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党内民主制度，推进政治民主
● 杜 光
十七大以来，思想解放与政治民主已经成为媒体舆论和社会上的最热门的话题，党内民主问题也被许多文章提及。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我认为，除此以外，党内民主还是克服党在当前所面临的危机的最佳选择。
说党当前面临危机，恐怕不是危言耸听。近几年来，由于党风败坏，贪腐盛行，贫富悬殊，民风日下，群发性事件层出不穷，因而党群关系、官民关系严重恶化，人民的不满都集中在党的身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许许多多的不良现象，归根到底都是政治权力不受限制、贪官恶吏滥用权力的结果，而这个权力不受限制的政治体制，又是处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所以大家当然便把责任统统算在党的头上。党只有加速改革，完善自身，成为一个真正民主的、开明的、公正的、清廉的政党，才能挽回群众的信赖和拥护。要达到这一点，最好的道路就是实现党内民主。
胡锦涛同志说的“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非常必要的。中国共产党是现阶段中国的唯一的执政党，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没有一个政治力量可以取代共产党。我们要实现政治民主化，首先，或至少是同时，也必须实现党内的民主化。只有一个民主的政党才能领导国家走上民主的道路。很难设想，一个不民主的政党，怎么能够领导国家和社会实现民主化呢？
党内民主的实质，包含两个主要内涵：一是党员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真正成为党组织的主人，使党成为一个民主的、开明的政党；二是杜绝权力的滥用，建立健全的制约权力的机制，使党成为一个清廉的、公正的政党。要实现这两方面的要求，应当采取两项具有根本性的措施：加强党员的民主权利，健全制约权力的机制。
党员的民主权利，包括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简要分述如下：（1）保证选举权利，完善选举制度，加强选举的民主性，杜绝形式主义，使选举真正成为党员行使权利、表达意向的民主形式。为此，需要建立一系列民主程序，首先是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和各级党委会委员的候选人，除组织部门推荐外，还应有一定比例由党员或代表推举；其次，实行差额选举；第三，当选者须定期向选举人或选举单位汇报工作情况；第四，选举人和选举单位有权撤换不称职的代表或委员。（2）各级党组织应当通过简报、公报、通报以及在党报党刊上发布消息等形式，向党员报告工作情况，使党员能及时了解党组织的运作过程和是非得失。特别是领导干部个人的收入情况，更须定期公开。（3）党员要关心党的事业和活动，对党的工作和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提出批评建议，这既是党员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党组织应创造条件，吸引或动员党员参与党的活动。（4）党员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意见和要求，党报党刊应当向广大党员开放，成为他们表达意见的园地；推行新闻出版自由，让每个党员和公民都可以利用舆论出版工具，表达自己的诉求。（5）党员行使监督权利的方式很多，可以直接或越级提出批评，可以向监督机构反映情况，还可以通过报刊揭露不良现象。党组织应保护党员行使监督权利的积极性，严禁对监督者实施报复的行为。
建立党内的制约机制，实际上就是实行党内的三权分立。三权分立是国家权力相互制约的一种原则，它既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政治制度，也不是一种固定的政治模式。美国和欧洲民主国家的政治结构各不相同，有总统制，有内阁制，还有君主立宪制，但他们都奉行三权分立的原则。我们把三权分立的原则应用到党内，就是使党组织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独立，相互制约，改变长期以来的执行权独大而决策、监督两权萎缩的现象。为此，（一）要确立党的代表大会作为党的决策机构的最高领导地位，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领导机构。一方面要加强代表选举的民主性，提高代表素质；同时从制度上加强代表的责任，建立常任制、常委制、年会制和撤换罢免的制度。这样，就可以大大增强代表大会的活力，使代表大会足以担负起决策和监督的重任。（二）弱化执行机构的权力。在党政不分的情况下，党委第一把手享有无限的权力，可以不受制约地行使他的特权，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在组织结构上，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常设机构，书记处下可设政治局、组织局、宣传局，分别负责贯彻代表大会的决策，处理党内的日常组织业务，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理论见解。解除宣传部门的统管意识形态的任务，废除书报检查制度，杜绝文化专制主义。（三）强化党内监察机制，扩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职能，改为监察委员会，各级监察委员会与同级党的委员会处于平等地位，党委对同级监委没有领导或指导的关系，无权干预监委的工作。与此同时，开放舆论监督，把新闻媒体作为了解民情民意的、听取批评建议的主渠道，建立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
加强党内民主，既是完善党自身的需要，也是当前深化改革的关键。不论是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攻克垄断堡垒，还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党政分开，都需要一个民主的、开明的、公正的、清廉的政党来领导、来推动。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加快实现党内民主化，真正作到“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2008年3月24日
期盼铿锵落实
● 冯 健
胡锦涛主席在本次人大闭幕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新一届国家机构工作人员履行职责要切实做到的四条。这是决心，也是承诺，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列四条之首的是，坚持民主法治。“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由此联想他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所讲“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使国人对多年盼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又一次看到了前景和希望。
记得在2006年底，一篇题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被人们争相传阅，多家媒体跟进转载，当时确实让人有“空谷足音”的感慨。而今，会堂、坊间，报刊、网上，谈论民主者大有人在，它已成为人心所向，改革应有之义了。人们从这里看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渐进（也有识者趣称为“碎步前进”）的步履。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最近著文，为中国民主开列了一个公式：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宪政民主。文章说：“中国民主模式已经呼之欲出，跃然纸上”。
郑永年提出的中国民主模式的三个元素，与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相比照，颇有一些契合。其中“人民民主”，二者相同；另外两个元素“党内民主”和“宪政民主”，则不尽相同。怎样解读呢？我的猜度是：在郑氏看来，依中国国情，党内民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人民民主；宪政，意味着民主、法治和人权，具有普世价值，而且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
现在，最重要的是落实——采取坚决措施，把纸上的决定和会上的许诺，掷地有声地铿锵落实，使人民得到实惠，成为他们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权利。
但是，令人感到忧虑的是，落实尚存梗阻。据媒体近日报道，陕西省某县，一名校长为了学生的助学金问题，追着县长索取签字，发生争执，竟被停职并行政拘留。更有甚者，湖北省某市，城管人员与村民发生冲突，被一个过路人看到并进行录像，录像者竟被城管人员群殴致死。另据一家媒体调查，近两年一些地方发生过多起“因言获罪”事件：有人或因在报上、网上写稿，或因写材料、发短信，批评基层领导人员，就获罪被拘留、逮捕以至判刑。
这些事件或属个案，但是，一个老鼠要坏一锅汤！像这样目无宪法，目无政纪、党纪，公然跟“执政为民”理念和十七大顶牛逆行的公职人员，怎么会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又怎么能指望他们依法治国？这类事件如不加以整饬，谈何令行禁止？
有一种称为之“木桶理论”的，是说一只桶的容积，决定于围成这只木桶的木板中最短的、而不是最长的那块木板。借此打个比方，那些目无法纪、对老百姓作威作福的公职人员，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这项伟大工程，不就是那块最短的木板吗？
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中国民主模式
● 高 放
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大成就，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相比之下显得滞后，因此导致党政官员腐败加剧，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社会深层潜在的危机加深。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瓶颈，只有突破这一瓶颈，我们才能满盘皆活，走向通途。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3月18日他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又重申要实现民主法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可见，当前我们国内存在着推进民主的好气氛。
中国的民主不能照搬西方那种三权分立、多党争夺的模式，中国自己独特的民主模式几十年来历经周折，已经初步确立，但是很不完善。当务之急是大力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促使中国的民主模式尽快完善。
对于中国民主政治模式的完善，我认为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即党内民主、党际民主以及人民民主，这是目前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
首先是完善党内民主。从1980年开始，我就多次写文章建议修改党章，完善党内权力结构，从而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党章关于党的权力机关的设置还是不够合理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中共党章历来都把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并列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或者最高领导机关。从1922年二大制定第一个党章到十七大党章为止，总共有十七部党章，都是这样表述。实际上按照马列主义党建理论，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党代会既然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那么就必须实行年会制和常任制，这样才能把党的权力中心从党中央转移到党的代表大会。另外，按照马克思建党理论，要使中纪委成为与党中央平行的机构，使中纪委监督党中央。此外，我还希望党的十八大能像1956年八大那样，充分发扬民主，中央委员预选名单能先由各代表团自下而上提出，希望通过扩大差额选举淘汰一些不合适人选；还希望从十八大起，在公布中央委员会当选人时候，能按照得票多少排列而不要按照姓氏笔划排列。
党际民主，指共产党与八个民主党派实行多党合作制之间的民主。这方面也有待完善。
现在八个民主党派总共只有71万党员，中共却拥有7300多万党员，只有民主党派得到更大发展，才能更充分发挥参政与监督作用。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进一步完善才能从根本上克服苏联模式“一党专政”的弊病，只有社会主义多党制的进一步完善才能最有效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多党制的消极影响。
完善共产党党内民主和多党合作的党际民主，都是旨在完善人民民主，都是为了领导人民真正实现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又强调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胡锦涛同志最初在2003年初提出的这一经典名言被誉为新三民主义，我认为要贯彻落实这新三民主义，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首先做到权为民所授。现在各级人民代表和主要官员大都认为自己的权力是党、是上级领导授予而非人民授予的，因此心目中就只有党和领导人，而远离了人民。当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基层政权的民主选举也需要完善。我认为县以上的人民代表应该通过直选和差额选举来产生，乡镇和县政府领导人应该通过直选、差额选举来产生。我认为人民代表和政府领导人应该按宪法、选举法的规定和精神，采取民主选举方式产生，而不能采取协商民主方式产生。关于选举方式的改革，我们可以借鉴1942年延安参议会的做法，当时在选举边区政府第二届参议员时，不同单位提出了三个著名共产党员为候选人，即徐特立、周扬和郭化若，他们之间各自发表演说展开竞选，结果郭化若当选。可见从多个共产党员候选人中选出代表或领导人，这样就能保证共产党的领导权。因此我建议县以上人民代表和乡镇县级的领导干部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直接选举。
目前全国已有十多个省份在实行民主选举的改革试点。当前的任务是要认真总结这些地区的试点经验，进一步在全国更大范围内推进民主选举。形势逼人，时不我待，我们应该加大加快民主选举的步伐，务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追赶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在完善选举民主的同时，也要完善协商民主。从1949年起我国就开创了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如前所述，建国初期我国的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1954年人大制度确立之后，政协变成统一战线组织。今后应该考虑把政协改为国家权力机关，这也是我们解放思想的一大体现。政协是各党派、各团体、各行业人士组成的，它和按照地区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恰好构成了我国两个权力机关，这样有利于权力结构的平衡，权力的相互监督与制约。一院制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特征，两院制也并非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两院制也有好处。
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人民民主，这三个部分的构建顺序是我们社会主义民主得以顺利实现和完善的渐进步骤。这个顺序也突出了我们民主模式的重心和落脚点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和归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人民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谢韬同志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把他的话改为“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救中国”。因为民主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社会党的指导思想，社会党是要利用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多党争夺去争取选民，上台执政，逐步实现它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中国只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借鉴民主社会主义（例如争取选民支持，执政后不搞以党治国，不搞官僚特权，廉洁奉公，杜绝腐败），这样才能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只有把人民放在心里，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
● 钟沛璋
在中共十七大之后，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也顺利召开。民主与民生是两个大会的主题。两个大会对改善我国农民状况，改善民生，都予以很大的关注。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对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也迈出了新的一步。这一切说明，我国继续在改革中前进。这是顺历史潮流，是得民心、党心的。
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只有把人民放在心里，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这是一句语重心长的话。人们看到，一些国家经济情况好了，那里的官员们就考虑怎样“还富于民”，给人民发“大红包”，不光是新加坡这样做，我国香港、澳门也都这样做。特别值得深思的是，与我们紧密相关的近邻俄罗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强大的苏联突然自动瓦解。“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导致国家经济一落千丈，横扫全国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使俄国政局陷入混乱。俄罗斯人民痛定思痛，特别是普京上台后，采取一些有力措施，坚决惩治敢于觊觎政治权力的经济寡头，坚决打击恐怖主义，俄罗斯的经济迅速恢复连续增长，去年增长率达到8.1%，成为仅次于中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外汇储备国。俄罗斯居民的实际收入高于GDP的增长率，每年以两位数增长，人均达到9000美元，退休金也增加了近9倍，人均购买力已跃居世界第7位。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位西方记者对俄罗斯的总统竞选尖锐提问：“为什么俄罗斯不存在政治竞争？”普京回应：“这里的工资以16%的速度增长，这就是对你的回答。”这个回答明快，深刻。正因为是“还富于民”，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在俄罗斯经济上升中得到切切实实的利益，普京和他的官员才能稳稳坐在人民给他们的领导位子上。
还有值得深一层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今天还停滞在靠廉价出口外销上，而迟迟唤不起国内强大的购买力？为什么美国人的购买力总是高居世界首位？原因是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不像中国政府那样拥有76%以上的资产（经济学家陈志武：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是政府拥有的，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美国的内需这样旺盛，因为美国的资产基本上都是民间所有，政府也不会与民争利。我们看到美国人总是把每个月的工资花光而不存钱，储蓄率为-1%。同时，许多美国人都拥有股票或基金。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上升。
因此，不能迷信这样“本本主义”的教条：只有国有经济强大，国家才能富强。世界上没有哪个富有国家还维系大规模的国有经济，也没有哪个国家真正靠国有制富起来。为人民谋利益，除了要“还富于民”，还应“藏富于民”，放手发展为民造福的民营经济。
政治改革的突破口
● 辛子陵
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最大的意义是脱离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文明，按国内生产总值计，2007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四经济大国，实现了毛泽东倾全国之力而没有实现的超英的梦想。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增，国家经济实力增强，民生大为改善。近几年，国家财政进一步向民生倾斜，2007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达到4318亿元。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得到落实，得到人民普遍拥护，新一届高层的年轻领导人威信大为提高。这是进行政治改革的最好时机。
改革开放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实质上恢复了新民主主义。与其从实质上恢复，不如干脆打出新民主主义旗帜。毛泽东在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时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新资本主义。（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从这里接轨，向民主社会主义前进，就彻底解决了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和正统性问题。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如果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那只能证明自己三十年来搞错了，不能加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只能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能给改革开放带来合法性，只能给反对改革开放的政治主张带来合法性。对中共的执政地位形成挑战的，不是远在天边的西方势力，是“萧墙”之内把毛泽东的错误当作旗帜挥舞的持极左看法的朋友们。他们发表的《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一文说：“不是文化大革命错了，而是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了。……他的继承者搞的是一套修正主义货色，而这正需要再发动文化大革命以革除之。”邓小平1992年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
由于政治改革没跟上，贪污腐败不能有效遏止，社会出现不公正现象，老百姓意见很大，群体事件不断增加。左派朋友们利用群众中的不满情绪，说改革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鼓吹回到毛泽东时代。使反对改革开放和对改革开放不满的人数迅速增加。如果民众被左派朋友煽动组织起来，把解惑和寻求出路的视线投给毛泽东晚年的继续革命理论，并且以毛泽东教给的方式去发泄自己的不满，打起有些领导干部不敢反对还作秀支持的毛泽东旗帜，揪斗“资改派”，局面就不好收拾了。这是中国未来十年最大的隐忧。只有实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政治改革，包括意识形态的改革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才能避免一场新的浩劫。
历史的教训是，政治改革的“机遇期”是不容易抓住的。有的执政者在他们认为自己有力量控制局势的时候，或是顽固地拒绝改革，或优柔寡断掉以轻心，直到大势已去，才想起政治改革来，但这时危机已经爆发，他们已失去了主导政治改革的资格，只能被历史洪流席卷以去了。例如戊戌变法，是清朝的机遇期。如果慈禧太后顺应历史潮流，实行君主立宪，清朝可能会走上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而不致灭亡。1945年下半年至1946年上半年是蒋介石国民党的机遇期，蒋如抓住国共两党共商国是的机会，不打内战，进行政治改革，与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实行民主宪政，则不致被赶出大陆，中国就此建立起了良性循环的民主制度。
在机遇期内必须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是客观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承袭“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搞改革开放，必然阻力重重，反对声浪不断。承袭毛晚年的意识形态，改变毛的经济政策，政治上的“左”凸显了经济上的“右”。今日如果真要以毛晚年的是非为是非，各级领导干部现今可都是“正在走的走资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确立改革开放路线的正统地位。必须彻底与困扰改革开放的极左理论体系告别，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如用毛泽东晚年思想去回顾和总结，必然得出“糟得很”的结论。
客观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是非功过，是意识形态领域一场深刻的革命。这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留给第四代领导人的伟大历史任务。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年轻的中央领导人才能够从毛晚年的巨大阴影下面走出来，摆脱那种瞻前顾后、谨小慎微的状态，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不卑不怯地拿出自己的理论、政纲和路线来，放开手脚，有所作为，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创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太平盛世。
改革就是战胜自己
● 章立凡
温家宝在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引用了王安石的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媒体上一片叫好声，我却感受到一种隐隐的不安与悲凉。从商鞅到光绪，中国历代变法领导者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天变（自然灾害）、祖宗（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人言（对改革的抨击分别来自左、右阵营），恰恰反映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
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民间，改革必须有人民支持，在体制内阻力重重的情况下，执政党与民间的互动是非常必要的。改革应以建设公民社会为目标，没有公民起来监督，政改就只是一种体内循环，关门改革不会成功。
1949年以后模仿斯大林一套，消灭了传统的民间社会和地方自治，将党的管制渗入社会的每个细胞。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车轮未能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结果出现了势力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也从党政体制内部形成与之大体配套的权力寻租机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最难点在于：改革阻力首先来自执政党内部，有人说今日政治改革，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目前从中央部委到省地市县甚至基层，都有各自的特殊利益，它们不仅与中南海博弈，同时还相互博弈。体制内耗严重削弱了中共的执政能力。
中共的民主宪政承诺，是抗战结束前开出的远期支票，超过一个甲子仍未兑现。邓小平在80年代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好，可惜因种种因素被长期搁置。有的中共元老曾经强调说，我们的执政地位是我们流血牺牲换来的，这显然是一种陈旧的血酬史观。这些中共元老的思想，可说没有走出中国王朝更迭的周期律。
中国在君主专制时代，百姓只须供养一家一姓的政府，如果这种血酬供养超出了负担的极限，就会发生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而君主立宪设计的高明之处，是在承认“万世一系”的前提下，用宪法限制君主权力，改为依法永享血酬。
按照1949年新政协通过的大宪章《共同纲领》规定，政协是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将来须移交权力给“普选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目标历经58年仍未实现。《共同纲领》是共和国立国的法理依据，而自1954年迄今，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仍是“遴选”，不符合建国初期的共识。这种方式产生的人大，和我国现行人大制度的诸多不完善密切相关，人大很难监控政府预算，当然极难解决这么多严重的冗员和公款消费的积弊。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回顾1956年提出的“两院制”，当时是中共与民主党派领导人通过互动讨论，想让政协变成上议院并行使监督权，但1957年这个方案被否掉了。当今政协既是政权的一部分，又不是权力机构，还号称统一战线组织，究竟是“gov”还是“org”？是一个地位很奇怪的机构。数十年来，两会未能对政府实现有效监督，可说有亏职守。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腐败也是一种历史动力。解体是从内生腐败开始的，当腐败发展到一定程度，偶然的外力触发，也可能导致突然的崩溃。
腐败恰恰是寄生于政权命脉上的血瘤，随着宿主的发展而膨胀，危险系数也与日俱增。
我以为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仍在螺丝壳里做道场。可是历史的进程，往往不以个人或团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我国政治体制现在仍在权力与财富的欲海中沉浮，极左的幽灵四处游荡，渐进式改革前景我以为是迷茫的。
《老子道德经》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如果中国的执政党能够战胜自己，接受普世价值观，加速实现政治体制改革，则中国社会有望健康转型。这里容我说一句忧心但不中听的话：历史留给我国政改的时间，恐怕不会很多了……
（作者：彭 迪等）【来源：《炎黄春秋》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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