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振兴”东北战略思路探讨

【摘要】从发展看东北，东北是短板；从改革看东北，东北是难点；从开放看东北，东北是前沿。“东北病”主要有三：“体制病”、“结构病”、“发展方式病”。东北要真的振兴，就得真刀真枪地推进体制和结构改革，重点在于以“壮士断腕”之气魄，“啃国企改革硬骨头”，建议设立“东北国企改革先行试验区”。东北开放应有新的战略举措，建议实施“广义一带一路”战略和设立“中国（东北某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并通过“手臂延长方略”，推进沿边地区的开发和开放。

东北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振兴东北是国家新时期的重大战略之一。但东北问题相当复杂。自1979年笔者第一次参加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组织的“东北结构调查”以来，36年间多次前往东北。2015年8月，笔者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之路做了一次新的调研，深感振兴东北问题之艰巨。现根据自己实际调研体悟，提出“东北再振兴”命题，并进行探讨。

从国家大局看东北的地位

从国家发展、改革和开放的大局，来审视东北战略地位，可概括为三句话：“从发展看东北，东北是短板；从改革看东北，东北是难点；从开放看东北，东北是前沿。”

——从发展看东北，东北是短板。今年7月中旬，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东北吉林，一个重要的任务，是讨论国家“十三五”规划的思路问题。与“十二五”规划不同，“十三五”规划有可能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这是形势使然。预计在整个“十三五”期间，全国平均经济增长率将在6.5%以上。但近年东北三省经济增速下滑，如2014年，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已下滑至5%左右；2015年上半年三省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居全国后5名之列，成为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板”。东北增长率下滑如此之猛，是“非常态”，不是“新常态”，不能把“新常态”庸俗化。

——从改革看东北，东北是难点。改革到现在已经37年，成绩不小，但有些“硬骨头”并没有啃下来，“攻坚”任务更艰巨。虽然东北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产业优势，但就经济体制而言，作为计划经济的“大本营”，直到今天，国有经济改革依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民营经济很不发达，成为全国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地区。

——从开放看东北，东北是前沿。自2014年初爆发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因为受到欧盟的阻遏，已出现“东进”迹象（当然也不会完全放弃西线），其“远东联邦区”开发升温，东方论坛与彼得堡论坛东西并起。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美、俄、日、韩等国之间也出现新的组合和博弈。中国“9·3阅兵”，韩国总统朴瑾惠不顾美国压力，毅然参加活动，是东北亚局势的最新动向之一。此外，伊朗核问题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世界的目光将转移到东北亚地区。以朝鲜建党70周年为标志，中朝关系似有升温迹象。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的东五盟，位于东北亚的核心地带，临俄罗斯、朝鲜、蒙古、日本、韩国，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要站在全球角度，看待东北的战略问题。

“东北病”在哪里：体制、结构、发展方式“综合症”

自2003年10月“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恰值全球经济处于“大稳定”时期，国内经济也处于上升期，再加上政府加大对东北的投资（东北三省全社会固定资产年度投资额由2003年的4212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46096亿元），使得东北的经济经历了一段快速的发展阶段，但深层的内在矛盾被掩盖下来。

近年来，在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原来的体制病、结构病“水落石出”，再叠加人口等多种问题，使得东北的发展速度逐渐放缓。尤其是钢铁、煤炭、石化、建材等几大行业下行压力较大，整个东北进入增长动力缺失期，经济面临巨大困难。

透过东北经济下行压力的表层现象，探讨其深层的问题，笔者以为，是根深蒂固的“体制病”“结构病”“发展方式病”三种“病”在作怪。

一是“体制病”：在“国”“民”关系上，国有经济的比重过高（2013年，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规模以上国有企业资产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的比重分别为64.69%、54.09%和45.8%。如果包括“央企”分布在东北的资产，则国有比重更高），而民营企业不发达；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政府权力存在明显的越位，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同时，在企业内部，企业家的作用和职工的积极性也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企业家市场氛围不浓。

体制病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经济体在具有足够弹性和韧性的条件下，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但在东北，由于市场体制尚不完善，经济体资源配置的灵活度不足，自我修复能力比较弱，“僵尸企业”无法顺利退出，阻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是“结构病”：服务业发展滞后，重工业超高。

首先是服务业发展滞后。究其原因，一是消费需求减弱。从东北三省最终消费占全国比重的变化来看，1993-2013年20年，黑龙江省由3.66%下降到2.65%，吉林省由2.09%下降到1.83%，辽宁省由4.62%下降到3.73%。而在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比重下降：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之总和）的比重，1993-2013年20年，黑龙江省由83%下降到62.49%，吉林省由83.68%下降到68.39%，辽宁省由80.02%下降到78.89%。二是服务业供给减弱。据调查，2013年，整个东北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37.6%，比全国平均水平（46.1%）低8.5个百分点，而2010年同样比值为低6.3个百分点。可见，供给方有逐步减弱的趋势。此乃“结构病”之一。

“结构病”之二，由于历史原因，东北三省二产比重过高，二产中重工业超高，其增加值占工业比重70%以上，尤其是煤炭、石油、钢铁、有色金属等“原”字头比重过高，而新型工业发展滞后。这都属于结构调整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是“发展方式病”：拼资源、拼资金、拼人力、拼设备，增长方式粗放。东北“投资驱动型”经济特征明显，技术创新对发展的推动作用较弱。虽然东北高校众多，研发力量并不弱，但高科技产业却没有发展起来，这很耐人寻味。原因在于创新动力不足。据了解，2013年，东北地区研究与试验（R&D）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1.3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77个百分点。尤其是在信息革命时代，虚拟经济发展不够，而一部分同志却认为“虚拟经济发展过头”。

东北改革应瞄准“国企攻坚”

东北经济困境，不是依靠上多少基建项目或资金扶植就能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体制问题，而其要害在国有企业改革。几年来，东北改革的“攻坚”之战打得十分艰苦，在一些方面改革处于“胶着”状态。要走出发展的困境，必须以“壮士断腕”之气魄，“啃国企改革硬骨头”。要突破其中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掣肘，确立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让企业按照市场规律而不是靠政策的优惠来获得竞争优势。

首先，要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根据笔者调查，迄今东北地区的国有经济布局颇不合理，需要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具体可按照“做优、祛劣、提升中间”的分类思路推进：所谓“做优”，就是把优质企业做大做强；所谓“祛劣”，就是祛除劣质的企业，妥善处理“僵尸企业”，这些“僵尸企业”是东北经济的“毒瘤”，已经吞噬了并且继续吞噬着大量的宝贵资源，必须以壮士断腕的魄力予以切除；至于中间状态的企业，要提升素质和市场竞争力。

第二，扭住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个“牛鼻子”。国企应集中于安全类、公共产品生产和服务类、命脉类和特定任务类等主要经营业务，其他非主营业务领域可向社会和民营资本开放。至于商业类即竞争较充分的领域，应明确提出“三可”：国资“可控、可参、可退出”，让出一定空间让民营资本进入。笔者在调查中得悉，东北和外地的民营企业家对待“混改”多有疑虑，唯恐出现“关门打狗”之事，堕入“混改”的陷阱。鉴于此，在这些竞争性领域，可以明确民营资本入股可以掌握控股权，以防止被国有企业“同化”。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要吸取经验教训，既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侵吞国资，又不能借混合所有制，侵吞民资。要防止混合所有制“异化”，尤其要警惕一些腐败分子“假借改革以营私”，然后“倒打一耙”，把“异化”的帽子扣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制度设计上。

第三，推进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革。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公司层面对董事会的决策作用和经理层的管理作用重视不够，特别是企业家作用较弱。这个层面的改革严重滞后于资产运作层面的改革。随着引进战略投资者、多元化股权、员工持股等改革的实施，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革突出出来，建立公司现代治理结构迫在眉睫。

第四，建议设立“东北国企改革先行试验区”。鉴于国企改革的严重滞后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不能再“一般”按常理“出牌”，必须要有“不一般”非常之策、非常之举。因此，建议设立“东北国企改革先行试验区”，像当年邓小平同志在深圳搞经济特区一样，在东北也“画一个圈”，让圈内的国企“杀出一条血路来”。

东北开放应有新的战略举措

新阶段，东北的对外开放面临新的情况，要有新的举措。

第一，积极推进“广义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不只是中国人的创造，而是周边几十个国家人民共同创造的；“丝绸之路”不只是指向西，而且也向东（笔者看到在长白山二道白河镇天福街上，就有唐朝时期“东方丝绸之路”的石头标记）；“一带一路”不只是经贸交流，而且包括人文交流。东北的朋友应该意识到“一带一路”跟整个东北亚的关系非常密切，要想办法把“丝绸之路”和俄罗斯的“亚欧之路”，蒙古的“草原之路”等其他国家的发展战略衔接起来。在中国境内称“丝绸之路”，到外国那边，可“一路两名”，人家有人家国家的名，要尊重多元文明。

第二，通过“手臂延长方略”，推进大图们江地区的开发和开放。2015年8月5日，笔者曾到中朝边境，了解中朝共同开发和共同管理的罗先经济贸易区的情况。通过共同合作共同管理，中国获得朝鲜罗先区若干码头50年的使用权。中国从中朝边境的圈河口岸到罗先区港口修建50公里公路，我称之为“手臂延长方略”：“公路相当于手臂，港口相当于巴掌”。通过“手臂延长”，使“近海而不沿海”的吉林通往日本海和太平洋。其他口岸也可采用“手臂延长方略”。

第三，发挥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在对外开放中的作用。装备制造业力量雄厚，是东北地区的一张“王牌”。7月份习近平同志到吉林调研，考察了两家装备制造企业。第一个是中车长客，第二个是长春一东离合器公司。随着中国下一步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高铁、核电等装备成热门商品。东北地区应抓住这个历史难得的机遇，成为整个国家参与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的“新支点”。

第四，建议设立“中国（东北某地）自由贸易试验区”。要加强对TPP的研究，TPP即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TPP协议将提出诸多挑战：（1）要求取消国企的超国民待遇；（2）要求政府“中立化”；（3）要求处理好劳资关系；（4）要求做好环境保护；（5）要求保护知识产权。中国已经创建4个自由贸易区，实际是对TPP进行超前的局部试验。考察中笔者发现，沈阳机床将全球总部设在上海，新松机器人公司也将研发总部设在上海。为什么东北优质企业将总部迁出东北？繁琐的行政审批手续是原因之一。建议国家在东北设立一家“中国（东北某地）自由贸易试验区”，以避免本土企业外迁到其他自贸区现象再度发生。

东北发展应实行“创新双驱动”

东北要加快发展，但对“发展”的内涵要准确认识。发展既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人的发展”。习近平同志在东北讲，要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基于此，笔者在此提出“创新双驱动”战略：一则，通过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二则，通过创新，驱动人自身的发展。

未来一、二十年，中国经济的历史定位是：由工业化“中后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变。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也要有新的产业追求。具体来说，东北要通过创新，驱动以下几大产业：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高端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工程、新材料技术、节能环保业、新能源业和新能源汽车业等，这是东北的希望所在。二，现代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东北的短板是生产性服务业。一些工业企业，要由传统制造商，转变为“现代工业服务提供商”。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健康产业可成为服务业的龙头产业。三，海洋产业。中国过去缺乏海洋意识，黑龙江、吉林本有辽阔的海岸线，但近代以来陆续丧失了通往太平洋、日本海的海岸线和出海口。未来国际竞争的重点在海洋。辽宁海岸线比较长，发展海洋产业具有优势，应大力发展渔业、海洋资源、港口建设、临港产业、海上旅游等。海洋经济将来是辽宁的一张“新牌”。

新的科技力量正在催生一批新人，他们对人生价值的精神追求远远超出对物质本身的追求，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今年8月份笔者在东北调研，接触到的多是本地人，极少遇到东三省之外的人才，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东北地区人才现状。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呼唤“创客”，即一代有创新精神、创新行为和创新业绩的新人。要让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的“心灵放飞”，给他们“自由生长”的空间，将“人”从旧体制无形的“笼子”里放出来。千千万万个“创客”崛起之时，就是东北活力四射之时。

【参考文献】

①常修泽：《包容性改革论——中国新阶段全面改革的新思维》，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版。

②常修泽：《人本型结构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新思维》，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版。

（作者：常修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导，著名经济学家）【来源：《人民论坛》2015/11/上】