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人的日本游历考察略记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签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规定，中国和西方国家必须互派使节。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开始向海外派遣考察人员、留学生和外交使节，考察、学习以及办理外交事务。由此，中国逐渐形成了一股出国热潮。许多出国人员纷纷用游记形式记录下了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感受。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迅速崛起，也成为中国人了解和学习的对象。

一

历史上，中日文化关系源远流长，但长久以来，与日本人热心来中国学习相比，中国人很少愿意远赴日本。唐代鉴真应日本之邀东渡，却一去不归，没有带回关于日本的游记。明亡以后，朱之瑜等文人逃亡日本，却依然有去无回。人们对于日本的了解不是过于简略，就是错误百出。直到晚清，徐继畲写作《瀛寰志略》，他对日本的情形依然不甚明了。正如黄遵宪所云：

以余所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论议也者，可不谓狭隘欤！

直到1854年，出身书香世家的罗森乘坐美国舰艇游历日本，这种情形才终于发生了变化。从其《日本日记》中，可以推知他为了避太平天国之乱而避居香港，有丰富的出游经历，通英文，与西洋人素有交道。也许正因罗森通英文而当时的日本读书人多通汉文，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的船舰第二次开赴日本，特邀罗森同行，以求得交流沟通的便利。1854年美国军舰初次打开了日本的国门，罗森的《日本日记》记载了这次历史事件。作为中国人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最近的游记之一，《日本日记》还记载了即将全面西化前夜的日本国面貌。

1868年，明治维新使日本改弦更张，在国家精神上脱亚入欧，开始了全面效法西方、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即按照西方民族国家的外交模式，尝试与中国建交。1871年中日双方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标志着中日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两国从此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按照条约规定，两国需互派公使、互设使馆。1876年，中国在正式向西方派出公使的同时，也向日本正式遣使。在此后的十余年间，中日双方开始进行频繁交流。

19世纪70至90年代，由中国启程，访问日本的读书人，要比访问英美的多，而且与此阶段西方游记以官方游记为主体的状况相比，甲午之前的日本游记作者较为多元。在游记作者中，有由清廷特派出使和游历的官员，有地方当局为了办理洋务、推行新政、资遣参观考察的人员，也有自费出游的学人士子。这些人的观点或保守或激进或中立，但他们的游记内容却或多或少反映了日本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中国人对于外国的感知与体验。

其中官派出游的游记主要有以下几种为代表：

据目前的资料来看，1867年张德彝随蒲安臣使团于欧美各国游历两年，途经日本做短暂停留，作《欧美环游记·经日东渡记》。这是罗森游历日本12年之后才出现的又一日本游记。《经日东渡记》虽然篇幅短小，但是记录下了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前一年德川幕府与明治天皇之间彼此争斗的情形。

又再隔十年，直至1877年清政府首任驻日公使来到日本，才正式开启了近代日本游记的写作之风。1877年何如璋奉旨为首任驻日正使，另派张斯桂为副使、黄遵宪为参赞，出使日本。在这首批驻日使官中，何如璋留下《使东述略》及附诗《使东杂咏》，张斯桂著《使东诗钞》，黄遵宪著《日本杂事诗》。

与此同时，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与深入，在洋务派的极力推动下，清政府还选拔人员出国游历，以对西方及日本的情形特别是“洋务”进行了解。由清政府派遣游历日本而留下记载的官员有王之春、傅云龙、黄庆澄。1879年王之春赴日本，先后游览了长崎、神户、大阪、横滨、东京、京都等地，1880年返国，著《谈瀛录》。傅云龙于1887年先赴日本游历，1888年离日而赴美洲游历，之后又返回日本，1899年返回中国，将游历日本的日程与本人见闻感想记载下来，著为《游历日本图经余纪》。黄庆澄虽非由朝廷派遣出游，但为清地方当局出资参观考察的人员。1893年，他在安徽巡抚沈秉成和驻日公使汪凤藻赞助下游历日本，先后到过长崎、神户、大阪、横滨、东京、京都、奈良等地，著《东游日记》。

以上为官方出游日本的游记代表作品。民间日本游记主要以李圭、王韬、李筱圃的游记为代表。1876年李圭作为中国工商界的代表，到美国费城参加纪念美国建国一百周年而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出行路线由上海出发后经日本至美国，在日本有短暂的停留，游历长崎、神户、大阪、横滨与东京等地，留下《环游地球新录·东行日记》。王韬于1867年至1869年周游欧洲，著有《漫游随录》。其在1870年所著《普法战纪》，流传日本后受到日本文人的欢迎与倾慕。1879年，在日本文人邀请下，王韬于香港出行赴日本游历，先后到过长崎、神户、大阪、西京、横滨、东京等地，著《扶桑游记》。李筱圃曾在江西为官，后隐退于上海，1880年自费游历日本，先后到过长崎、神户、大阪、京都、横滨、东京等地，著《日本纪游》。

二

从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至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的二十余年间，日本经济逐渐繁荣，国力逐渐强盛，军事上也开始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并以中国为对外侵略扩张的重点。此时，在一些游历过日本的中国人眼中，日本全面学习西方的做法并不可取。如李筱圃1880年访日时留下的《日本纪游》，认为日本维新“非但不能拒绝远人，且极力效用西法，国日以贫，聚敛苛急”。

其时，中国的洋务运动已在学习西方科技器物方面取得了成效，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日本。如1886年中国北洋水师访问日本长崎时，北洋水师先进的舰船与强大的阵容使得日本人震惊与羡慕，甚至在甲午海战前夕，不少日本人还质疑这场战争是否能够打败“船坚炮利”的中国。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等。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在巨大的耻辱面前，中国人开始了反思。

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派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

这是梁启超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惨败之后发出的惊呼。痛定思痛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人提出了“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认为中国要免于亡国灭种的惨祸，就必须变法维新，向西方学习。而日本已学习西方，进行明治维新，实现了富国强兵，那么，向日本学习、以日本为师，就是当时中国人所必然选择的道路。除此之外，中国与日本之间交通方便，文字易懂，生活习俗相近，这些都使得向日本学习比向欧美学习更为便利。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推动之下，1898年6月（戊戌年四月），光绪帝终于下《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戊戌变法103天后，顽固派代表慈禧发动戊戌政变，推翻了百日维新，光绪帝被囚于中南海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康、梁出逃，仍然寄希望于光绪帝能够重掌政权，东山再起，于是，他们将这次出游看作能够亲身接触西方社会、了解西方政治制度的机会，为改造中国而游历西方、认识西方。

戊戌变法失败后，虽一度人人畏谈维新，“朝野上下，咸仰承风旨，于西政西学，不敢有一字之涉及”。然而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中国国内要求维新的呼声也随之越来越高。随着时势发展，清廷对日本的态度，便有所转变。对中国而言，赴日本考察学习，不仅路近费省，且文字相近，易于通晓。1905年，清政府特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大臣，分赴西方与日本考察。

在朝廷的鼓励下，地方及民间赴日本游历的风潮一度高涨，“其中大多数是青年学生，也有少数贵族子弟、举人秀才、在职官员，甚至连缠足女子、白发老翁也不甘落后。有的夫妇同往，有的父子、兄弟相随，或官费送派，或自费东渡”，官员、学生、文人等纷纷东渡日本并留下了大量的游记。这些作品的作者虽然身份各异，却都深切感受到民族存亡的危机，试图通过观察审视日本之状况而为医治中国找到良方。如1899年御史杨深秀奏请派遣留学生所云：“……泰西各学自政治、律例、理财、交涉、军备、农工、商务、矿务莫不有学，日本变新之始，遣聪明学生出洋学习于泰西诸学灿然美备中。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闻。”

除了派遣留学生，其他如官员考察、文人游历等行为，都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学习日本的目的。因此“政治、律例、理财、交涉、军备、农工、商务、教育”等各个具体层面都是考察者们关注的对象，以致这个时期的游记作品总体呈现出“以考察记为主”的面貌，“研究的动机由被动的本能反应—防御转为主动的虚心学习……从某种意义说，它不是一种书斋式研究，而是一种社会运动”。 

三

众多的游历考察记都将关注点放在了日本教育之上。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日本的教育是日本富强的根源。因此，“1898年春天，湖广总督张之洞拟派湘鄂子弟百人入日本成城学校，姚锡光以湖北武备学堂兼自强学堂总督的身份，受张委派率队赴日，联络学生入学事宜并考察各类学校，此为近代中国派官员考察日本学校之嚆矢”。其后，赴日考察教育成为中国当时教育界的一大举措，如1903年张百熙等人的《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规定教育界的人士必须出洋考察教育状况，并且以考察日本教育状况为首要：

各省办理学堂员绅，宜先派出洋考察。……欧美各国，道远费重，即不能多往，而日本则断不可不到。

“从考察者看，除专门考察教育者外，众多的官员、民间文人学者、实业家、留学生等，尽管他们赴日的缘起和动机各不相同，但赴日后很多人往往转移考察重心，‘不务正业’地把大把的时间花在考察学校教育上，清末中国人日本考察记中以教育考察的内容最为丰富就是例证”。究其原因，是由于考察者们观察到，日本富强背后有强大的教育作为根基与支持：

自入此邦以来，见夫吏勤其职，工善其事，商习其业，兵服其职务，农易其田畴，男妇熙熙，一无游惰，其原因皆由全国普及小学国民教育而来。

路见送报人驰走如风，腰悬铜铃，声铮铮聒耳，按门逐户，无或遗漏。其上流人之阅报者无论矣，即将而贫家儿女及拉人力车者，亦率皆手不择报，口喃喃若读装，推其原因，总由教育普及，读书识字之人多，故能使民智大开，人人有国家思想也。噫！以区区三岛之国，其进步乃如是之速，夫亦足以自豪矣。

夫国之治者，必使市无游民，而民之生也在勤。若此种学校（东京府立职工学校），萃屋子弟，使各执一艺以谋生，能善其事，则数口之家，可以无饥，是实惠及民，最宜于生齿繁盛，游手众多之邦者也。然则我中国浮于事，何幸得此救急良方乎？

在游历者们的视野中，日本教育普及，民智打开；讲求应用的职业教育，使得更多贫寒家庭的子弟能够有一技之长，可以通过努力来改善自己及家庭的经济状况，这尤其是有大量贫困人口的中国应该效仿之处。

“从所考察的学校和内容看，从帝国大学到幼儿园，从教育宗旨到课程设置，学校不分大小，内容不分粗细，几乎无所不包”。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中国考察者关注到日本每一个层次的教育设置，特别是一些中国未有或忽视的教育层面，更让中国人感触颇深。在考察幼儿教育时，人们注意到：

以运动活泼其气血，以乐歌和平其性情，以成队合群团结其相爱之心，以顺序就班整齐其进退之度，童而习之，先入为主，信乎，人之襁褓而后，不可无比教育也。

幼儿教育就关注孩子的全面发展，注重身体素质与性情修养的双重培养，更有对团结、合作、友爱的习性的刻意灌输：

日本之各小学校，各中学校及各师范学校，无不有体操、兵操。童子自十岁以上，即练其手足、练其腰膂。稍长焉，教之击刺，教之超距……首重伦理一门，博采其国及中国并各国名人忠孝大节，绘之以图，演之以说，口讨而训之，故童焉而志爱国。又每日于功课之暇，教之舞蹈，教之音乐，恒为军歌，作激昂慷慨之音，以宣其气，故童焉而志从军。盖蒙养之初，即隐尽人为兵之意，古者童年舞勺舞象，而造士必升于司马，诚欲人之强而不欲其弱也。

我宜改，当务之急，先兴女学，胎教所本，风质事开，又幼稚园蒙养，斯盛学有统系，此为基础。

女子者，国民之母也，讲求教育不从女子教育入手，是犹饮流而忘源，强枝而弱干也。……中国今日男子教育尚无端倪，遑论女子，然仔细思之，实为刻不可缓之务。

我国误会无非无仪之训，谓无才是福，而女学遂废，间有一稍知书数者，相助为理，传群焉诽笑，又执牡鸡无晨句泥为确解，噫！我经史所传，妇女有才有学者何限，特稽古不如居今，若此等辈，安得至诸瀛州三岛间，俾躬亲目睹，一开其茅塞也哉。

让中国人感触颇深且认为必须首要效仿的，是日本的女子教育。他们意识到，女子的素质高低影响着一个国家全民素质高低，要想提高全民素质，必须从兴办女子教育入手。国内的人们还困守于“女子无才便是德”，而日本却因大力发展女子教育而使得女性有才有学，完全有能力如男子一样参与社会工作。在东京电话交换局，参观者看到女子“耳聪目明、口齿清朗、心手灵敏”，不禁大为感叹：

观于此，足见我中国人材坐废一半，而学校其大焉者，于戏，女学安可不振兴乎？欲兴女学，必自毋缠足始。

日本女子健康生动、有才有学的形象深深打动了考察者，而他开出的学习方案，第一步就是要从身体上解放中国女性，从废除缠足开始。可见日本女子教育的成功确实让依然困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中国人大有斩获。

       这个时段的中国游者虽也关注日本政治、军事、法律等各个方面，但教育考察为其中最为丰富与最受关注的制度层面，正如日本人所说，“近数年来，贵国来东游者，考察学制居多”。这来源于国人对于教育作用的认知，认为教育是导致民族国家竞争成败的决定因素。

（作者：李涯）【来源：《炎黄春秋》 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