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民俗文化符号

“黄金易得，韶光难留”，不知不觉中，羊年来了。百节年为大。有节就有俗。中华民俗之最莫过于春节。千百年来春节所形成的一整套民俗及其活动，丰富了我们的情感，润色了我们的生活，浓重了我们的年味，成为有声有色、无可替代的文化符号。只要它一临近，人们便可感知，就像季羡林先生所说：“年，像淡烟，又像远山的晴岚。我们握不着，也看不到，但当它走来的时候，只在我们心头轻轻地一拂，我们就知道：年来了。”最先触感到年的，是祭扫、祭灶、宰年猪、买年货、挂灯笼等年的元素，且伴之以无处不在的古老图案和文字，什么大红福字、红对联、红窗花、财神爷、胖娃娃、肥鲤鱼……万点朱红，一片喜气。一件件，一环环都紧扣年的主题，赋予年一种隆重的仪式感，生动展示了中华传统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历史传承。

国人过年，分外讲究团圆氛围。作家冯骥才说过：“春节，是中国民间文化的盛典，承载着很多中国人的民族理想：祈福、避邪，更重要的是‘团圆’。”始初的过年，农耕社会的先民们，家人团聚在这个“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特殊时候，庆贺过去的一年“五谷丰登”，期望新的一年“风调雨顺”。显然，许愿景、讨吉利、图团圆，是过年的本意。如今，每逢春节来临，祖国各地，上上下下，车上、船上、机上，到处扬动着一个亲切温馨的声音：回家！回家！许许多多的台港澳和海外同胞，步履匆匆，争先恐后地回家，无论回家的路有多远多长，家在心里总是那么近。内地更是上亿人大迁徙，结伴同行，携儿带女，脚步匆匆，默念着远方亲人的呼唤，辗转南北，纷纷返乡回家。这是一种特有的年俗文化现象。在漫长的农业社会里成长起来的家，是人生最小的生产和生活单位，也是人生最大的精神情感空间。回家，为的就是与父母、亲人团圆，吃顿团圆饭，喝杯思乡酒，长幼相聚、酒食相邀、互道祝福。语声声、情浓浓，热气腾腾。诗人杜甫曾这样描绘过年亲人团聚的场面：“盍簪喧枥马，列炬散林鸦。”亲人团聚之热闹，让正在槽边吃草的马也受惊了；通红的烛光，把栖息林中的乌鸦都吓飞了。一幅绘声绘色的过年图景，令人仿佛置身其境，心灵似乎触摸到年俗文化之“根”。

不知从何时起，城乡过年，家家户户贴得最多的是各式各样的大红“福”字，随处可见，格外醒目。且大都将“福”倒贴，寓意“福到了”。福者，幸福也。我们的老祖宗，造出的“福”字很实在，很直观，有田种、有饭吃、有衣穿就是“福”，明显带有长期农耕社会及其文化的影子。千百年来，尽管物换星移，时代变迁，“福”的内涵和外延有扩有伸，但它与所有的方块汉字一样，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具有抽象性和形象性、哲理性和艺术性统一的特征，是最少争议的连接台港澳及海内外全体中国人的文化纽带和文化标志，是人民大众始终如一的向往和追求。所以，自殷商始，至今三千多年，人们借“年”表达生命健康长寿、生活充裕富足、人生美满幸福之愿望，已是植根民心、家喻户晓的民俗和文化存在。不过，近些年来，不少都市中人觉得年味有些淡。看似有点奇怪，怎么富了反而缺少幸福感？其实仔细观察，个中原因多种多样，大都与“心”有关，与“物”无涉。《于丹〈论语〉心得》有言，“人人都希望过上幸福生活，而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中华地广人多，过年的方式多样性、差异性明显，各有各的庆贺，各有各的期盼。有许多东西，你主观上不刻意强求它，它也照样存在的，年味儿也同样如此，重要的是用心品味。

贴春联，这一传统习俗不仅给人增加了过年的味觉，还给人一种多维的文化触感和思考。春联，也称对联、对子，大都出自文人雅士之手，即便是浅俗文人手笔，如“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桃花红”等，也不乏让人称道的文采品位。史说，春联始于“桃符”，自周至今三千多年来，始初的“镇鬼驱邪”之意早已为更富生命力的内涵所取代，成为别具一格的文学形式，具有独特的文化功用：“在只言片语、著墨无多的文字中，既能叙事绘景，写意抒情，又能信手拈来，随处可用；既可题于园林亭榭、寺庙祠宇，又可用于婚丧寿挽、门宅店市。”可以说是“浅深皆成趣，雅俗均可贵”。所以，人们喜之、爱之、用之，年年代代，相沿成习，是诸多年元素中最为耀眼的俗文化彩点，既浓重了年的气氛，又浓缩了特定历史和时代的社情、民情，承载了人类前行途中的感悟与展望。很远的不去说，只说近些的，比如，一九二一年春，陈毅同志回四川家中过年写了一副春联；“年难过，年难过，年年难过；事必成，事必成，事事必成。”横额是：春待来年。陈毅同志写出了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艰难和困苦，寄托了“待来年”的信念与豪情。湖北天门一彭姓农民一生仅作过两副春联，解放前的一副是：“过年只有两升米；压岁并无一分钱。”解放后的一副是：“过年储粮十余担；压岁存款上千元。”生动形象地写出了解放前后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情景。改革开放带来的莺歌燕舞、盎然春色，一一显现在千家万户的春联上：“百鸟朝凤歌声美，春花映日风光好”；“五岳皆春色，九州尽朝辉”。党的十八大旗帜引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各项惠民政策逐一落实，国强民富，人寿年丰，与此交相辉映的便是家家户户的春联：“十八大春晖呈美景，五千年古国绽新花”；“政惠三农，文明果结连千户；春苏万物，改革花开富九州”；送走马年，迎来羊年，国人内心的喜悦和期待一一展现在红彤彤春联上，“喜得马年成骏业，笑看羊岁展宏图”；“羊年喜千家祝福，国运昌万物生春”。由此可见，春联这一传统习俗，已成为历史和时代的镜子，是民情、民意、民心的形象符号，更是过年无可替代的一道文化风景。

拜年，是最具民俗特色的年符号，也是中华民族最为炫耀的文化和情感标记。拜年历史悠久，按老礼，它有极强的仪式感，成为年文化的典型象征。拜年的形式，有“朝正”，是指封建大臣向皇帝拜年；“团拜”始行于宋朝，至今仍用；“下拜上”、“同拜同”，很普遍很常见。而“上拜下”，则是延安时期，毛泽东等领导人向住地群众拜年，问寒问暖，关心疾苦。这一优良传统沿用至今。现今，每逢春节，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出现在贫困地区和困难户家中，送去祝福和温暖。解放前很长时间直至解放初期，拜年主要是作揖磕头。著名戏剧史论家卢冀野先生曾这样记叙：“大致从正月初一可能排到十五……这一期间，我至少要磕几百个头。”著名文学家梁实秋先生也记有拜年的文字：“自己辈分低，见了任何人都只有磕头的份。”随着历史的前进，拜年也由过去的作揖磕头，变为上门拜年，寄送贺卡，打电话，现又变成发短信、发微博、视频拜年等，以表达情感和祈愿吉祥。可见，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社会，拜年这一传统民俗在传承中得以创新。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过年放爆竹的民俗至今至少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其原始意义在于赶鬼驱邪，而现今则是宣泄大于本意，形同神异，热闹迎新罢了。年的非同凡响的声音不可或缺。与西人在神像面前默语跪祈不一样，中华年的习俗和仪典非常注重声势，不断借助外力发出“年”声，惊天动地。乃因我们的神，土生土长，饱经沧桑，心虽善，但年老眼花耳背，非大声不可。可见，俗中透着一种哲理、高尚和务实的特色。大约十年前，国内数百个城市曾有过禁放爆竹烟花的规定，后又顺应民众呼声，改禁放为限放。可“限”是限不住的，近些年来，越放越厉害，带来不可小视的人身伤害和环境污染。因此，越来越多民众呼吁,要坚决限放，最好禁放。实际上，年俗不变，方法可改。像磕头拜年、除夕守夜早就不见了，燃放烟花爆竹,是该移风易俗了。

春节，中华民族最盛大的节日，是农耕文明的产物，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传承和积淀，保留着最古老、最纯粹的民族“基因”，蕴涵着我们民族的价值观、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和审美情趣，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