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红军总司令朱德

  红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在关系中国命运前途的长征中，对于长征的胜利、红军一方面军与二、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具有特殊的贡献。今年适逢朱德诞辰130周年，在当前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国内改革发展面临诸多挑战的形势下，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学习他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强的革命意志，学习他始终艰苦朴素，把党、军队、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高风亮节的风骨，都具有现实意义。

  一、遵义会议前后，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博古、李德等人排斥掉毛泽东、朱德的军事指挥权后，在蒋介石以重兵进行第五次军事围剿情况下，奉行“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致使中央红军和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1934年10月，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初期，领导权仍在博古、李德等人手里。他们决定长征时，没有让时任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参与。在1941年9月1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朱德回顾说：“一切准备工作都未通过我。”当时，战略转移的意图是向西突围到湘鄂地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中央根据地，故而称之为“西征”。参加“西征”的主力红军及中共中央直属单位组成的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共计8万余人。如此大规模战略转移，朱德没有发言权，组织者却以非军事性方式实施。

  西征突破国民党军第三道防线后，蒋介石判明红军意图，调集重兵于湘江，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红军陷入险境。原本独断专行的李德惊慌失措，而朱德同周恩来一起指挥各战斗部队顽强抗击。经过四天四夜的强渡湘江之战，12月1日红军突破敌人最后的封锁线，保住了主力，但整个部队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为3万余人。

  面对惨痛的损失，朱德总结说：“长征就像搬家一般，什么都搬起走……整个司令部、党政机关、干部都很重要，连印刷机和兵工机器都搬出去，结果一个直属机关就一万多人，所以需要掩护的部队就多了。因此，部队行动起来很慢。”汲取此教训，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在12月4日发布命令，要求“检查携带的物资，不必要的立即抛弃或毁坏，使部队能轻装前进”。

  红军突破湘江后，国民党军已密布通往湘西的路上。在此关键时刻，毛泽东提出，决不能往敌人的“口袋里钻”，应改向敌力量较弱的贵州前进。于是，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朱德命令各军团、各纵队“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但博古、李德仍主张北上湘西。12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上，双方争论激烈。朱德从挫折和教训中更加信服毛泽东的主张，他和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一起，否定了博古、李德仍要中央红军去湘西的主张。12月19日朱德和周恩来向全军发出《通电》，决定中央红军分两路纵队，从西北方转向贵州腹地，并要求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积极活动，牵制湘军和川军，策应中央红军西进。这以后，中央红军决定强渡乌江，直指黔北重镇遵义。但博古、李德仍主张不过乌江，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为此，中央政治局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召开会议，对博古、李德提出批评，并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之后，红军突破乌江。1月8日，朱德致电各军团、军委纵队领导人，“明日进驻遵义，以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12日下午，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万人群众大会。朱德首先讲话，阐明了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这一道理，要干部战士们自觉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宣传红军的主张，表示愿意联合国内各党派、军队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接着，毛泽东等与遵义的群众代表也讲了话。红军的主张得到当地群众热烈响应，之后十几天，有四五千青年报名参加了红军。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红军司令部驻地，原黔军第25军2师师长柏辉章公馆，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会议扩大到军团领导等20人。李德列席了会议，伍修权作为翻译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主题是两个：一是为红军下一步行动作出决策，即中央红军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二是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会上，博古作了主报告。毛泽东作长篇发言，批评博古报告中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指出“左”倾路线的错误，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由此产生的战略战术问题。毛泽东的发言没有原始记录，据陈云说，主要内容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朱德在王稼祥、张闻天之后发言。据参加遵义会议的时任翻译伍修权回忆说：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很多人的性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1984年，伍修权在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采访时还说：“总司令在遵义会议上的态度是明确的，坚决拥护毛主席路线。这是感人的，使人印象最深的。”

  朱德作为红军总司令，表示“如果继续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下去了”，在红军内部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在此关键时刻具有何等的分量！英国著名学者迪克·威尔逊在《周恩来传》中说，红军到达遵义后，朱德的总司令部就设在柏辉章公馆，周恩来和朱德同住楼上。据说，他（指周恩来）的老朋友朱德大概事先跟周打了招呼，表示自己准备推举毛。朱的这一举动在两派竞争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至关重要。周同意了朱德的做法。

  李德也承认“与会者的大多数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这一点不容置疑”。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常委分工中，“以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红军重新选择了毛泽东。这是中国革命几陷绝境时作出的关键抉择，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朱德在这一抉择中的功绩应当彪炳史册。20多年后，朱德缅怀这一历史性决定时，赋诗说：“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遵义会议后，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协同指挥红军，在云贵川高原上同数十万围追的敌军周旋。在战斗的紧急时刻，朱德多次亲临前线指挥，以有我无敌的牺牲精神和高超的指挥艺术，使红军转危为安。朱德在灵活机动的运动战过程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大义凛然，苦斗张国焘分裂主义

  中央红军经过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以后，艰难地爬雪山、过草地，最终于1935年6月25日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6月26日，在两河口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

  《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可是，在一方面红军决定出发北上后，张国焘依仗红四方面军比红一方面军兵力大得多，个人野心膨胀，迟迟不让红四方面军北上，并要求首先“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由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为了维护红军两大主力的团结，中央政治局于7月18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周恩来的红军总政委改由张国焘担任，朱德仍担任红军总司令。为了团结革命队伍，朱德千方百计地尽量多接触红四方面指战员，说服他们北上。时任红军前线总指挥的徐向前回忆说：“那时我和总司令接触最多，几乎天天在一起核对敌情，调动部队。”他希望一、四方面红军指战员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心，渡过眼前的困难，争取更大的发展。他的这些话，完全是顾大局的肺腑之言。朱总司令作风朴实，宽厚大度，平易近人，为接近过他的干部、战士所称道。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以南不远的沙窝召开会议，决定朱德总司令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总部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左路军集结。右路军则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红一方面军北进。此后几个月，朱德与毛泽东、周恩来的右路军暂时离别。在此期间，张国焘极力排斥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进而和中央对抗，迟迟不肯北上。朱德与张国焘多次发生激烈争执。9月10日，中共中央在得知张国焘背着中央命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的情况下，为避免红军内部发生冲突，决定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并电令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张国焘予以拒绝，并散布反对中央的舆论，在阿坝会议上组织对朱德的围攻。他要朱德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路线划清界限”。朱德镇静地回答，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一致的，北上决议，自己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中央，不能同意南下。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突然宣布成立“临时中央”，并且开除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党籍。朱德大义凛然地说：“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之后，朱德处境更加艰难，像被软禁了一样。由于朱德在红军的极高威望、一方面军留下来的指战员和四方面红军徐向前等同志的关系，张国焘未敢对他下毒手，但把他派到前方部队去。朱德利用多种机会到部队下基层与干部战士们谈心。他的循循善诱，得到广大指战员的爱戴尊重，并且使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五军团参谋长曹里怀、三十军团长参谋长彭绍辉等同志免遭张国焘毒手。

  与此同时，到达陕北不久的毛泽东在干部会上说：我和同志们都惦念着还在四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朱、毛”总是心心相通。1935年末，即12月31日晚8时，朱德在一、四方面红军分离后第一次以个人署名给毛泽东、彭德怀发电报。毛泽东接电后十分兴奋。1936年元旦，他亲自电复朱德“本应交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随时电告”。接着，将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各方面的情况和国际国内的时局向朱德通报。

  时任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回忆说：“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朱德总司令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威望，人所共知。也只有他，才能同张国焘平起平坐，使张不敢为所欲为。自从张国焘另立中央，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对台戏。朱总司令的地位和分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

  三、胸怀全局、精心筹划迎接红二、六军团北上会师

  对于筹划和团结红二、六军团北上，朱德也有独特的贡献。一、四方面军分离后，因为通讯密码被张国焘控制，红一方面军、党中央与红二、六军团之间的通讯中断，但红军总部与他们仍保持着联系。1936年3月，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率领下占领黔滇交界的资孔山区，并准备在南北盘江间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朱德利用张国焘壮大队伍的企图，3月23日与张国焘电示红二、六军团，设法渡过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北进。朱德后来与原二方面军同志说：我想，二、六军团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为了迎接等待二、六军团会合北上，朱德率红四方面军在康北高原度过了饥寒交迫的几个月。

  4月27日，贺龙、任弼时等率红二、六军团胜利渡过金沙江。朱德闻讯，立即致电祝贺，并派三十二军迎接二、六军团。此期间，朱德更加抓紧合作北上的准备工作。首先是精简机构充实连队战斗力，组建了红军历史上第一个骑兵师，以准备对付西北敌人的骑兵，由许世友任师长。朱德检阅时，号召大家团结一致，英勇作战，为保障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做贡献。

  同时，组织了李先念、何长工、李天焕等组成粮委会筹集粮食，由于当地贫瘠少粮，因此减少部队粮食供给，号召以野菜充饥。朱德亲自领导了野菜委员会，亲自请教老农和医生，带队挖可以吃的野菜，还编了《吃野菜须知》的小册子，召开了野菜展览会。朱德总是惦念着红二、六军团。他说，不仅要学会与拿枪的敌人展开斗争，还要学会和雪山草地这个自然界进行抗争，革命才能胜利。他号召大家买羊毛，捻毛线，织毛衣。他经常到供给部检查工作，手里总是捻着羊毛，一边捻，一边动员大家不仅要作好自己过雪山草地的准备，还要发扬阶级友爱，为很快到来的二、六军团的同志们准备御寒的衣物。在朱德的带领下，指战员加倍努力，为即将到来的二、六军团织出了两万多件羊毛衣裤。

  6月22日、30日，萧克、王震带领的红六军团，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带领的红二军团分别到达甘孜附近，朱德亲自迎接。二、六军团同志到来前不知道张国焘闹分裂的事，而张国焘又派人向他们散发了中央有错误的小册子。朱德与王震、任弼时、贺龙等分别谈话，澄清事实。之后，任弼时说：“总司令，我们来听你指挥。”贺龙说：“总司令，我们二、六军团天天想，夜夜盼，就盼与中央会合。”朱德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毛主席在那里。”

  7月1日，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会师。当天，党中央从陕北发来贺电：“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上陕甘与一方面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斗争。”会师后，二、六军团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合编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7月1日，在庆祝两军会师大会上，朱德迎着春雷般的掌声讲话，他身穿土制毛上衣，脚踏草鞋，外表与士兵们一样。他说，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此外，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人烟稀少的草地，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

  同日，朱德从甘孜致电徐向前，要他率中路总队立即出发，迅速向北前进。3日，朱德和张国焘、任弼时率右路军从甘孜出发。7月中旬，董振堂率右路纵队从绥靖北上，经过一个多月行军，8月上旬，三路纵队先后通过最艰难的草地。朱德要求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把牦牛留给后续到来的红二方面军，他把自己驮帐篷、行李的牦牛也交给兵站，嘱咐兵站“要珍惜每一块牛皮，不能浪费，这关系到四方面红军和二方面军几万同志的生命”。

  9月初，蒋介石为了阻止红军三大主力会合，急调胡宗南部抢占西兰大道。张国焘畏敌，提出西渡黄河进入甘肃西北地区的方案。9月16日，在岷州三十里铺，红军开会讨论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西北地区工作的问题。朱德要大家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精神，张国焘被迫同意。中央21日的电文称，红四方面军北上部署，对整个战略计划更为有利，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此间军委以毛、彭、王（稼祥）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昌浩）三同志一起工作。但此时，张国焘再次提出西渡黄河的主张，并且不经朱德同意，发出部队停止北进，挥师向西的命令。

  在此关键时刻，朱德态度十分坚定。9月23日，西北局会议，朱德几次发言，与张国焘激烈争辩。他责问：一、二、四方面红军可以会合，为什么不会合？27日，党中央致电称：“四方军现有主力进入隆静会大道，敌无阻止可能。”张国焘不得已同意出会、静，会合一方面军。30日，红四方面军分作五路纵队，自珉州、漳县北进。

  10月9日，朱德率部到达会宁。时任322师政委的萧华回忆说，听到电话里熟悉而亲切的四川口音，他真兴奋得要跳起来，给他打电话的，正是敬爱的朱总司令。总司令在电话中首先关切地问：“毛主席好吗？周副主席好吗？”

  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等率部到达会宁与接应的红一方面军会师。到此，红军的伟大长征胜利结束。毛泽东欣然称赞朱德总司令“气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而朱德自己则说：“当一个领导者，愈是困难，愈要镇静……所谓履险如夷。”

  四、率先垂范始终与官兵同甘共苦、为各民族劳苦大众谋利益

  红军长征途中，为了避开敌军主力的围堵，朱德率领红军走过人烟稀少的彝族、藏族聚居区，走过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雪山草地。

  遵义会议后，1935年5月初，朱德协同毛泽东、周恩来，带领红军巧渡金沙江，把尾追的国民党军甩在江南。5月中旬，蒋介石调动大军部署在大渡河畔围堵红军，并致电各军称：“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蒋介石料红军不敢从彝区通过，因此把守备重点放在大树堡一带。为避敌军堵截，红军果断选择了经过大凉山彝区冕宁至安顺场的小路。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彝人最痛恨的是白军，彝族人听说朱德总司令的队伍来了，会高兴的。5月21日，红军到达冕宁县。当天，朱德召集了有彝汉同胞参加的群众大会。他讲话说，彝汉是一家，穷人要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才能翻身过好日子。他还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苛捐杂税沉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这一布告，生动具体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在彝族群众中产生了积极影响。刘伯承总参谋长正是根据党的民族政策的精神，与彝族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先遣部队在彝族同胞的帮助下，顺利通过大凉山，直达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在此期间，彝族同胞在当地还建立了红军彝民支队，多达千余人。

  1935年6月，朱德率红一方面军从懋功北上翻过梦笔山、长板山等几座雪山，来到藏族聚居区，这里藏胞受反动当局宣传，多已藏匿，红军严重缺粮。7月中旬，则格、黑水一带沟谷里的青稞即将成熟。朱德在部队缺粮又找不到当地居民的情况下，下令部队派人四处寻找藏胞回家，同时组织部队割麦“按当地粮价付给现款”。总司令亲自与战士、炊事员、饲养员们一起割麦。由于麦地与部队驻地相距一二十里，运粮如何解决？朱德不但与战士一起割麦、打麦，年近五十的他，还像在井冈山挑粮一样，挑上五六十斤粮食回驻地。他向战士们挑战说，我能挑，你们年轻人怎么样？他的激励使得饥饿、疲劳的战士们浑身有了力气，齐心协力，很快把青稞挑回了驻地。

  红军长征途中，朱德三次率军过草地。第一次是1935年8月中下旬，在草地走了五天，到达阿坝。第二次是1935年9月下旬，张国焘为了搞分裂活动，带领左路军南下，朱德当时率红军总部随左路军行动，又一次过草地，到达松岗、党坝一带。第三次是1936年7月，朱德率部队从甘孜北上，经过20多天，走出草地，走到阿坝。第三次过草地，是历时最长最艰难的一次。朱德带头发动官兵挖野菜，大力执行对藏民的政策，使红军渡过了难关。1936年4月，部队来到甘孜、炉霍。这一带地广人稀，自然条件差，藏族居民中的贫苦群众，身受层层剥削，一贫如洗，连糌粑都吃不上。到达的红军几万人衣食无着。在此种情况下，朱德仍坚持要红军官兵秋毫无犯。当朱德红军总部开进炉霍时，藏胞受反动派宣传恐吓，都远逃深山。朱德立即召集各部队负责人宣布了几项规定:尊重当地风俗习惯；爱护藏民的一草一木；在藏民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屋；看管并喂养好藏胞留在家中的牛羊。4月的高原，春天到来了，但一片片土地无人耕种，朱德发动机关和部队帮助藏胞种地。他在动员大会上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现在，藏族同胞对我们不了解，暂时不能回来种地。我们能眼看着春播的大好时节从眼皮底下溜过去吗？不能！这一季种不上，藏胞们将来吃什么呢？我们和藏胞是兄弟，是一家，我们要帮助藏胞把地种上，而且要种好，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朱德白天与官兵们一起下地干活，晚上工作处理军务。不久藏民纷纷回来，与红军建立了良好关系。白利寺的第五世格达活佛被红军的宗教政策和“解救穷人”的宗旨所感动，亲自出面动员藏民和其他寺庙尽力支援红军。朱德很高兴，亲自到白利寺看望格达活佛，向他说明红军长征的目的，鼓励他为贫苦藏民多做好事。格达活佛见红军最高长官如此朴素慈祥，更加积极支持红军的工作，并担任了甘孜地区波巴政府（藏族人民政府）中的重要职务。

  面对军粮匮乏，朱德更立足于发动红军官兵挖野菜，解决饥饿问题。他亲自访问藏族同胞，询问什么野菜可吃。尔后，他组织了由炊事员、饲养员和警卫员共十余人的野菜调查小组，亲自带领大家挖野菜，回来后分类择净，煮好，加酥油炒，大家吃了，齐声叫好。接着他发动直属队挖野菜。野菜多了，他提出将野菜分类整理好，召开“展览会”，向全军推广。野菜几十种，其中有牛耳大黄。有战士惊讶地说：这不是中药么？朱德笑着说：“药材也来参加革命嘛，应该管他叫‘革命菜’。”总司令还集合队伍在大操场召开挖野菜动员大会，讲话说：同志们，野菜也是宝，有了它就饿不死了。我们要纪念红五月，大家都上山挖野菜。总司令的革命意志和乐观精神，鼓舞官兵们又一次战胜了粮食困难。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是引导前进方向的旗帜。长征中，担任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在艰难行军中，以50岁的年纪，与年轻的官兵同吃同住同行军，吃苦在先，古今中外，何曾有过这样的总司令？他的榜样在红军中形成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在彝族、藏族聚居的少数民族地区，他模范地宣传和执行民族平等政策，使红军得到彝胞和藏胞的理解和支持，这些都是朱德对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贡献。讲述朱德长征中的这些故事，不由使人想起红军到达陕北后，陕北民歌《绣金匾》的歌词：“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绣开了，金匾绣咱毛主席，领导的主意高。二绣总司令，革命的老英雄，为人民谋生存，能过好光景。”这就是人民心中的英雄，人民心中的丰碑。

（作者：俞源）【来源：《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