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能不断前行，原因之一是在记取前人的教训。所以古人有“吃一堑，长一智”；“前车覆，后车诫”；“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一些聪明的谚语与箴言。中国重史，历朝历代修史不断，固然有颂功德、立贤传的意图，但以史为鉴，以正得失，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目标。故司马光编成《资治通鉴》后，上表道：“伏望陛下……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一部好的史书，如果不能给后人留下经验与教训，只一味歌功颂德，是不会有长久价值的，而因风转舵，反复编造史实以媚上，更适足遗讥于后人。
但精神现象是十分复杂的。同样的历史事实，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司马迁的《史记》，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今天已为定评。但当初看法并不相同。有人说他“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赞成他对历史实事的陈述与评价；也有人认为他违背了当时社会的正统观念，思想没有与当权者完全一致，即所谓“是非颇异于圣人”，因而只是文辞可观，思想则过于“自由化”了；更有甚者，一笔抹煞，称之为“谤书”，甚至其人也该杀。东汉末年，司徒王允伙同吕布杀了董卓，同秉朝政（这事在《三国演义》里写得绘声绘色，那连环计的故事成了后世戏曲中传演不衰的剧目）。当王允掌权之时，蔡邕因为对杀董卓表示了一点惊叹，王允就要杀他。有人为蔡邕说了两句话，意思是说，蔡有史才，又掌握许多史料，留下他，让他续成后史，也是一桩好事。现在为了一点小错杀他，不是太失人心了吗？不料王允回答道：“当初武帝不杀司马迁，让他作谤书流传于后世。今天不杀蔡邕，难道再让他写书来讪议我们吗？”于是，蔡邕终于丢掉了性命。王允以杀戮来统一思想，因此我们今天无法再看到蔡邕对汉代史实的评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
复杂的精神现象，不能以简单的办法对待。一件史事，一段历史，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看法，依据于各自掌握的不同史料以及不同的侧重点，并非只有一个结论，一种观点。就像一部《红楼梦》，犹如鲁迅所说，可以“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如果再做补充，还有考据家看见曹氏家史，政治家看见四大家族，臆想家看到太极结构，等等，等等，何况当代人人经历的史事呢？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往往并不是当时就可以看清的，即便后世，许多事情如秦始皇的功过，争论了两千余年也不见得就能一致，又何必强求一致？允许不同的看法存在，给后人留下些检验、思考的余地，会更有益于经验的汲取，也会使后世的步伐走得更坚实一些。
世界是复杂的，反映复杂世界的精神现象也是复杂的。因此处理精神现象问题，不能简单、划一，要求完全的一致，禁止发表不同意见，如中国几千年只准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只会导致精神之花的畸形与凋残。诗曰：
复杂问题复杂看，简单划一实堪叹。
千年不醒圣人梦，赢得东园百卉殚。
（作者：陈四益 文丁聪画）【来源：《炎黄春秋》200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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