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中的民族文化意识

当今的世界越来越小了！

──500多年前，印加王国的版图由秘鲁北部向南伸延到阿根廷西北部，南北直线距离约2400公里，印加人没有文字，只好靠善跑的信使接力奔跑来传递消息，他们每人只跑1.6公里左右，总计一天可跑240公里，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

──1969年7月20日，美国东部夏令时间晚上10时56分，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离开阿波罗11号登月器，用左脚印下了来到月球的第一个地球人的足迹。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他的心跳达到每分钟156次，而平常他的心跳每分钟只有77次。他讲话了：“这是一个人迈出的小小一步，但却是人类迈出的一大步。”他的话和他的心跳数据随即传回了地面中心。

二者相比，夫复何言？

人们生活在信息传递极为迅速、信息储存高度集中的这样一个世界里，同外国文化的接触势必与日俱增，作为外国文化之一部分的外国文学的研究、翻译和教学工作也随之蓬勃发展，作家在创作中对外国文学的借鉴也增加了比重。有人推断，将来民族文学要消亡，人类文学将发展成为无限多样化的、一体化的世界文学。

面对着像魔术师变戏法一样频频抛出的文学主张和万花筒般的文学现象，我思考——

任何一国文学对于他国文学而言都是外国文学。人们研究、翻译、借鉴外国文学难道没有共同的规律吗？如果有，这规律又是什么？它是怎样起作用的？在理论上如何去解释它？

外国文学的研究、翻译和借鉴都受到本土意识的影响。本土意识的核心是民族文化意识，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个人身上又会表现为不同的时代意识和个体意识，包括体现在个体意识（特殊）中的阶级意识（一般）。人们在研究、翻译、借鉴和教授外国文学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本民族文化的特点作为参照项，或者作为接受外国文学影响的中介，或者作为一个选择器以决定取舍。本土意识是变化的。当作为核心的民族文化意识同时代的发展不合拍，或者束缚了外国文学研究者、翻译者、借鉴者或教师的个体意识时，本土意识的内部平衡就会被打破。这时外国文学对于本国文学的影响表现为批判性的，有时还是对抗性的，用比较文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所谓“负影响”。但是即使是“负影响”也改变不了民族文化意识作为本土意识核心的地位，因为要批判就得有批判的对象，不把批判对象研究透彻怎么可能深入地批判它呢？更何况经过合理的批判之后民族文化意识也会被改造，于是本土意识也发生变化，达到新的平衡。持本土意识的文化共同体要能够理解和尊重其他人的本土意识。这不是自我封闭，而是在交流中发展。

民族文化意识是传统的一部分。传统可以改造，可以突破，但你不可能同传统彻底决裂，因为它是多因素的、历时的，试问谁能割断历史呢？况且你今天认为是十分反传统的观念和意识，焉知将来不会被你的子孙们认为是传统？我们今天不也把当时十分反传统的“五四”新文学称为“传统”了吗？所以，传统本身实在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开放性体系，遗憾的是要彻底抛开传统的勇士和死守传统的先生们都把它看成封闭的了。

至于所谓“无限多样化的、一体化的世界文学”，实在只是一种空想。持此论者认为，“人类的审美群体的不断分化和重新组合，将以审美个体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实现为其终结”“人类未来的世界文学，则也惟有以审美个体化的人为基本单元，才可以完成其一体化结构”。换言之，民族作为审美群体将要消亡，未来的审美活动都是个体化的，世界文学就建筑在审美个体化的基础上。然而，任何审美活动难道不是社会性的活动吗？即使一个人独处一室，面对着一部文学作品去进行审美活动，他也是一个社会的人，“在他身上具有不同程度和性质的社会关系与历史文化遗传的影响”。何况作为审美客体的文学作品也是社会性的存在，如果作家不创作出作品，何来审美客体？社会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群体性。很难想象在世界文学时代人类竟然分裂成一个个自我封闭、互不认同的审美个体，而在此之前整个人类文学的大趋势却是交流。

其实，应该把世界文学看作是一种格局，而不是一个实体。离开了组成这个格局的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民族文学（也许在某个时期是地域性文学），就无世界文学可言。人们常常引用的马克思那段关于世界文学的话正是从“关系”的角度去阐明世界文学的特点的。他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里说的是“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显然是指一种关系。其实他根本没有提倡抹煞民族文学特点的世界文学，他明明说“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产品还是各民族的，不过其他民族也可以享用罢了。

当我们承认本土意识的作用是研究、翻译、借鉴外国文学的共同规律之后，不但可以防止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错误倾向，而且会对那些把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来研究、翻译或借鉴的外国人的思想有更深刻的理解，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以及在创作中所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就会有更冷静、更中肯的分析评价，不会犯盲目的文化沙文主义错误，因为我们时刻注意到，外国人也有他们的本土意识。

任何一国文学对于他国文学而言都是外国文学，因此并无专门同中国文学对比的含义。任何一位外国文学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特定时空之中、属于特定民族的个人，他们的研究或多或少反映出时代意识、他们自己能动的主体意识以及民族文化意识。这三方面内容的有机统一形成了“本土意识”这个概念。

超越时代意识和主体意识，但又渗透在二者之中的是民族文化意识。关于文化的定义有许多种，本文取文化结构三层面说之中的“心”的层面，即文化心理状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所以是狭义的文化。

民族文化意识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几乎无处不在，时隐时显。就拿朱光潜先生的《悲剧心理学》来说吧，在这部副标题为“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的著作中，朱光潜先生在第12章用了整整一节来论述中国文学为什么在其他方面都灿烂丰富，唯独在悲剧这种形式上显得十分贫乏的问题。可见，他在欧洲研究西方悲剧快感理论时，仍然流露出自己的民族文化意识，并以中国文学作为参照项之一。这是显的例子。至于隐的例子，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自“五四”运动至抗日战争胜利的30年间，除了福尔摩斯探案之外，中国没有翻译出版过其他外国侦探小说。中国作家也没有写过一部侦探小说。老舍先生1946年应邀去美国讲学时特别向美国听众指出这一点，并为中国作家（许多人同时又是翻译家）在创作和翻译中的严肃态度感到极大欣慰。然而，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大量外国侦探、惊险小说被译成汉语在中国大陆出版，印数还相当多。之所以产生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固然有时代的原因。抗日战争胜利前的30年，中国一直处于动乱之中。“思想深刻的中国作家认为他的作品不是供热门人们消遣和娱乐的，相反，他把自己的作品看成是唤起人民对于生活的各方面以及现代世界的各种问题进行严肃思考的手段”。而在20世纪80年代，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后，随着国家的元气逐渐恢复，人民生活趋于稳定，长期绷紧的思想之弦极需放松一下，于是，消遣性、娱乐性的文学作品应运而起。然而，在时代因素的掩盖下，还有民族文化意识在起作用。这就是中国小说传统的“讲故事”的叙事方式同这些翻译过来的侦探、惊险小说的叙事方式是吻合的。美国畅销小说家西德尼·谢尔登接受《书摘》杂志编辑马丁·尔·葛罗斯采访时就不无得意地说：“我认为读者向来都喜欢精彩的故事，遗憾的是讲故事的行家太少了。”正因为翻译的侦探、惊险小说适合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所以才会如此畅销。

时代是凝固在一定空间中的时间，主体是存在于一定时间和空间中的特定的人，而民族文化则是潜藏于人“心”中的观念形态。因此，考察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本土意识，需要一种将时间、空间和人统一起来的多维的思维方式。这也是促进文化传播的一种较好的方式。

（作者：区鉷，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教授）【来源：《中国政协》2016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