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一直受到中国人民的尊重、赞誉和缅怀。他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深远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值得全体中华儿女永远铭记。
从“医人”到“医国”
孙中山先生最初的职业是医生，对于苦难深重的近代中国社会和人民而言，悬壶济世无疑是一种高尚的选择。但时局让他认识到，造成中国人民成为“东亚病夫”的根本原因，是社会性的——是政治黑暗、经济凋敝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造成的。孙中山决定弃医从政，从“医人”转向“医国”，从一名职业医生转变为一名职业革命家。
无论是“医人”还是“医国”，首先必须诊断病情，对症下药。孙中山认为，当时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之所以陷入如此不堪的境地，首先，是因为中国人民受到双重的民族压迫：一方面是西方列强企图对中国瓜分蚕食；另一方面是因为满族贵族统治集团没有尽到保卫国家的责任，他们毫无顾忌地蹂躏人民、出卖国家。其次，中国人民长期处于严酷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没有基本权利，只能以家族或宗族为单位保全性命，因而没有也不可能有大局观念，看起来就像一盘散沙，不能团结起来抵御外患、建设国家。第三，中国依然停留在传统农业社会，没有现代工业，而且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致使社会矛盾尖锐，民不聊生。基于此，孙中山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后来被概括为三民主义理论，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正如孙中山学的是西医一样，他给中国社会开出的药方也是“西药”。他认为，中国必须建设成为国家和民族独立化、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的国家，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简单说，就是所谓的社会现代化。显然，这是一个以西方模式为基础，学习和赶超西方的过程。尽管他的主张也遭到不少非议，但这在当时毫无疑问具有时代进步性。
这是一个巨大的目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孙中山最初设想，通过政府主持的改革实现目标，以避免巨大的社会动荡。他为此上书清廷权臣李鸿章，提出改革建议，但遭到拒绝。孙中山从此放弃这一设想，走上了推翻封建王朝的民主革命道路。
此后，孙中山在广东领导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虽然“惊天地，泣鬼神”，却并没有对清王朝的统治构成实际的威胁。然而，随着孙中山成为了革命党人的精神领袖，他的社会现代化观念也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使清王朝走向覆灭的武昌起义是在孙中山不知情的情形下发动的，行动者的精神动力基本上只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基于其革命党人的精神领袖的地位，加上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武昌起义后，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他并没有拥有实际的权利。经过多方角力，最后清帝退位，袁世凯上台，孙中山不得不让出大总统的位子。
尽管袁世凯是清王朝的重臣，并非革命党人，但对于包括光复会员在内的绝大多数人而言，清帝退位，袁世凯是汉人，且声明拥护共和，这就意味着达到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目标，完全可以拥护和支持袁世凯。
对于孙中山而言，他没有足够的实力基础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实现其三民主义的目标，但清帝退位，总算实现了其民族主义目标。他认为，只要袁世凯信守承诺，民主和民生的目标应该是可以逐步实现的。于是，孙中山试图集中精力致力于经济建设，改善民生。但袁世凯并没有履行诺言，而是运用各种手腕，扼杀新生的共和国，妄图恢复君主专制政治体制。这对于孙中山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他号召发动了“二次革命”，继续为他的共和理想而奋斗。
《建国方略》描绘的蓝图
由于君主专制政治体制被摧毁，而新的政治体制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又没有建立起来，于是，尽管中华民国名义上成立了，但共和体制根本建立不起来。随着袁世凯“皇帝梦”的很快破灭和张勋复辟闹剧的草草收场，中国由此陷入了军阀混战的乱局之中，政治更加腐败黑暗，人民更为痛苦不堪。百折不挠的孙中山依然顽强地追求其理想，试图维护他当初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此他发起了两次“护法运动”。但手无寸铁的他只能依靠某些军阀，拉一派打一派，根本不可能实现其远大的理想目标。
但孙中山并没有停止探索的步伐。他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同时，在理论上也作了深入的思考，撰写出了《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部重要著作，后来被合编成《建国方略》。
《孙文学说》以社会进化论为理论依据，探讨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精神基础和动力。五四前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绝大多数人认为必须改造中国文化传统，改造国民性，这是中国学习和超越西方列强的基础。孙中山也认为，中国传统的“知易行难”说很不利于中国走向现代化。
他指出：中国要取得国民革命的成功，走向现代化，不是“知易行难”，而是“知难行易”；在当时极其严峻的形势下，革命行动才具有决定性意义；革命党人不是没有革命理想，不是没有掌握革命理论，而是缺少将理论付诸实践的勇气和牺牲精神；革命之所以陷入低潮，关键在于许多革命党人对革命事业缺乏信心，这正是中国传统的“知易行难”的观念在作祟；要取得国民革命的成功，就必须破除这了观念，切实认识到“知难行易”，树立起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勇于投入革命斗争，勇于牺牲。
从逻辑上说，孙中山“知难行易说”未必严密，但其实践价值却是巨大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和建设，尤其是当代的改革开放事业，在相当程度上秉承了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首先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实际出发，坚决反对教条主义，以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当代的改革开放事业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就在于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大胆试、大胆闯。如果我们一味在一些理论问题上争论不休，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
《实业计划》是孙中山先生描绘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蓝图。孙中山指出，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乃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他提出：修建铁路十万英里，公路一百万英里；修缮和新开运河，治理好长江、黄河等重要河流；大力建设港口和发展商业贸易；建设公用设施齐全的新兴城市；大力开发水力资源（包括修建三峡水利工程）；大力发展钢铁冶炼业、水泥制造业和其它工业；发展现代农业。他还指出，中国幅员辽阔，必须促进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平衡发展，首先必须在北部和中部建造森林，切实解决新疆、内蒙等地的灌溉问题；从人口稠密区移民到人口稀少的东北、新疆、青海、内蒙和西藏地区，既促进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又有利于巩固边防，等等。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规模宏伟，尽管在当时根本不具备进行如此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政治环境、经济条件、人才条件和科学技术基础。但他描绘的并不是乌托邦。他所描绘的中国经济现代化蓝图确实成为了中国走向经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航标——比如，“要致富，先修路”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共识。新中国经过艰苦的努力，尤其是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彻底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并超越了孙中山的伟大构想。
《民权初步》则是介绍西方民主政治理念的具体运作规则。孙中山认为，只有以共和制取代君主专制，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尊重和维护民权，国家应“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
专制绝不是现代化政治的形式，民众必须是国家的主人，其权利必须得到充分保障。中国共产党也始终坚信这一点。她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用宪法和法律赋予并保障了人民的国家主人翁地位。当前，在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依法治国将进一步从制度层面具体落实和保障宪法所赋予人民的各项权利。毫无疑问，孙中山的《民权初步》在今天依然能够给我们带来有益的启迪。
未竞事业前景一片光明
尽管孙中山被公认为国民党的精神领袖，但当时的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这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先天不足造成的。同盟会即是各种不同的派系组织勉强整合而成，来自不同派系组织的成员实际上并没有完全一致的信仰和追求，更谈不上有严密的组织保证了。宋教仁将同盟会和一些资产阶级政党团体组建为国民党，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国民党内部依旧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根本无法成为孙中山可以依靠的有效力量。
孙中山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之所以没有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反而走上了军阀政治的道路，国家因此四分五裂，政治黑暗，民不聊生，主要是因为辛亥革命以后立即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根本无法付诸实践。他指出：“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能荡涤，新治无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污，压抑新治。更端言之，第一为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孙中山看到了新的希望，并产生了“以俄为师”的愿望。而新兴的苏俄也需要中国，遂大力支持中国的革命。共产国际指导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并与孙中山接触，鼓励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组成革命同盟。孙中山接受苏俄的建议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此，他重释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努力使之成为真正能领导国民革命的政党组织，并决定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创办了黄埔军校，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全力支持和帮助下，国民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必须指出的是，经过几十年波折和经验教训，孙中山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国这个具有悠久君主专制文化传统的国度里，要实现政治的现代化，决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必须经过一个逐步培育和发展完善的过程。他并没有给出具体时间表，而只是提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标准。
历史也并没有按照孙中山的设想展开。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但并不成功。国民党内部依然派系林立，尤其是在孙中山本人逝世之后，国民党内部派系公开分裂，甚至兵戎相见，根本无法形成强大的领导能力，无法真正地统一全国。向民众宣传三民主义都难以做到，更不用说实行了。
中国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激起了全民的严重不满和反抗。这就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并取得胜利提供了条件和机会。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为理想而前赴后继，不断奋斗，直至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大力向人民群众宣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动员和领导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统一。经过艰苦的努力，中国成为了一个独立自主，并实现了初步工业化的国家，彻底摆脱了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是卓有成效的，中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理想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孙中山先生的夙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夙愿，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夙愿。中国梦，就是这个民族夙愿的生动表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所言：“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孙中山先生的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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