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也许认为我是在说昏话。真实的新闻是一面真实反映客观实际的镜子,难道假新闻也是真实反映客观实际的镜子吗?
我要说的正是假新闻也是一面反映客观实际的镜子。这是我干新闻工作几十年的体会。这也正是新闻的一个谁也无力改变的特殊功能。
现在的年轻人要想了解我国1957年反右派,1958年的“大跃进”是怎么回事,用不着去查内部机密档案,也用不着去看有关的专著,那些专著因为加入了作者的主观因素,倒不一定能十分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你只要去大致翻一翻1957年和从1958年6月到秋收时节的旧报纸就可以了,无论是中央的报纸,还是省报(当时报纸不多,都是官方的权威报纸、公费订阅),只要翻一家就行。你愿意细查也行,不愿细查,只翻翻标题也可以。那时经过1957年的“反右派”,是“舆论一律”的,各家报纸上的报道极相似,不敢有个性。“大跃进”时报纸上天天登“反右倾”、“鼓干劲”、“敢想敢干”、“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等等豪言壮语;批判“保守派”、“促退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等等所谓右倾保守思想的帽子满天飞。再就是报道工农业争取达到的高产指标。中央提出的奋斗指标本来就高,下面的高产指标一个比一个更高,而且不断向高修正。那一年入夏收麦子、油菜就开始放高产“卫星”。1957年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飞得高,所以我们当时在新闻报道中就把工农业高产纪录称之为放了“卫星”。入夏,湖北开始报道一亩小麦亩产5000多斤。河南发了一篇《观潮派服输记》,说麦子长得密长得好,成熟时“这边推着那边动”,保守派服输了。到秋收时,那些夏收时的“卫星”就飞得太低了。南方的水稻“卫星”喷泉似的喷了出来,从亩产1万斤、3万斤,一直放到13万斤。湖北一株芝麻说收了21斤。山西1亩红薯收113万斤。那一年秋天全民大炼钢铁,七八千万从没炼过钢炼过铁的青壮年农民开进有铁矿的大山里。河南鲁山县开始报道农民用土办法,一天炼出二千吨铁。马上广西一个没有炼铁基础的县报道农民一天炼铁20万吨。真是“卫星”的喜报满天飞。这是真实的吗?当然是百分之百的假货,假到连起码的常识都不顾了。一亩地产113万斤红薯,那要在一亩地堆上一米高。红薯是长在哪里的呢?如果是长在土里的,那一米厚的红薯加上它生长需要的土壤,红薯要长多深啊!一株芝麻收21斤,那必须是一棵芝麻树,农民在地里种的芝麻,单株产量都是以“两”计的。那麦子在一大片地里密得这边推着那边能动,庄稼还能通风透光吗?还能生长吗?不都要闷得烂掉吗?一伙从来不知道怎么炼钢炼铁的农民上了山,马上就能一天炼出几千几万吨铁来,一下子都成了冶金专家,那还要花那么多钱办大学培养工程师干什么?还要建现代化的大钢铁厂干什么?为了使各种假报道让人相信,我在中央报纸还看到过一张新闻照片,是几个小孩坐在还没有收割仍长在地里的稻穗上,安徽还发了一篇大通讯,讲各地派人当场开镰收割验收一亩水稻的“目击记”,验收结果是产了一万几千斤。
这种满天的纯假新闻能像一面好镜子那样反映真实吗?
当然它是反映真实的,但反映的是另一种真实。这就是新闻这东西的奇特之处,无论你怎么折腾它,它都会真实反映当时的实际,不是这种实际,就是那种实际。如果只有一条新闻是假的,它这面镜子照出的就是这名记者的品德、水平、作风的真实形象。这就是“文如其人”。如果是一张报纸上充满了假新闻,那就不是个别记者的问题了,而是那里的社长、总编辑成心指挥其手下的记者去制造假新闻,反映的是那位社长、总编辑的品德、水平和作风或别有企图。而一个国家的报纸、电台都在那里没完没了发假新闻,那也就不是哪一家新闻单位的问题了,而是说明了当时那个国家是一个不准讲科学、不准讲真话的国度,它反映的是那个国家的决策者和社会制度的形象。这不是很真实吗?
你冯东书不也是记者吗?你那时干什么去了?我很幸运,当时我因为在“反右派”前的“大鸣大放”的号召下,在一篇墙报中讲了正确的“错话”(1979年新华社山西分社党支部书记在退回我“反右派”时的档案材料的信中说:“他当时的观点是对的”),受了处分(万幸,山西分社一个“右派”没打,我没有戴“右派”的帽子),被下放到山西文水县刘胡兰公社(我们去时还是乡)劳动去了,我不用写报道了。
那么多记者为什么不能坚持真理呢?下面那么多干部、群众为什么不向报纸写读者来信反映这种胡闹的情况呢?后人不好理解。我下去劳动时是和新华社山西分社另一名记者及《山西日报》18名同志一起下去的,他们中大多数也是记者编辑。我们的劳动锻炼大队长是《山西日报》农村部主任,他下去是挂职当刘胡兰公社党委书记,是公社的第一把手。文水县的县委书记是《山西日报》总编辑,是县里的第一把手。那一年山西为了加强县里的工作,抽了20名厅级干部下去当县委书记(在本单位仍是原职领导人)。文水县还有一名副书记是《山西日报》的编委,县委办公室主任是《山西日报》农村部副主任。这么一支浩浩荡荡的新闻大军下去都是瞎子、聋子?当然不是,我们比谁都清楚。但自从“反右派”获得伟大胜利以后,“舆论监督”已荡然无存,科学技术工作者都三缄其口,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副总理在1956年反对毛泽东的冒进以后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也不好讲话了。我们面对那场“人祸”,都无可奈何,连内参都不敢写,也没人敢说。我后来知道,有些报社自己就在机关院子里炼钢铁,他们心里是亮堂堂的,炼出来的都是渣子。当时的新闻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荒唐和疯狂,也就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昏暗。不是吗?这面镜子照得准确得很。
现在的青年人要了解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也不用找什么机密档案,也不用去读什么专著,也只要用这个办法去翻翻1966年6月1日以后的报纸就行了。翻哪一张中央报纸或省报都行。那时的新闻被后人总结为假、大、空和“千报一面”,因此“看报只看题,看书只看皮”。其实不光是假、大、空,像原《人民日报》领导被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夺权以后,发表的《欢呼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里面就煽动无知青年起来“造反有理”,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黑帮”者,各级党、政领导人也;“黑组织”者,各级党组织也;“黑纪律”者,党员的党性也。这一摧毁就不得了啦,各地党、政组织停止了活动,无政府主义大泛滥,全国大乱。《人民日报》还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无知青年起来“破四旧”、“立四新”(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四旧”,反之为“四新”),于是全国各地到处乱抄家,砸寺庙、砸文物、烧戏箱,撕字画,乱批判。过去的老戏、解放以后的新剧不能演,火车不能正点,工厂不能正常生产,学校当然不能上课。全国还对毛泽东大造其神。报纸上的新闻里没有一篇不大量用黑体字印着毛泽东语录,每天的报纸上都有毛泽东的像。向毛泽东的致敬电抬头中最多用到五个“最”字——“最最最最最敬爱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革了一辈子命,他是按宪法程序选出的国家主席,却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被捏了个“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稀里糊涂地整死。其他人就不在话下了。宪法、法律、道德成为废纸。那时报纸上充满了“打倒”、“砸烂”、“横扫”、“批判”、“斗争”这些词,弄得社会上什么坏事都敢干,什么假话都敢说,人人自危。中国进入了一个无法无天、无道德的时代。
这种新闻反映当时那个实际太真实了。
新闻的功能很多,传播信息,引导思想,暴露黑暗,激励斗志,批判错误,表彰先进,制造混乱等等。其中还有一个大功能,而且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控制的功能,这就是它永远是一面如实反映实际的镜子。它是新闻制作者、新闻工作领导人、国家决策人、社会制度和时代的镜子。这面镜子还很特别,它不仅在当时就是一面镜子,随着时间的推移,镜子里的形象还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让人看得真切。原因是,新闻说到底是人的主观意志的产物,总是特定社会制度、特定决策和特定时代的产物。因而它就必然地反映出那个特定的人、决策、制度和时代的特色。全世界的新闻都无法例外。
新闻的镜子功能是由新闻这件社会事物的运动规律决定的。新闻的运动分为两个阶段,前一段是生产阶段,后一段是效应阶段。新闻生产出来不能束之高阁,存入档案馆,必须传播到广大受众中去。新闻受众各式各样。包括各行各业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是社会的主人,自然也是新闻的主人,在新闻这一点上是绝对的主人。世间不管什么样的新闻单位,不管是哪一位记者、编辑,发布新闻的权力尽管在自己手里,但是新闻登了报,上了广播,还只是走了一半路程。新闻传播出去,还要接受受众的严格检验,直到被受众认可了、接受了,对受众的认识和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才能算实现了新闻的价值。新闻的这后一半路程,受众的检验是谁也控制不了的。如果受众对看到、听到的新闻不爱、不信、不理,甚至反感,那就白费了力,甚至比不发还坏,受众会反过来宣传你的新闻不可信。可见,最终决定新闻命运的还是人民群众,不理会他们是不行的。官僚主义者办新闻,总是一厢情愿地去做事。而新闻受众分散于各行各业,都具有一定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经验,他们手里有一把尺子,那就是社会实践。他们看了报道,会以自己了解的情况和经验为依据来判断衡量。“文革”中,有一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联播节目中,广播了“四人帮”批发的河南灵宝县精兵简政的经验,说整个县革命委员会精简得只剩下三四十人,还照样能做好工作。我在山西省的一个县革命委员会办公室里,许多人一听就炸了,都说:“不可能,那是假的。”因为大家都有这方面的经验。后来证明,那个报道确实是假的。这说明,新闻受众不仅愚弄不得,也愚弄不了,“舆论一律”的新闻在生产阶段是可以做到的,在效应阶段是做不到的。
所以,任何人对新闻一定要善待之,既要依法(我国现在还无新闻法)管理,又不可戏弄它,小心它把你原原本本地照出来,自己捉弄了自己。
天下事糊弄一个人是容易的,糊弄广大群众的大多数是不可能的。“文革”开始不久,我们新华社山西分社的一位“三八”式老干部(他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参加了贺龙领导的八路军120师)就气愤地对我说:“我现在谁也不信了。”当时《人民日报》编辑部一位“三八”式老干部也对我说:“现在的报纸要正面文章反面看,反面文章正面读。”那时的新闻多惨呀!现在和今后的群众懂得更多,信息更灵,我们更要小心。
(作者:冯东书)【来源:《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