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繁荣发展的义利之辨

“义”者，“宜也”。“宜”就是“应当”“该当”。文艺应当做什么，不做什么，是一个重要判断。判断错了，就会导致方向性问题。

应该像“养军队”一样“养文化”

文艺是一定文化的表情形态，以文学艺术的方式反映一定文化的存在状态、特殊面貌和深层结构。在一个特定的文化模式中，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文艺、传播构成了文化的重要部门。

文化是什么？形象地说，就是一个特定民族或人类群团的全部生存方式，是包括这个特定民族和群团祖祖辈辈创造、积累、传递下来的稳定而持续的看法、想法、做法在内的全部“活法”。这里面的“看法”“想法”和“做法”，主要指对宇宙、自然、人生与社会等各种问题的理解、看法与想法，也就是世界观、人生观、宗教观、价值观、审美观，以及涉及民族心理的情感方式、涉及生产与生活资料获得的生产方式、涉及群体组织与主权维护的治理方式、涉及衣食住行等物质与精神活动的生活方式、涉及种群延续与文化延传的生养传承方式等全部思想模式和行为方式。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祖祖辈辈选择、发明并不断发展进化的全部“活法”发生了怀疑，进而羡慕、模仿甚至意图导入别人或“别人设计”的“活法”，那么这个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必然遭遇深重的危机，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必然大大消减。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早已是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甚至是某些西方势力经济侵略、思想侵略和政权颠覆的重要工具。经济争夺市场，军事守土开疆争夺势力范围，文化守护或争夺“心灵的土地”。因而，文化安全实际上比一个国家的领土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更具有根基性和本质性。

文化或文艺阵地应该“坚守”还是“放手”，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判断问题。我们曾一度将文艺不加区别地当作“包袱”甩给市场，令市场决定其生灭，一切围着“经济效益”的指挥棒转，结果文化很快被边缘化。一个很容易看见的情况是，为了“适应”市场需求，文艺放弃了“引领”的天责而选择了“迎合”，快速地娱乐化、低俗化、碎片化、商业化，以致沦落为“市场的奴隶”，成为流俗的“跟班”、低俗的“捧哏”、恶俗的“帮凶”。“放手”与“坚守”，是国家制定政策、引领改革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国家的“文化事业”必须坚守，“文化产业”应该放手；文化产业中，文化立场、文化个性、文化精神以及产品的文化属性必须坚守，文化创意和产业经营发展必须放手；文化阵地和文化防线必须坚守，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创造则需要既坚守又放手，有一定的自由驰骋空间。应该坚守的必须坚决守住，不能只算经济账。国家应该像“养军队”一样“养文化”，应该迅速调整政策，尽快培养一支能够传承发展民族文化，抵御文化渗透、文化侵略、文化颠覆的忠诚强大的文艺大军、文化大军。

别把“文艺”当“生意”

文艺工作当然是一个职业。但从事文学创作和内容创造的工作本身很难，需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而且不容易赚钱，不如从事演艺的来钱快、来钱多。近年来，在金钱、在追星族、在某些企业家和官员的合力追捧中，演艺成了一个超热门职业，不少大学也从无到有开办起了各类艺术专业；“一举成名”在演艺界梦想成真的例证魔幻般吸引了众多年轻的心；年轻人及其家长们大都热衷于学习或投资学习“才艺”。“文艺场”也越来越像个“生意场”，导演、策划、投资人、文化掮客成了大大小小的老板、文化商人。文艺不仅商业味儿重，而且“很江湖”。当然，这本身的确也不完全是什么坏事。坏就坏在文艺离开了它本来就应当坚守的“道”，失落了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灵魂的中国精神，而过多沾染了“铜臭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鲁迅先生也说过文艺是“引导国民精神和前途的灯火”。文艺的“载道”“传道”“引领”“风教”职能，决定了文艺绝对不能无条件地随俗媚俗，而应该顺应“大道”，通过对真善美的艺术创造和传播去敦厚人心、移风易俗。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国家诚然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调整优化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让文艺不再被资本主导，被名利左右，被江湖把持；文艺工作者则应该认真地来一场自觉的文化反思，实实在在地解决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担当和文化立场问题。那种为追求票房与销路，以所谓“头脑风暴”的手段“拼奇思”“拼故事”“拼剪刀”，以大投入的手段“拼技术”“拼颜值”“拼包装”的粗劣的文艺生产模式应该结束了；那种一说要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便以简单化的图解和口号化的说教，代替文艺对“道”的艺术转译和审美情感表达的曲隐，以致“越拔高，越矮化”的低能创作模式，同样应该终结。文艺繁荣需要投入，但决定的因素依然是人。艺术创造的高度取决于文艺工作者的学养和素养。因而文艺工作者应该具有思想家的洞彻、美学家的敏锐、教育家的善导和宗教家的情怀。作品内容和艺术创造，应该成为文艺发展繁荣的核心内涵。

繁荣文艺“清净”要比“热闹”好

繁荣不等于“繁多”。繁荣的本义指“草木茂盛”。繁是多的意思，荣是好的意思。因而繁荣实质上是一种“健康向好的盛貌”。又多又好、又好又多才叫繁荣，而且文艺繁荣之“多”也不完全是一个“数量指标”，还是一个“多样性”指标。同质化、非多样化、畸形、病态、创造性不足、艺术精品不足，都不应视为繁荣。

文艺创作有其特殊的规律性，最好不要中央一提繁荣发展，就习惯性地搞“运动”，上“工程”，用“领导挂帅、行政推动、兵团作战、短期突破”的方式，搞什么巨幅绘画、巨幅书法、超大摄影长卷、超大系列图书或影视作品……总之成果必大，轰动必大，大大益善，不大似乎不足以称“繁荣”。政府工作最好是确保政策到位，做到保障有力，对具体的、专业性的文艺创作，不要直接干预，所谓“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创作需要有一定的自由度，需要净心入静，潜心才能出好作品。因而管理部门的领导需要有一定的耐心和开明睿智，能够区别对待，灵活掌握，甚至允许一些作家在几年内不出成果，从而真正做到“十年磨一剑”。任何文艺精品或经典都需要时间的锻造。

文艺繁荣也是一种健康的文化生态状况的呈现。内容创作、产品创意与生产、审核把关、文艺批评，都应该得到全面协调发展。政府对文艺的管理应该讲究一定的“中庸智慧”，防止“过”与“不及”。太过，缺乏一定的空间感不行；放任，不到位也不行。否则，必然重蹈“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覆辙。文艺作品的问世，编辑、选家要把守第一道关，因而，我们需要一支过硬的编辑队伍；职能部门的审定要把守第二道关，因而职能部门需要组建一支过硬的专家队伍，不能仅凭级别说了算，审核需要建立严格合理的程序，包括给予作家艺术家申辩的权利；文艺批评要把守第三道关，因而我们需要一支过硬的文艺批评家队伍，通过争鸣的方式、说理的方式，存精汰劣，激浊扬清。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人民全面发展的需求为中心，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心，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中心，这同样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必须坚持的最高价值取向。

（作者：王东林，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正大研究院院长、教授）【来源：《中国政协》2016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