题和任务。

（作者：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来源：《炎黄春秋》201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