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中美关系：绕不开的八个问题

【摘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八个绕不开的问题：有关两国实力对比的问题；有关两国定位错位的问题；有关两国战略意图的问题；两国愿景是否冲突的问题；两国关系中的“内政因素”；两国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合作能否抵消竞争的问题；发生“集团对抗”的可能性。

当前，中美两国战略界又掀起一股重估中美关系的热潮。这既折射出“后危机时代”和“再平衡战略”背景下中美关系的持续震荡，也同年初以来美国战略界有关“中国即将崩溃”“中国战略欺骗”“中美正处临界点”“修改对华大战略”等大尺度讨论以及中美在南海博弈升温直接相关。近年来，中美关系确实在发生重大变化，要好好评估一下；但由于中美关系是高度复杂、“不循常理”的，因而不能仅凭主观感觉、表面现象和一时一事轻下论断，或一厢情愿地乱开药方。重估中美关系，必须抓住那些真正决定中美关系大势的“真问题”，尽管它们非常复杂敏感。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必须基于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正面回应。概言之，至少有如下八个绕不开的问题。

有关两国实力对比的问题

实力对比一直被看作是大国关系的决定性要素。近年来有关“中国崛起”“美国衰落”“两国实力日益接近”的讨论和结论，是造成中美关系日益敏感、动辄上纲上线的首要原因。但着眼于更加科学和长远的决策，两国的战略界都有必要知道，被广泛认为的两国实力日趋接近，到底应该如何衡量，两国实力究竟有多大差距？可惜的是，由于中美两国国情复杂，模式迥异，又都在转型，因而衡量指标极为多元，衡量方法也缺乏共识，很难断定两国的实力地位和发展走势。特别是，全球化背景下，中美两国和整个世界深深融合在一起，要“孤立地”衡量和对比两国实力，就更不容易了。目前已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均难令人信服。由此产生的认知混乱，导致了或许本不应有的恐慌和亢奋，给发展两国关系带来更大困难。

着眼将来，两国战略界应该首先对两国实力地位和发展走势给出正面回答，甚至应就全球化条件下如何衡量大国实力的方法论开展联合研究；并明确向决策者和民众阐释，实力对比对于中美关系到底有多重要，21世纪中美之间到底应该比什么，从而为有效发展双边关系提供更加扎实的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共识。

有关两国定位错位的问题

几年来，中美两国在对方战略布局中的定位似乎也在变化。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一直将美国作为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将中美关系视为确保改革开放成功和外交整体平稳的首要前提。而近年来，随着中国力推“一带一路”深耕周边，与俄罗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名至实归，大力强化同欧洲、金砖国家合作，一些美方人士开始猜测，美国在中国对外战略全局中的地位是不是下降了？中国是不是在无意或有意地“绕着美国走”，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对周边和其他大国关系的经营中？

与此对照的是，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似乎大大上升了。从奥巴马一任开始，中国就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占据特殊位置。希拉里国务卿首次出访选择东亚，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全球最重要双边关系”（没有“之一”），同时又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化美日安全合作，2012年总统大选电视辩论首次设定“中国议题”，奥巴马脱口而出将中国说成“对手”，凡此似乎昭示出美国对中国的重视程度及战略定位的变化。

这涉及到两国对双边关系重要性的认知问题。重估中美关系时，我们必须搞清楚，这种“一升一降”的定位错位是真的吗？到底有多大程度？这种定位变化是战略性的，抑或仅是一种策略？它到底意味着什么，两国是否充分认识到其中的风险？兹事体大，不可不察。

有关两国战略意图的问题

毋须讳言，近几年来中美两国对对方发展方向的疑虑都在加重。美方的疑虑主要体现为：中方已经和即将出台的诸如《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反恐怖主义法》《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及配套举措，是否意味着中国正在采取对美国更加“不友好”的国内政策？中国外交更加强调“奋发有为”“命运共同体”“海外利益攸关区”，是不是意味着放弃了“韬光养晦”以及“三不”（“不派兵”“不结盟”“不干涉内政”）政策？

而中方则有理由担心，美国过度金融化的经济模式，是否日益对全球金融稳定构成威胁？美国对全球经济体系的把控，是否越来越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障碍？美国是否正在欧亚和亚太地区制造“乌克兰危机”“南海争端”等“地缘陷阱”，诱使其他国家深陷其中并相互消耗，而美国居中调控、分而治之？一个不自信的美国，是否将更卖力地在全球推广“蜕化了的民主制度”，从而加剧转型国家的政治社会动荡？

归根结底，美方是担心中国改弦更张，背离长期以来一直奉行的“改革开放”“和平发展”大战略，而中方担心的是美国实施独善其身甚至嫁祸他人的非建设性政策。但我们知道，一国大战略不会轻易改变，各国战略意图也很复杂，因而针对两国上述政策举措背后的战略意图，还需双方审慎研判，坦诚沟通，避免误判。

两国愿景是否冲突的问题

“伊斯兰国”崛起、乌克兰危机以及南海争端等一系列重大热点，使各国深切感受到既有国际秩序的“松动”。而美国在贸易、投资及网络、外空等诸多领域重塑国际规则的种种努力，以及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与“金砖行”、设立“丝路基金”的种种努力，又让各国普遍认为，中美两国似乎都在按自己的愿景重塑国际秩序。人们不禁要问：中美两国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愿景是彼此协调的还是相互矛盾的？这个问题极为重大。因为中美都是全球大国，具备塑造国际秩序的意愿和能力，两国对国际秩序的塑造将很大程度上决定着21世纪的世界面貌。

就此，美方或许很想知道，“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内政语境下的目标，对于未来的国际秩序和中美关系而言意味着什么？在中国眼中，当中国实现复兴时，国际秩序是什么样子，同当前国际秩序有多大差别，届时的中美两国将如何摆放？中国目前对国际规则的总体接受，是长远战略，还是权宜之计？

同时，中方也很想知道，奥巴马说美国还要“领导世界一百年”（可理解为美国版“百年目标”），这种“领导”将以何种方式实现？是单边主义高高在上的领导，是依托于同盟体系的领导，是依托于大国共治的领导，还是依托于多边机制的领导？美国当前所认可的国际秩序，是“二战后秩序”还是“冷战后秩序”？美国将如何证明其“全球领导地位”的合法性？

双方国际秩序观的差异问题，或许有些敏感和抽象，却无论如何绕不开。对此，两国不仅要自己把问题想清楚，而且更有必要加强相互沟通；即便两国愿景确有矛盾之处，也应心平气和地各自调整和相互适应。既不能轻易断言两国愿景完全冲突，更不能以此为据不断强化对抗姿态。

两国关系中的“内政因素”

中美两国交往几十年来，内政因素在时时刻刻影响着双边关系。眼下，中美两国内部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更是重估中美关系时不能忽略的方面。

美国的国内政治变化十分剧烈。金融危机暴露并进一步加强了美国的经济空心化、政治极化、社会分化问题，美国正面临严峻的“现代国家治理难题”。当前和未来相当一段时间，美国将不得不经历深刻而艰巨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历程：经济层面，大力调整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抑制过度金融化，实现再工业化；政治层面，打破利益固化，重建政治共识，恢复两党之间、府会之间以及朝野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扭转体制僵化的不利局面；社会层面，重建中产阶级，缩小贫富分化，提升社会整体竞争力。毫无疑问，这些内政改革是异常艰难的。在权力分立体制下，美国内部改革期间出现的种种矛盾较量，都可能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当然也会影响到对华政策。

中国内部的变化更加深刻全面。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全体国民的艰苦奋斗，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更加深刻地改变中国面貌，开启波澜壮阔的加速复兴历程。这期间，中国的贸易、投资环境会发生变化，社会的消费结构、消费能力会发生变化，国民心态也会变化。

总之，中国在深刻变化，美国在深刻变化，中美关系展开的时空环境在深刻变化，这是中美关系几十年历史中绝无仅有的。重估中美关系时，必须高度重视两国内部政情、民意和经济状况对两国关系的隐性和间接影响。既要多做换位思考，充分理解对方的不易，也要多做预先管理，防止内政因素的不必要干扰，更要善于把握机遇，充分挖掘和利用两国内政变化带来的新合作点。

两国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

两国关系从不拘泥于双边层面，总是时刻牵涉“第三方因素”。冷战期间，苏联曾是中美关系中最大的“第三方因素”；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以来，在反恐、防扩成为国际热点的背景下，朝鲜、伊朗、阿富汗、苏丹、巴基斯坦也一度成为牵动中美关系的“第三方”。中美两国通过在“第三方”问题上化异求同，维护和推动了地区和平，拓展了中美关系的内涵和外延，夯实了中美关系战略稳定的基础。

但近几年来，随着中美两国的地缘战略重心日益重合于亚太，两国关系中出现了诸如日本、菲律宾、越南等新的“第三方因素”，其在中美关系中的分量比以往更重，但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却逐步转向消极，成为中美之间误解和矛盾加深的重要来源。甚至出现这样的观点，认为美国目前正在利用这些第三方作为“代理人”牵制中国，而中国则通过拉拢或打压这些“代理人”来分化美国的安全合作体系。

现在需要搞清楚的是，中美在这些新的“第三方”问题上的认知差距到底有多大？这些第三方因素是否注定成为中美矛盾冲突的新来源？中美能否像以往那样，就第三方因素开展合作？这种合作若不是以“两国集团”（G2）的形式出现，那么将是怎样的形式？由于历史上不乏两个大国被第三方拖入战争的具体案例，因而两国都需要审慎地评估“第三方因素”的作用，并拿出切实方案，防止被第三方因素牵着鼻子走。

合作能否抵消竞争的问题

长期以来，中美关系一直处于既合作又竞争的复杂状态。经贸合作一直被视为“压舱石”，而且中美两国不少研究机构都预测，中美之间经贸合作潜力还十分巨大，这个“压舱石”将越来越沉。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美之间的竞争面也在快速上升，特别是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竞争。美国将亚太视为全球领导地位的战略基础，中国将亚太视为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依托，中美在亚太“谁也输不起”。

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合作面与竞争面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务实合作最终抵消了战略竞争（也就是说“压舱石”稳得住），使两国关系越走越近？还是战略竞争最终盖过了务实合作（“压舱石”没压住），使两国关系越发阴暗肃杀？抑或是延续当前的这种深度相互依赖与高端战略竞争并存共进的奇特局面？未来的中美关系，到底将呈现何种状态？

在我们倡导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不冲突不对抗”是“合作共赢”的前提基础。但这个前提要如何保证？是通过继续做大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来保证？还是通过安全领域的调节机制来保证？中美此前的“未冲突未对抗”，其深层根源是什么？是因为两国实力差距实在太大，还是双方有适可而止的战略默契？抑或其他什么原因？这些因素未来是否将继续发挥作用？凡此，都是需要中美两国认真思考的问题。

发生“集团对抗”的可能性

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现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相对衰落，非西方的新兴国家整体崛起，东与西、南与北的关系问题再度凸显；而主要大国各自开展的“护盘行动”，又使得东西矛盾、南北矛盾更加突出。美国在经济上加紧重塑以TPP和TTIP为代表的新型规则体系，安全上加紧强化安全同盟体系。这些动作令人有理由担心，美国是不是在悄然组建新的排他性、对抗性的国家集团？同时，受“后危机时代”严峻形势所迫，中俄之间、新兴国家之间也加强了“抱团取暖”，产生了一系列更为紧密的合作机制安排，中俄等大国还推出了“欧亚经济联盟”“一带一路”等区域合作倡议。从美国视角看，中俄等国的这些行动似乎也是在另建新的集体行动体系。特别是国际舆论界有关“新冷战”的讨论，更加剧了人们对“集团对抗”的担心。

对此，中美两国战略界都必须认真思考：全球主要大国（包括中美）的这种“护盘行动”，是面对国际秩序变动的本能反应，还是经过反复斟酌之后的精心布局？这种各自为战的“护盘行动”，会不会造成不断上升的恶性循环，迫使其他国家“选边站”，最终形成互不兼容的两大集团？如果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中美两国就必须在各自经营同盟或伙伴关系网络的时候，更加小心谨慎。

上述八个问题都不好回答，但却是决定中美关系走势的重大问题。两国战略界应就此进行深入细致的联合研究，为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提供更为坚实可信的理论支撑。中美两国都是具有较强战略前瞻性、战略谋划力和战略执行力的国家，只要两国坚定信心，顺应大势，开动脑筋，积极行动，建立中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是完全可能的。

【参考文献】

①[美]尼娜·哈奇格恩、莫娜·萨特芬著，张燕、单波译：《美国的下个世纪：美国如何在其他大国崛起的时代里保持繁荣》，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